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百天

作為二戰的親歷者，托蘭認為「也許，在人類的歷史上，再沒有另外的一百天，會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戰場上的最後一百天更為舉足輕重，更為影響深遠。」因此，他在《最後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國覆亡記》中將讀者真正置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百天的歐洲戰場。雅爾塔會議、雷馬根的突破、德累斯頓大轟炸、希特勒在地下堡壘中最後的日子不再只是抽象的歷史名詞，而是一幅幅在我們面前展開的驚心動魄的歷史畫卷。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筆從宏觀和微觀上呈現出歐洲戰場的最後一百天：不僅勾勒出美、英、蘇三國之間波詭雲譎的政治博弈以及各方勢力對戰後世界秩序的構想，第三帝國大廈將崩之際，納粹政權內部的掙扎，也講述了被洶湧的歷史大潮裹挾著前進的戰俘、士兵、平民的命運。

1990年10月，約翰·托蘭在參加一次會議時發表了題為「活的歷史」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回憶了自己曾經因為著作《日本帝國的衰亡》去康涅狄格州領獎。當晚請來的主要演講者是在美國歷史學界獨樹一幟的巴巴拉·塔奇曼。她注意到托蘭的日本妻子壽子，便走過來對托蘭說：「我看你已經被日本化了。」托蘭半開玩笑地回答：「早該如此了。」

接著，塔奇曼問托蘭為什麼一直在寫有關希特勒的種種。

托蘭解釋道：「我認為希特勒是我們這個世紀（20世紀）最重要的推動者與攪動者，他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人生。我只是在嘗試客觀地講述一個關於希特勒的故事。」塔奇曼隨即表示在歷史寫作中不可能存在絕對的客觀，托蘭則揶揄地回了一句：「巴巴拉，你說的是你自己吧。」

兩位同是出生在1912年的歷史寫作者之間的這次小小的碰撞被約翰·托蘭放進了他闡釋自己歷史寫作原則的演講中。幾乎從第一個單詞開始，托蘭就對包括巴巴拉·塔奇曼在內的美國歷史學界同仁認為自己是一個「納粹」而耿耿於懷。他在還原了那次碰撞之後，抱怨道：「我喜歡她（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也從未批評過她的作品。我真的不明白她為什麼會認為我是一個納粹，難道僅僅是因為一些重要的納粹人士來我家拜訪我嗎？」

事實上，托蘭特意寫出塔奇曼質疑自己的原因是值得人玩味的。作為一位用文學藝術的筆法來呈現歷史經驗與思考的歷史寫作者，塔奇曼的作品常常受到學院派歷史研究者們的詬病，認為其只不過是大眾通俗讀物，根本談不上什麼學術價值，也不會有什麼思考深度。巧合的是，編劇出身，從未接受過正規的歷史研究訓練的托蘭也有相同的困擾。因此，他對塔奇曼的質疑尤為感到困惑與憤怒，就像被一個私下裡引為同道的人背叛了。

但其實，托蘭只是將塔奇曼人云亦云的評價當成了一種「污名化」，而忽視了她提出了一個十分嚴肅的歷史寫作問題，即當你如此深入地進入歷史現場，以至於都被別人當成了「納粹」，你所謂的「客觀性」是否存在。塔奇曼顯然持否定態度，托蘭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但從他最後的「反唇相譏」中，仍然能一窺他對客觀性的堅持。正是受到這種客觀性的引導，托蘭才走上了書寫「活的歷史」的道路。

第一次空襲警報響起，薩羅西尼馬戲場著火

約翰·托蘭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一個傳統的基督教家庭。父親是男中音歌唱演員，母親是藝術家。因為父母的交際圈中大多是作家、戲劇家、藝術家等，所以托蘭耳濡目染，12歲時打就立志做一名作家。他14歲時，曾經名聲大噪的劇作家波特·埃莫森·布朗在他們家寄住過一段時間。布朗經常經常和小托蘭去附近的劇院看電影，每次不等結束就拉著托蘭回到家裡，商量著寫齣電影的結尾，之後再回頭看真正的結尾。他們幾乎每次都覺得自己改編的結尾更精彩。

等到離開時，布朗告訴托蘭以後不管寫什麼，一定不要講述，而要表現出來。

整個寫作生涯，這句話都被托蘭奉為圭臬。但直到1954年，在受人之託撰寫《大飛艇》一書時，托蘭才首次在歷史寫作中實踐了這句話，並從此開始將原先只有一個模糊輪廓，停留在理論層面的「活的歷史」概念慢慢地豐富完善，也開始了他「在歷史中的生活」。

