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之死背後：不僅是資本博弈，剪輯師奇缺是關鍵！
文 | 獨行的獵手
一個古怪的片名，一名已逝的導演，一部4小時的電影，一尊柏林電影節的獎盃。
當然還有某音樂大號的（至少聽名字像）一篇極具煽動性的10萬+文章。
當這幾個元素疊加在一起，最終形成了一個詭異的場景：《大象席地而坐》獲得了費比西獎和最傑出處女座特別提及，但導演胡波卻成了這兩天的焦點。
胡波之所以會成為大家關心的對象，除了他的作品和他的死之外，最重要的還有他與製片人關於電影時長的爭執。胡波對於4小時的電影時長非常堅持，而王小帥等製片人團隊卻極力反對這樣的安排。
可以說，這場糾紛帶來的抑鬱，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困難都最終造成了胡波的悲劇。
但就在媒體和鍵盤俠「狂歡」的同時，作為一個業內媒體，鸚鵡君卻覺得簡單的做情感分析和是非判斷還是顯得太過廉價。我們也同樣有義務，也有責任繞到這起事件的背後，對這起事件做一個解構。
導演任性VS製片人的勸阻，到底應該聽誰的？
對於胡波之死，已經有太多的媒體八卦過。限於篇幅，我們只挑最重要的細節進行剖析。
簡單的說，就是一個導演拍出了一部藝術片，並剪出了一個4小時版本，製片人堅決要求剪短以符合市場要求。可導演最終只剪掉了10分鐘，並因此和製片方產生了衝突。以至於雙方劍拔弩張，甚至到了「製片方要求導演要麼買下自己的電影，要麼退出」的境地。
所以，總結起來說，這就是一個「忠於藝術」的導演和一個「只認市場」的製片人對一部電影發生爭執的故事。
那麼這樣的情況是否發生過呢？當然。
而這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天堂電影院》的誕生過程。《天堂電影院》的導演是著名的托納多雷，電影最初的版本也是他參與剪輯的，時長足足有173分鐘。
但當他把電影交給他的好萊塢出品人——大名鼎鼎的哈維·韋恩斯坦時，（對，就是那個「油膩」的性騷擾大叔），這個版本卻遭到了堅決的反對。最終，哈維和自己的團隊把電影剪到了123分鐘。
哈維·韋恩斯坦
作為一名文藝片導演，托納多雷也有著自己的堅持，而且從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藝術構想和藝術造詣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但他卻並未因此固執己見，最終參評和公映的版本都是哈維公司做的國際版。
有意思的是，後來當托納多雷的另一部力作《西西里的美麗傳說》問世時，他再一次選擇了哈維的米拉麥克斯公司作為合作方，這一次哈維再次揮動剪刀，剪掉了17分鐘。
最終的結果想必大家也知道，《天堂電影院》獲得了當年的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而且在北美獲得了1100萬美元的票房（在當時是非常高的數字）。
12年後，當《天堂電影院》的導演版上映時，大家才真正感受到了哈維的功力——國際版在可看性和節奏上都明顯好於導演版。
實際上，並不是只有這一個孤例。許多電影都有一個「導演版」和一個「正式版」。導演版時長大多在3小時以上，而正式版則更貼近市場需求，一般都在2小時以內。
而觀眾們見到的大部分都是這些由製片人和剪輯師剪輯而成的版本。導演版則最多會出現在光碟或者線上傳播時使用。
不僅如此，好萊塢與中國電影製作流程上有一個巨大的不同點，那就是大部分導演並不掌握影片的剪輯權。長久以來好萊塢都有「導演不進剪輯室」的傳統。有許多知情人都曾提到，好萊塢經常進剪輯室的導演可能不超過10名。
