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跨國婚姻的態度，丈量了一個社會開放的程度

天下 02-28

Mildred和Richard Loving夫婦

導讀：「誰與誰結婚」——這些看似不過是個體層面的選擇，同時承載折射著深遠的社會意義。

作者：周韻，社會學博士。

1958年一個七月的清晨，在收到匿名線報後，三名弗吉尼亞警察闖進了Mildred和Richard Loving的卧室。當他們質問黑人女子Mildred和白人Richard是什麼關係時，Mildred Loving答道：「我是他的妻子。」——卧室的牆上，掛著這對年輕夫婦不久前在華盛頓特區獲得的結婚證書。然而警察告訴他們，這張證書在當地不過一張廢紙。

根據弗吉尼亞州《1924年種族完整性法案》（Racial Integrity Act of 1924）中「禁止種族通婚」的法條，跨種族婚姻與性行為（特別針對白人與「有色人種」的結合）違法，可被處一至五年監禁。Loving夫婦被捕，在之後的判決中，他們被處一年監禁、暫緩執行——緩刑的條件是這對年輕人必須離開家鄉弗吉尼亞州，並且二十五年內不得返回。

五年後，Loving夫婦回家探親時，被以「共同旅行」的理由再次逮捕。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幫助下，Loving夫婦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1967年6月12日，最高法院通過對Loving v. Virginia一案的裁定徹底廢除了反對種族通婚的法律——因為Loving v. Virginia裁定里程碑式的地位，6月12日成為Loving Day，以紀念慶祝那些跨越種族邊界的愛、家庭、親密關係。

在Loving v. Virginia裁定五十多年後，美國社會跨種族婚姻的模式與趨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研究報告：2015年的新婚伴侶有17%是跨種族結合，這一比例是1967年時的五倍多。而在2015年的所有已婚人士里，每十對中就有一對伴侶雙方來自不同種族。與此同時，人們對跨種族婚姻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調查，有39%的成年人認為跨種族通婚對社會是有益的——這比僅僅七年前就上升了15個百分點。

在社會學與人口學家看來，「誰與誰結婚」——這些看似不過是個體層面的選擇，同時承載折射著深遠的社會意義。人們建立親密關係、組成婚姻家庭的過程，也是一個將「外人」接納入最親密的私人空間之中的過程：

人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接受不同種族背景的「他人」作為結婚對象，指示著一個社會中不同種族群體間的邊界和隔離在多大程度上可被消解；哪些種族背景的人更容易（或是更不能夠）被接納、跨種族婚姻中伴侶雙方是否被看作是平等的、人們如何面對誕生於跨種族結合的孩子，指示著一個社會中人們面對不同種族群體時，態度中潛在的差序判斷與歧視；對跨種族婚姻中的男性與女性是否存在評價上的差異，指示著一個社會中人們如何定義、想像、維護性別關係。跨種族婚姻因此可謂是社會多元化程度的一個晴雨表。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妨來觀察一下中文語境中常見的一些圍繞跨國與跨種族婚姻的話語，以及其中折射和捍衛的是什麼樣的種族與性別秩序。

紀錄片《我從非洲來》播出後停播前引發了一些觀眾極大的不滿：這些惡評中很大一部分，火力全開直指記錄片中對中非跨國婚姻的呈現。

其中一類評論的著眼點集中在這些夫婦生育的孩子：要麼是微妙地讚歎著孩子「竟然不那麼黑」可見中國母親「基因強大」，要麼則是直白地擔憂中國家長「基因不夠強大」，並進一步「憂心忡忡」倘若出現越來越多像片中那樣的中非跨國婚姻、未來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黑皮膚孩子——而這些，都已經是相比而言極其溫和的措辭了。而與此相對應，當人們談論「混血萌娃」、將「長得像混血兒」當成一種對外貌的讚美時，默認的形象，則是有一部分白人血統的孩子。

《我從非洲來》

然而，針對中非跨國婚姻中誕生的下一代，不管這一類話語措辭看上去多麼溫和甚至自以為帶著「為了生出的孩子好」的「善意」，針對特定的跨種族婚姻時，這些立足於「基因」「血統」的話語背後是極其醜陋和危險的歷史。

在被徹底推翻前，美國歷史上的反種族通婚法條特別限制的是白人和「有色人種」的結合：主要針對黑人，在亞利桑那、加利福尼亞、猶他等十六個州，也包括亞裔。這樣的法條本質要維護的是一種建立在歧視基礎上的種族秩序：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的婚姻和性關係，被看成是一種對「血統」的「污染」。種族通婚被看成是「不正常」「違反自然規律」的。在反通婚法條的執行中，非白人的那一方受到的是更嚴苛的處罰：就以Loving夫婦為例，兩人第一次被捕時，白人Richard被關押一晚後即被釋放，而當時已經懷孕的Mildred則在監獄中度過數天。此外，還有許許多多黑人，因為（被懷疑）與白人發生性關係，遭私刑處死。

近代史上另一套著名的純血統論與反通婚法案誕生在納粹德國。1935年納粹德國通過《紐倫堡法案》。其中，《保護德意志血統與榮譽法》禁止猶太人和非猶太裔德國人通婚，並將兩者之間的性行為定義成「種族污染」。同時，為了「防止污染」，《保護德意志血統與榮譽法》禁止猶太人僱傭45歲以下的非猶太裔德國女傭。在納粹德國，對「種族污染」的處罰是強制勞動：許許多多生命因此湮滅在了集中營之中。