受過良好戲劇訓練的托蘭給「活的歷史」下了定義：

「我將自己面對的每一段歷史都看作是一齣戲劇，並努力讓所有的角色自由行動，不受自己結論的影響。我僅僅只是觀察他們，並試圖從這齣戲劇中找出一些意義。我不屬於任何一方，對所有國家的人都一視同仁。我嘗試弄清楚那些親歷者的動機，而不會考慮他們的官銜與地位。」

托蘭將歷史等同於戲劇就明確了自己從客觀的角度看待歷史的位置。

為了達到這一點，托蘭每次開始一本歷史著作的寫作之前，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埋首於檔案館與圖書館之中，查閱能找到的全部文獻資料以及他人撰寫的相同主題的書籍。隨後，他會跑遍世界各地，對之前分屬不同陣營的歷史當事人進行採訪，以求獲得儘可能多的真實信。托蘭雖然毫不隱晦自己對德國納粹犯下的罪行的憎惡，但在採訪中，他絕不會因為自己的先入之見而放棄對前納粹分子，甚至是那些在戰爭結束多年後仍然信奉納粹主義的人的採訪，也不會根據刻板印象盲目地臉譜化。

德累斯頓大轟炸

在為《突出部之役時》的寫作做準備時，托蘭採訪了曾任納粹德國第五集團軍司令，參加過阿登戰役的哈索-埃卡德·馮·曼陀菲爾將軍與曾經率領一支德國突擊隊去義大利營救過墨索里尼的奧托·斯科爾茲內上校。前者成為了他接觸前德國國防軍人員的介紹人，後者則成為他了解前納粹黨衛軍成員的窗口。從這些坦誠的納粹信徒那裡，托蘭得到了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得以更為全面地了解歷史事件與那些影響深遠的決策背後的邏輯，同時，更加真實地發現他們身上人性的一面。

正如他自己所說：「為什麼我只能依靠那些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事實上，我無法相信那些說自己從未喜歡過希特勒的德國人。」

雷馬根的萊茵河大橋斷裂

有時候這種訪談甚至要冒著生命的危險。為了表現二戰中歐洲戰場的最後一百天，托蘭與妻子壽子花費八九個月的時間遊歷了整個歐洲，走訪了包括「鐵幕」後的東歐五國在內的二十一個國家。他們進入東德尋找戰爭遺迹的時候，曾誤入一座坦克訓練基地，險些被蘇聯士兵抓住。

在返回西德之後，托蘭又因為私自進入東德被CIA盯上，勒令其在首都彙報自己的一舉一動。正是通過這樣細緻深入的收集工作，托蘭才能在極為豐富的史料的支持下寫出《最後一百天：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覆亡記》。這本書也成為了托蘭的第一本暢銷書。

對於托蘭來說，歷史寫作的客觀性除了意味著不局限於從特定陣營的立場出發去展現歷史事件之外，還意味著一種打破宏大敘事的平民歷史視角。而這種平民視角與他自己的生命經驗密不可分。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在耶魯大學戲劇系攻讀研究生的托蘭沒能完成學業。他跟著流浪漢們偷乘運煤的火車從美國東部到西部，到處遊盪了三年，被鐵路警察抓過八次。大蕭條結束後，他去紐約演藝界打過各種零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托蘭應徵入伍，成為了一名陸軍航空兵少尉。他曾經因為帶一個黑人軍官去白人軍官俱樂部吃飯而險些獲罪。對底層民眾的了解與同情讓托蘭總是關注著平民與士兵的命運。

威廉一世紀念堂的鐘樓上烈焰熊熊

在他的作品中，讀者能夠看到被洶湧的歷史大潮裹挾著前進的戰俘、士兵與平民的遭遇，也能看到統治者的一道命令是如何影響普通人的人生軌跡。《最後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國覆亡記》一開篇並沒有寫戰爭的整體局勢，也沒有寫領導人之間的博弈，而是寫了斯特拉格·盧夫特第三戰俘營的盟軍戰俘們得到了蘇聯紅軍即將到來的消息，紛紛收拾起行李，準備全體轉移。一種壓抑的興奮與對未知的迷茫混在一起的奇異情緒瀰漫在整個戰俘營中。

如托蘭自己所說，他總與歷史人性的一面打交道，這些血肉豐滿的人物讓宏大的歷史不再只是數據的堆砌與教訓的演繹，戰爭的殘酷也不再僅僅靠冷冰冰的數字來體現。正是有了他們，歷史才是有溫度的。

如果說不局限於某個特定陣營的立場與打破宏大敘事的平民視角是托蘭遵循的客觀性的內核的話，那麼他的敘事技巧與細節就是客觀性的外在形式。由於讀者與所要展現的歷史時期距離遙遠，所以托蘭為了讓讀者身臨其境就必須要營造出一種歷史時代感。而這種歷史時代感只能通過確鑿的細節才能達成。

