清朝最後一位鐵帽子王，他的死改變了大清國運

大清享國267年中，共有12位鐵帽子王（世襲罔潛王爵的俗稱，鐵帽子王比一般親王享有更優厚的待遇），其中8位是開國元勛，其餘4位則是在清兵入關之後，因功勛卓著而受封，且均為皇室宗親。但晚清也有一位非皇室宗親而獲封親王爵位，且詔「世襲罔潛」的蒙古族將領，也算是「鐵帽子王」了，即是僧格林沁，時人稱僧王。慈禧曾這樣評價僧王：「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國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亡」。為什麼慈禧對他有如此高的評價？甚至涉乎大清存亡？

其一、僧王力挽危局，救大清於水火之中。僧王是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胞二弟哈布圖·哈薩爾26世孫，蒙古博爾濟吉特氏，善騎射，晚清名將。15歲奉命御前行走，賞戴三眼花翎；道光時領侍衛內大臣等職拱衛京師；咸豐時督辦京城巡防，兩年內全殲太平天國北伐軍，活捉驍勇善戰的北伐軍將領林鳳祥、李開芳；抗擊英法聯軍，主張調用全國之兵力把西方侵略者趕出國門，在大沽口保衛戰中擊傷英海軍司令賀布，迫使英法聯軍軍艦撤走，取得自1840年來西方列強侵華以來中國軍隊抵抗外辱的第一次重大勝利。同治元年（1862年）授予其節制直、魯、豫、鄂、皖五省兵馬之權，與湘軍統帥曾國藩被時人稱為「南有曾帥，北有僧王」，兩人一起支撐著搖搖欲墜的大清江山。遺憾的是，1865年，僧王所部精銳在山東曹州中了捻軍埋伏，全軍覆沒。僧王一死，大清國運就此改變！

其二、大清之滿蒙貴族中，再也沒有可領兵作戰之人物。清史稿給僧王的評語是「有清藩部建大勛者，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著名學者震鈞評價僧王曰：「生平中節，可與定邊超勇親王並峙」、「僧王蒙古鐵騎，馳逐中原，可謂勇矣」。清廷稱他忠勇朴誠，是朝廷可倚重之「長城」。慈禧更視僧王為大清存亡之關鍵，「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國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亡」。1865年僧王戰死沙場，死訊傳至朝廷，清廷上下一片震驚，皆以失去「國之柱石」。從此，滿蒙貴族中再也拿不出一位能衝鋒陷陣的軍事將領；軍事上弱勢，更削弱了政治層面的博弈籌碼，滿清皇室無可依靠，只能更多倚仗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人實力派們多多「公忠體國」了。

其三、滿清皇室再無可用之師制衡湘軍勢力。僧王死後，大清只剩了「南曾帥」一人，權力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曾帥一家獨大。此時，湘軍剛攻破天京不久，兵鋒正盛，國內無人可與之匹敵；其將領、幕僚、門生乃至天國降將均建議曾國藩取代大清，自立為帝。例如，李元度曾寫贈聯：「王侯無種，帝王有真」。那麼，當時可否有制約曾國藩湘軍的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李鴻章雖然個性十足，但其所部淮軍出自湘軍，且尚未成規模，清廷自然靠不住。滿蒙軍事貴族除僧王之蒙古鐵騎外，其餘均已腐朽不堪，不足為慮；北方的八旗和南方的綠營更不值一提，從其屢屢被太平軍吊打的事實可以看出。

總而言之，僧格林沁死後，作為國家正規部隊的八旗和綠營已名存實亡，湘軍、淮軍等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武裝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而且幾乎沒有任何制約力量。如此一來，晚清中央政府的權威便大大降低，對地方封疆大吏幾乎喪失了控制能力，八國聯軍侵華時出現的「東南互保」便是最有力的證明；大清的國運也因此而改變，再無權威可言，再無復興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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