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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實錄嗎?——朱子以史視《春秋》說之理論困境及元儒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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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基於其「聖人」觀念而反對前儒文辭褒貶與史例褒貶之說,並通過吸收左氏家說及提出「據實直書」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視《春秋》說。但其說無法擔保聖人之意與經義的關聯,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聖人「有意」作經,「筆削」魯史而成之的立場上。這一理論困境反映出朱子實際上並未真正突破漢唐《春秋》學的「辭」「義」詮釋模式。隨著宋元鼎革,這一困境成為元代《春秋》學家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吳澄、程端學主張《春秋》「非常而書」,藉由詮釋進路的轉換以證成朱子之說。黃澤則將「據實直書」整合為獲取《春秋》書法的環節,趙汸通過「策書之例」與「筆削八義」的提出,進一步將「直書」置於《春秋》書法系統中,以此實現對朱子理論困境的解決。

一、朱子以史視《春秋》說之建立

朱子《春秋》學最大的特點即以史視《春秋》,這一觀點的建立首先源於對《左氏》一脈重史傳統的吸收。眾所周知,在《春秋》三傳當中,《左傳》擅以史說經,漢唐左氏家延續和發揮其說,主張《春秋》為史。朱子鑒取其說,認為「《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不過,與漢唐左氏家以孔子為史家不同,朱子認為孔子乃聖人,「是人倫之極」。因而,他並不接受左氏家《春秋》為史書,孔子為史家之觀念。基於對「聖人」觀念的理解,朱子對《公》、《榖》、今文家之文辭褒貶及左氏家之史例褒貶展開批判,為其以史視《春秋》說之建立掃清障礙。其建立以史視《春秋》說的方法論基礎則是所謂據實直書而善惡自著說,他認為孔子作《春秋》「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瞭然在目」,聖人筆削魯史「而其義大明」。

二、直書還是筆削?——朱子以史視《春秋》說之理論困境

但值得思考的是,摒棄了文辭褒貶和史例褒貶等於既否定了孔子通過文辭表達其意志,也取消了史家意義上的孔子之意,而「據實直書」實為史學方法,從詮釋學角度來看,「據實直書而善惡自著」的說法是將文本意義的顯明(善惡之著)訴諸於「讀者領悟之意」(「自」著),但聖人「筆削」而「其義大明」所指向的則是聖人之意與文本意義顯明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其說並不能為聖人作經不同於史家著史的觀點提供有效辯護。那麼,聲稱《春秋》為「聖人」之「作」如何可能?雖然朱子認為「聖人」筆削魯史「而其義大明」,但即便是「聖人」,在採用相同著述方法——據實直書——的情況下,很難說其所著錄與史家記載之間有何語義上的差別。而按照「據實直書」的原則,必然邏輯地導出《春秋》為史書,孔子為史家的結論,但這是朱子無法接受的。事實上,除了將聖人理解為理想人格的化身,朱子亦曾繼紹公羊家「素王」之說,而這等於又承認了孔子之意對經文的決定性。實際上在面對弟子蔡元定(字季通,1135-1198)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意、無意的質疑時,朱子即退回到孔子有意作經,「筆削」魯史而成之的立場上。這一理論困境反映出朱子實際上並未真正突破漢唐《春秋》學的「辭」「義」詮釋模式。

三、元儒之解決方案——以吳澄、程端學、黃澤、趙汸為例

由於南宋以後朱子的特殊地位,加之元代將程朱經註定為科舉程式,而偏偏朱子於《春秋》無成書,這一狀況使得據程朱——尤其是朱子——之說統一經義成為元代《春秋》學之首務,而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朱說之理論困境。

)非常而書:吳澄、程端學的解決方案

吳澄、程端學皆朱子四傳,在繼承朱子「據實直書」說的同時,他們主張《春秋》所書皆「非常」之事。其說一方面保證了以史視《春秋》之合理性,同時由於所據之「實」乃聖人所選定,這意味著《春秋》之事皆是聖人之意的承載者,由此即可重建聖人之意對經義的決定性。可見,其對朱子以史視《春秋》說理論困境的解決是通過詮釋進路的轉換得以實現的。

(二)由史法以通書法:黃澤、趙汸的解決方案

黃澤的《春秋》學繼承了朱子以史視《春秋》說,對其理論困境亦有自覺,主張在直書與筆削、文辭褒貶與「聖人」觀念之間進行折衷和綜合。他認為《春秋》既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又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他認為後者是聖人借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對前者則採取了一種「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的思路。其門人趙汸承續這一以史法通書法的理路,將黃氏所謂史法、書法建構為「策書之例」與「筆削八義」。「策書之例」即《魯春秋》的著述原則,「筆削八義」即孔子修訂《魯春秋》之八條原則。由於策書之例實際上對應於「筆削八義」之「存策書之大體」與「辭從主人」,因而,作為策書之例的直書史法亦從《魯春秋》的著述原則而被置於《春秋》書法之中,以此實現對據實直書的堅持和聖人之意與經義關聯的重建。不過,從詮釋模式的角度來看,由於黃、趙之方案是站在書法(筆削文辭)的立場來整合史法,因而其亦如朱子一樣並未突破漢唐《春秋》學的「辭」「義」詮釋模式。

(原載《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有刪減。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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