細節雖然本身無法表達什麼結論，卻能讓托蘭獲得一個堅實的敘事基礎。這也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在寫每本書的時候，都要親自找到當年的戰場和重要會議的舉辦地，弄清楚歷史人物當時的想法，連當時的衣著與天氣情況都不放過。他將從正式文本、速記的記錄以及當事人的回憶中搜集而來的碎片串聯起來，生動地還原出一個個歷史現場。

在《最後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國覆亡記》關於雅爾塔會議的章節中，托蘭甚至將羅斯福在里瓦幾亞宮款待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晚宴菜譜都列了出來：美國菜與俄國菜的大雜燴。

托蘭在敘事技巧的運用上採用了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的方法。與大部分的歷史著作相同，他主要還是根據時間的線性順序將一幅幅歷史畫卷展現在讀者面前。但是為了讓不了解相關信息的讀者不會受到結局的影響，托蘭只是按照事情彼時彼刻發生的原貌來展現，不會給出任何與「這齣戲劇」的結尾有關的線索或先兆。而在歷史結局已知的情況下，托蘭可能會同意塔奇曼為了保持懸念總結出來的心得：「如果你裝作並未時過境遷，避免受惠於事後諸葛亮的聰明，忍住不要提到之後發生的事件，那麼，懸念自然而然就會自己產生。」

除了線性順序外，托蘭還十分重視不同陣營在同一時刻做出的選擇。例如在《最後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國覆亡記》中，他就運用全境鏡頭式的手法，把同一時間下，不同空間中的人物與事件拼接在一起，引導讀者不急於就某些局部的問題做出武斷的判斷，而是能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歷史人物所做出的每一個選擇以及每一個歷史事件背後的前因後果。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以不斷轉變視角，不斷地打破固有的偏見，見證了所有人在最後一百天中的命運起伏。

不像塔奇曼將所有無法表達的歷史貶得一無是處，托蘭仍然承認那些晦澀難懂的歷史著作與論文存在的價值——但他明確地將其劃歸為「給專家看的書」。托蘭認為大多數歷史作品應該是讀者越多越好的，因此，可讀性是衡量一部歷史作品的重要標準。在藝術世界中浸淫多年的托蘭文學功底深厚。他的文字準確精到，表達清晰，富有感染力，能夠將自己希望讀者看到的畫面展現出來，並讓讀者感受到他希望讀者感受到的情緒。托蘭對遣詞造句十分講究，偏愛用短句和簡單的時態。閱讀他的歷史著作就像讀一本優秀的小說。讀者彷彿親自置身於彼時彼地，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惟妙惟肖。《最後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國覆亡記》描寫希特勒自殺的文字既令人心悸，也讓人唏噓：

希特勒坐在桌前。他身後是一副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在他面前的儲物柜上，放著一張他母親年輕時的照片。他把槍管插進嘴裡，扣動了扳機。他向前撲去，撞飛了一隻花瓶。花瓶擊中了愛娃的屍體，然後落到了地攤上。裡面的水灑出了出來，淋濕了愛娃的裙角。

在寫了七部關於20世紀戰爭的著作之後，約翰·托蘭總結道：「我試圖無黨無派地走進歷史，將書中人物的國籍和意識形態拋在一邊。只想通過普通人經歷的苦難和巨大的想像力來描述戰爭的恐怖和對戰爭的憎惡。通過這種方式，我試圖在對真實孜孜不倦的探求中，用一種主觀的客觀性向讀者呈現活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值得注意的是，托蘭給客觀性加了一個限定詞「主觀的」，但這並不表示他放棄了自己一直堅持的歷史寫作原則。不妨將其看成是通過這麼多年的實踐之後，托蘭對歷史寫作認識的深入與對自己原則的完善。

正如巴巴拉·塔奇曼在《歷史何時開始？》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歷史寫作就是對事件觀察距離、視角和比例的反覆調試。根本就沒有純粹中立的歷史學家，但客觀性也從不排斥觀點與情感。其實，從托蘭決定以戲劇的角度來展現歷史開始，他所謂的客觀性就與自己的生命體驗糾纏在了一起。無論是同情平民的視角，還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相互交叉的敘事方式，乃至於選擇採訪什麼樣的歷史親歷者，採納什麼樣的事件細節，無不體現了他主觀的判斷與獨特的匠心。

從立志當作家的小男孩到決心客觀地展現歷史的年輕編劇，從搭乘火車到處遊歷的流浪漢到著作等身的歷史寫作者，約翰·托蘭從不拿艱深的理論出來嚇唬人，也不板著臉孔想要教訓讀者。他通過由自己的生命體驗所鑄就的客觀性視角，為普通讀者講述了一段段精彩而有溫度的歷史故事。他從未忘記布朗叔叔的那句話：不管寫什麼，一定不要講述，而要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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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出版 | 想像

文| 童瀟驍

編輯| 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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