「以史為鑒」「遺忘歷史必將重蹈覆轍」——類似的話說到現在已經太像老生常談，然而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正是：當我們以「優生學」「純血統論」的基調，去評判什麼樣的婚姻合適或是不合適、什麼樣的伴侶能夠或不能被接受，這裡的底色，是對人種存在所謂優劣區分的推崇認可——而恰恰是這種「推崇認可」，在許多時候構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清洗、慘絕人寰的人道主義危機的基礎。

所謂種族差異，在很大意義上來自於社會文化不斷建構的一種區別。不同群體間邊界的生成與延續，並不是「天降鴻溝」「自然規律」理當如此，而是來自於人們在不斷試圖區分「自己」與「他者」這一過程中的一再強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人類歷史上，從來不缺少著眼於膚色、面貌、文化、習慣等等「不同」而進行的殘殺與迫害。在這些對「不同」的執著里，人之為人，那些更為重要的相似、那些對共有的人性的認同被徹底抹煞。

而另一類對跨國和跨種族婚姻的評判，則帶有明顯的性別區別。

《我從非洲來》因為呈現跨國婚姻而遭受的眾多攻擊里，一個重要的矛頭是紀錄片中的家庭組成模式往往是中國女性和非洲男性的結合。相應的，2018年春晚小品《同喜同樂》中，當是一個非洲姑娘渴望要嫁給中國男人時，得到的反應相比之下就寬容溫和了許多。圍繞跨國和跨種族婚姻，是「外嫁」還是「外娶」，話語往往截然不同。

每年春節時，都有一類報道頗值得玩味。僅看今年，從中國日報網報道湛江「洋媳婦」懷著身孕擠春運「痛並快樂著」，到新華社報道美國白人姑娘回安吉農村「婆家」體驗民俗活動，新聞故事津津樂道「洋媳婦」「回鄉」過中國年的故事：並且，這裡的敘事軌跡大同小異，著眼點往往在「洋媳婦」如何入鄉隨俗、如何吃苦耐勞。

此外，在介紹這類中國男性和外國女性的婚姻結合時，另一個常見的切入點在於強調這些外國女性如何「不拜金」（就好像「洋媳婦」過年的新聞往往落腳點在「回村」）：比如，2016年中國日報網引用光明網報道中非跨國婚姻時這樣說：「在非洲娶個老婆，可能只需要人民幣1000元就搞定了，最重要的是丈母娘也不要求有房有車」、「和非洲女人結婚，對中國的普通工人來說，經濟壓力小多了。」

再比如，更早一點，新浪微博的熱門話題里有一條「學渣逆襲烏克蘭女神」，話語間強調娶了烏克蘭妻子的男人來自普通工薪家庭、配上一張妻子身著比基尼擀麵的照片，導語是「他說娶外國女人比娶中國女人容易，不用拼爹拼票子」，評論里不乏「勵志」「人生贏家」「後悔沒去烏克蘭」的呼聲。

對於這部分進入跨國和跨種族婚姻的中國男性，輿論反應中少見「崇洋媚外」「數典忘祖」之類的評論，相反，倒是多了一種微妙的、對中國男性娶到「洋媳婦」十分「有本事」的欣羨讚美：頗有一些「抱得美人」揚我國威的味道——而「崇洋媚外」「數典忘祖」之類的批判，恰恰在針對「外嫁」的女性（無論伴侶是哪國人）時，屢見不鮮。

在面對跨國和跨種族婚姻時，這些對「外嫁」和「外娶」的區別性評價，根植於父權制倫常結構下對女性地位和角色的設定：在父權制的性別關係下，女性不是一個個獨立的、有自主意識、選擇、追求的「個體」，而被籠統的當成本國本族男性的「所有物」：她們的身體是「資源」、是「戰利品」。在這樣一種對性別關係定義和想像中，女性一旦選擇跨國和跨種族婚姻，便會被當成一種對本國本族（男性）的「背叛」。

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將本國本族女性視為作為「資源」的「所有物」，才會有聲音似乎理直氣壯地質問：在國內已然出現「光棍危機」的情況下，為什麼紀錄片還「正大光明」地呈現跨國婚姻，似乎在鼓勵中國女人「外嫁」——大有一種「地主家也沒有餘糧」，竟然還能縱容「肥水去流外人田」的架勢。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將異國異族女性視為作為「戰利品」的「所有物」，在面對男性「外娶」的跨國跨種族婚姻組合時，才會更加寬容，並格外熱衷於強調這些男性看上去的物質條件普通、以及他們娶到的女性如何「不拜金」，據此進一步建構一種「有本事好兒郎」的想像：在這樣的想像里，「好兒郎」不費一兵一卒就能攻城掠地，輕而易舉就能拿下對家城池。

而當女性被視為「資源」和「所有物」時，對於她具有的「功能性」強調，便超越了對於她作為一個「人」的認可：無論是婚姻還是生育決定，當為家庭族群延續後代被視為女性的「責任」——她有「責任」保證某種血統純粹的延續：這就又進一步強化了前文提到的成問題的「血統論」。

跨種族婚姻被視為一個社會多元化的晴雨表——當來自不同群體的個體能夠平等地進入對方最親密的個人空間，一個社會對「不同」的接受與融合在微觀與日常的層面上，得到了最直觀的展現。通過這樣的接受與融合，我們方能看到作為「人」、而不是作為資源、戰利品、所有物的「人」；我們方能看到超越了外貌膚色、生活習慣上的「差別」，人之所以為人，在更廣義層面，共有的人性和共通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