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秦治下，居然恢復了古代聖王的太平盛世？

前260年，也就是長平之戰結束那年，一個五十餘歲的讀書人心有所動，搞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他一邊欣賞沿路風景，一邊觀察各地風土民情，白天行路，晚上著述，一路上頗為愉快。

這一天晚上，他在油燈下寫道：

進入這個國家，發現百姓質樸淳厚，音樂高雅悅人，服裝樸素大方，人們敬畏官吏，順從法律，真像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人民啊。到了都市官府，各級官吏嚴肅認真，謙恭節儉，敦厚謹慎，忠誠守信，沒有粗疏草率的，真像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官吏啊。來到國都，士大夫走出家門，直奔衙門；走出衙門，直奔家門，沒有私下的事務。他們不勾結、不結黨，卓然超群，明智通達，廉潔奉公，真像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士大夫啊。觀察朝廷，君主主持朝政，處理政事從無遺留，安閑得好像沒什麼事兒似的，真像是古代聖王治理的朝廷啊……

這段話後來被收進了《荀子·強國篇》。

是的，這個老者就是大儒荀子，韓非和李斯的老師。

上述記錄是荀子和應侯范雎的一段對話。范雎問他入秦以來有什麼觀感，荀況老先生說了一大堆，雖然最後還是批評秦國不尊重儒者，但是對自己入秦之後的見聞，還是給予了高度評價。

荀子眼中的秦國，是不是和我們印象中的秦國不大一樣呢？

我們心目中的秦國，照理說應該是人煙稀少（都打仗去了），滿眼殘疾人（秦法嚴苛，動不動割鼻子、砍腳），官吏橫暴（法家出酷吏），一派蕭瑟（人民噤若寒蟬）。

然而，荀老先生一代大儒，似乎並不是以吹牛聞名於世的，讓我們如何理解呢？

讓我們回頭再看看秦孝公與商鞅究竟搞了些什麼名堂。

秦孝公為什麼要用商鞅？

前362年，秦孝公嬴渠梁繼位，本年十九歲。

但凡雄主，多為早熟。十九歲，正是現代人埋頭苦讀想著考清華北大還是藍翔技校的年級，嬴渠梁在思考秦國向哪裡去、他本人可以干點什麼的問題。

表面上，作為國君，他有無限權力，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但是，一想到他之前的國君面臨的窘境，嬴渠梁常常不寒而慄。史載，在孝公之前，秦國出了十個強權庶長，其中有五人主導了五位國君的廢立，作為臣屬的庶長，可以決定國君之立廢，而且這個比例高到離譜的地步，讓他情何以堪！國家政局錯亂複雜，公族勢力盤根錯結，這個十九歲的年輕人，眼前一片迷茫。

怎樣抑制公族勢力，怎樣收回國君權力，嬴渠梁想到了他最敬拜的祖先——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其所開創的盛大基業，核心的一點就是依靠外國客卿來制衡秦國公族（穆公名臣百里奚、蹇叔、由余，大家可求助於度娘）。於是，前361年，嬴渠梁發布招賢令。

商鞅聞訊前來應徵，簡歷上「技能」一項，赫然寫著「屠龍之技」，嬴渠梁大喜，兩人一見傾心，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親密合作（詳見拙文《千古第一絕唱——秦孝公和公孫鞅的一世情緣》）。

商鞅立法的基礎

儒家的社會理想，似乎被法家實現了。這不像現實，倒像是諷刺。

荀子在與范雎對話時最後說，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國基本上達到了，但是，用稱王天下者的標準去衡量，還差得遠呢！

范雎問，為什麼呢？

荀子說，因為沒有儒者吧。純粹地崇尚道義、任用賢人的就能稱王天下，義利兼顧、賢人親信並用的就能稱霸諸侯，這兩者一樣也做不到的就會滅亡。這也是秦國的短處啊。

不能說荀子說的一點道理都沒有，只不過呢，儒家對社會理想的憧憬、對人性要求的苛刻，是無法用來在現實中進行的。我們當然希望國家發展得日新月異，每個人都是道德楷模，但這個可以作為某種追求的目標，倘若拿來作為用人的標準，你滿世界找不到一兩個這樣的賢人，這不是純粹扯淡嗎？荀子對秦國的評價，恐怕沒有最後這兩句批評，早就被後世儒者刪除了吧。

通過荀子的說法，我倒覺得他老人家這次在秦國一游，反而受到法家思想、特別是法家治下的社會現狀的衝擊甚至感染，這才有可能使一個大儒教出了兩個法家巨子——韓非和李斯。

我個人感覺，法家最大的特點是：務實。

《商君書·算地》說，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

商鞅認為，法令的制定不考察民情就不會成功，政策的確立適應形勢推行起來就不會抵觸。

比如，商鞅說，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

意思是說，利用善民，人民就愛自己的親人，不愛法制；利用奸民，人民就愛國家的法制，不包庇自己的親人。

此處的「善」與「奸」，秦律的制定者賦予特定的含義。善是指不肯揭發別人的罪惡的人。奸之意恰與此相反。

商鞅又說，利用善民來治國，國家必亂，以至於削；利用奸民來治國，國家必治，以至於強。

商鞅還說，執行刑罰，如果加重刑於輕罪，那麼，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這叫做「在治的形勢下去治」。

