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條約的另一面，其實是中國如何適應全球化的歷史大趨勢

文/袁南生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其他國家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被普遍認為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與《望廈條約》《黃埔條約》構成了中國不平等條約體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通過這三個不平等條約，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三個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在中國取得了自由對外貿易的通商權與片面最惠國待遇；取得了協定關稅的權利；取得了在華傳教、租地建房的權利；取得了領事裁判權；取得了部分中國領土的占有權。

此後，列強強迫當時的中國政府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先後取得了內河航運權和鴉片貿易合法權等權利。這些不平等權利構成了中國最早的不平等條約體系，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平等條約的概念最先在1920年代由中國國民黨提出。1923年1月1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其中有「與各國立不平等之條約。至今清廷雖覆，而我竟陷於為列強殖民地之地位矣。」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政綱，在對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的政策。1924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表《第四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不平等條約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負面作用，無論怎樣評價，都不會過分。

顯然，上述對不平等條約的評價，是從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主題和歷史任務是救亡圖存出發的，但中國近代以來還有另一個社會主題和歷史任務，那就是中國如何適應全球化的歷史大趨勢，如何走向近代化，如何融入國際社會。從這個視角出發，筆者認為，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近代史上還起到了另一種作用：不平等條約與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分不開；與中國從朝貢外交向現代外交轉軌分不開；與中國人談判意識和條約意識的加強分不開。

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作用。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過程。在馬克思看來，大工業的出現必然引起商品交換的擴大，而商品交換擴展到世界範圍則形成了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各個國家、民族連為一體，形成世界歷史。馬克思說：「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全球化首先是經濟全球化，它以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產生為開端，至今歷經一百多年。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資本、勞動力的大規模的國際性流動，各國家各地區之間利益的相互交織成為全球化時代的重要特徵。毫無疑問，沒有鴉片戰爭以來所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或遲或早也會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之中，但實事求是地說，大清王朝的基本國策同全球化是背道而馳的。當時，西洋商人只許在廣州一地開展對華貿易，即所謂一口通商制度。只允許外商在夏秋兩季與中國政府指定的廣州的十三家商行做買賣，期間，他們只能在十三行住，不能隨便出遊，不能坐轎，不得帶外國婦女，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生意做完了，必須到澳門去住。《南京條約》確定五口通商後，當時國人看重的是開放通商口岸如何不好，允許洋人做生意如何不好。按中國第一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外交史學家蔣廷黻在其名著《中國近代史》中的論述：「當時的人對於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範，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後來的禍根。五口之中，他們又以福州為最重要，上海則是中、英雙方所不重視的。」

《南京條約》雖然確定了五口通商，但這並不等於中國因此自然而然地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軌道。從1848年以後沿海開放口岸的紳民和地方官極力反對洋人入城就說明了這一點。《南京條約》訂立後，廣州、福州等地因拒洋人入城經商引起了一系列的糾紛。在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看來，既然已訂條約，就必須嚴格遵守，利用人們狹隘的愛國心理組織所謂反入城鬥爭，是非常愚蠢、不足為訓的，必須堅決勸導制止。郭嵩燾認為不準各國人民自由出入、遊歷交往是蔽於一隅的偏狹之見。因此，洋人到中國各地經商和遊歷是宜加保護的正常活動。但是，當時國人閉塞，因而阻止洋人入城的鬥爭往往都很激烈。郭悲憤地寫道：「自辦理洋務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則開一釁端。」洋人連城都不能入，自然無所謂今天的「招商引資，築巢引鳳」，更談不上融入經濟全球化。列強以《南京條約》為依據，不斷要求將五口通商落到實處、不斷運用種種手段擴大通商口岸的過程同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一致的；當然，這種融入，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同中國一步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過程也是一致的。無論是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還是中國一步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當時的中國都不是主動的，都同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分不開。

就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來看，五口通商實際上邁出了第一步。單純就經濟貿易的開放而言，五口通商顯然有利於中國沿海開放地區的現代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李揚帆博士說得好：「在反對入城的問題上，實際上晚清社會面臨兩個難題：一是到底接受開放的事實還是一味地頑固封閉到底？二是愛國的舉措和頑固的封閉之間是否應該作更為理性的、詳細的區分？因為反對入城的理念背後，實際是堅持天朝朝貢體制的舊規矩：只有朝貢使臣才能入城。反對入城透露的信息就是拒絕開放，拒絕負責任地履行國家承諾的義務，在力量不如人的時候，更加惡化中國本已經惡劣的國際環境！」當時，不平等條約雖然整體上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反對不平等條約的鬥爭整體上是愛國之舉，應該肯定，但不平等條約中允許通商，允許旅遊的規定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由之路，是時代發展的需要。如果因為反對不平等條約中某些合理的條款，比如本身是互利的入城和開放口岸條款，從而導致更大的侵略，更大的侮辱，那就是得不償失的非理性選擇了。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人稱之為「通商戰爭」）沒有轟開中國的大門，《南京條約》關於五口通商的規定拖了十餘年基本上仍然只是落實在紙面上，於是，第二次鴉片戰爭隨後爆發。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伴隨著西方列強侵華戰爭的炮火，一個個不平等條約用國人的血淚記載了這一段歷程。

摘自《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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