這樣做不僅是對於剪輯人員工作的尊重，對導演「自說自話」現象的杜絕，更顯現了一種專業化的態度。畢竟比起那些對市場了如指掌的製片人，導演主要把關的是電影節奏、鏡頭、燈光這些拍攝過程中的問題。「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才是現代化分工的必然。
王小帥
而在胡波事件中，我們雖然可以對一個年輕生命的逝去表達哀嘆。但也必須承認，4個小時的電影時長並不符合觀眾的觀影習慣，也不符合院線的排片節奏。
如果說胡波是為了藝術而堅持，那麼王小帥則是在為了市場客觀規律和投資人的荷包（也包括他自己的）而堅持。兩者說不上誰對誰錯，更提不到誰正義，誰邪惡。
導演有藝術堅持不是壞事，但藝術堅持不能代替市場規律。畢竟觀眾要撒尿，院線和投資方要賺錢，劇組人員要吃飯。
中國缺導演，還是缺剪輯師？
實際上，不只是胡波，據鸚鵡君了解，國內的許多導演都會「親臨一線」，坐在剪輯師旁邊「督剪」。大家早已見怪不怪，甚至把這當成是了慣例。
這其中主要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就是中國近幾年影視行業熱錢橫行，圈外人不懂影視，只好讓導演全程把控。但這種情況隨著整個行業回歸理性，其實已經不再多見。
但第二個因素就相對比較普遍了。由於對於後期製作的重視程度不夠，由於國內影視行業後期創意人才的缺乏，大部分後期公司缺失影片「三度創作」的能力。以至於很多製片方不得不以合約形式要求導演跟後期工作。
之前有一個傳聞，在拍攝《勇敢的心》時，梅爾吉布森曾經花費30萬美元拍了一段鏡頭。但剪輯師卻並並不鐘意這一段，堅決的剪掉了。梅爾吉布森雖然起初暴跳如雷，但在進行對比之後還是聽從了剪輯師的建議，放棄了自己的想法。
可以說在好萊塢，剪輯師更像是把導演拍攝好的素材進行再加工，最終讓藝術更貼近於市場的人，他們是藝術和市場的粘合劑。剪輯是一種主動創作，而非被動執行的過程。
這樣的情況在國內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在國內所謂的剪輯師、調色師、聲音設計、音樂創作人員實際上成為了導演的操機員。
剪輯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而非創業產業。他們大部分只是會操機的「操作工」，而非能夠進行再創作的「藝術家」。這些人根本不敢，也沒有能力修改導演的決定。導演督剪不僅是必須的，甚至是唯一解決途徑。
這樣的情況就造成許多有過「工業化流程」經歷的香港剪輯師大量北上，並迅速的成為了很多製片方哄搶的「香餑餑」。許多剪輯師的年薪都在百萬數量級。
對於這樣的現象，其實國內的很多影視人也都早有警惕。十幾年前，就有業內人士指出，中國影視人才「至少缺20萬」的預測。
當時中國的電影票房和電視劇集數都無法與今天同日而語，今天的人才需求肯定是當年無法想像的。但這麼多年來，中國卻沒有培養出多少影視人才，大部分影視類院校連剪輯專業都沒有，社會上也只有容藝教育等少數機構填補了這個空白。
說在最後：工業化不只是「真槍真炮」，更是「人海戰術」
去年的《戰狼2》，今年的《紅海行動》都讓觀眾熱血沸騰的同時，讓許多業內人員產生了一個錯覺——工業化就是「真槍真炮，血肉橫飛」。
但實際上，中國電影工業缺乏的並不是硬體，好萊塢用的裝備，我們都有；甚至他們用不上的，我們也有。
中國影視行業缺的是人才，不光是演員、導演、編劇這樣的「前線」人才，更有燈光、音樂、剪輯、特效這樣的幕後人才。也正因為，馮小剛提過的「建設中國影視行業的藍翔技校」才如此廣受好評。
好萊塢所謂的工業化生產流程正式構建在人的基礎之上。有了人才，才能談分工；有了分工，才能談流程。失去了這個基礎，一切對流程的妄談都只能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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