從這些觀點看出，商鞅重法制而輕人情。

他的這些話，讓人讀起來總不是那麼個味道。

就像楊朱說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雖為至理，卻聽起來相當刺耳，乃至幾千年來，除了文人士大夫批判他時作為靶子來用，我們找不到楊朱的思想專著。

務實，務的是當時秦國的實。但行務實之事，則非冷酷「奸人」而不能。

商鞅就是這樣的冷酷「奸人」。

然而，只有他還不行，必須要有強大的支持——

秦孝公的支持

任何一場改革，不管是改得好的還是改得壞的，都勢必要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瘋狂抵抗。

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說，我們必須記在心裡，在任何國家中企圖推行一種新秩序，那是最難於著手，最險於進行，或者是最少成功把握的。因為一切從舊秩序中獲得利益的人們都做了那個改革家的敵人，而一切有希望從新制度中得到好處的人，卻都只是些不甚熱心的保衛者。這種淡漠心情之所以會產生，一部分因為他們害怕那些受既存法律之惠的人，一部分則由於人類不肯輕信的天性——人們對於任何新事物都不會認真相信的，除非它已為實際經驗所證明了。因此，每當機會來到，可以向一個改革家攻擊之時，這些反對者們總是以偏激的熱情向他進攻，而另一些人卻只是沒精打采地給他以保衛，處在這二者之間，他是冒著大險的。

商鞅是冒著大險的，因為，他每行一步都要收回公族舊勢的權力，最後，甚至為建立郡縣制而收回舊貴族的土地，這不是要人親命嗎！

幸虧，他有孝公的支持。

我最近常想孝公二十歲，商鞅三十歲，這兩個年輕人，究竟靠著什麼，能夠在二十年間扳倒了既得利益集團？

孝公一死，商鞅車裂。

只能說，秦孝公嬴渠梁是秦國有史以來最堅韌、最鐵腕、最睿智、最遠見的君主，沒有之一。後世的昭襄王、始皇帝，也都只能望其項背而已。

怎麼防止官吏迫害百姓？

在這一點上，我也是服了商鞅了。

官吏仗著手中權力迫害百姓，百姓有冤難訴，這簡直就是千古以來最常見的畫面了。然而荀子說「各級官吏嚴肅認真，謙恭節儉，敦厚謹慎，忠誠守信，沒有粗疏草率的，真像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官吏啊」，這怎能讓人相信呢？怎麼辦到的呢？

商鞅可以。

這傢伙變法的思想基礎之一就是「愚民」，不能讓老百姓知道太多，否則天天胡思亂想，對國家的「耕戰」政策有害。

然而，他又讓老百姓不斷學習。學習什麼？學習法律！

《商君書·定分》說，諸侯和郡縣一接到朝廷送來的法令，就學習法令的條文。官吏和人民想要知道法令，都來問法官，所以國中的官吏和人民沒有不懂得法令的人。官吏明明知道人民都懂得法令，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對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來干擾法官。假設官吏對待人民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去問法官；法官就要把法令所規定的罪名，告訴他們；他們就會拿法官的話，嚴正地警告官吏。官吏知道是這樣，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對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

所謂「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這話聽起來咋還有點公民權利的意思在裡面呢？呵呵。

在一個國家，當官吏沒辦法迫害百姓時，還有誰能夠迫害百姓？

日本學者堀毅在《秦漢賊律考》一文中指出，秦律事實上並不象《史記》或《漢書》等史書所說的那樣嚴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備程度堪與唐律相媲美。

衣賜履說：今天先說這麼多吧，想講的太多，太繁雜，梳理起來也挺費勁，大家看個意思就是了。基本上感覺，本文里講的，與之前講的《千古第一絕唱——秦孝公和公孫鞅的一世情緣》沒有本質上的矛盾，不過，後者確實存在需要修訂的地方。本文及後面幾篇文章，都參考了劉義光的《能夠兌現的法律——你所不知道的秦帝國》一書，向作者表示感謝！

劉義光先生在撰寫該書的時候，也參考了很多文獻，其中不乏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如：

堀毅的《秦漢賊律考》、籾山明的《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研究》、水間大輔的《秦漢時期縣獄史的職責》、大庭脩的《秦漢法制史研究》、工藤元男的《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加藤繁的《漢代國家財政與帝室財政的區別以及帝室財政的一斑》等等。

我想，劉先生參考這些作品，是因為國內缺乏這些方面的研究。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日本人研究得沒準比我們深、透，這讓人實在有些發冷。我們自己的歷史都缺乏人才去研究，更何談去研究美、日？網民們天天吵著說要對美國說不、要收拾小日本，云云。你連人家是怎麼回事都弄不清楚，你收拾個茄子！現在是，我們連自己是怎麼回事都弄不清楚啊！想想真的好可怕！

劉義光先生，我在網上查了一下，有個稱號叫「民間學者」。那我們的官方學者是否對秦漢的法制有足夠的研究呢？我沒發現。可能是我看得書少，也可能是研究成果保密，當然，還可能是沒人研究，優秀人才都去當官、掙錢了吧。

再次感謝劉義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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