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情結 祝龍喜
情深意長
土地
胡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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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情 結
文/祝龍喜
雖然已做了三十多年的教師,全家住進城裡已快二十年了,但我總覺得我血管里流淌著農民的血,我骨子裡的本色是樸實的黃土地的顏色。我與土地有割不斷的愛,斬不斷的情,我的根仍然扎在農村。土地曾養育了我的祖祖輩輩,養活了我的家人,未來我仍將情系土地,魂歸土地。
三四歲時,還不記事,祖父就去世了,也記不起他的模樣。祖父是一字不識的老老實實的農民,一輩子靠種地為生,把父親姊妹四人拉扯大。解放前,他曾經買了別人幾十畝土地,想當「地主」,但是,扁擔倒了也不知道是「一」字的他,被銀花鄉的保甲欺騙,只顧在欠條上摁指印,不知道抽條子,年年被勒索,幾乎賣光了所有土地。為此,他傷透了心,發誓要讓子女們讀書識字,不再吃文盲的虧。
父親讀到高中畢業,本可以成為家族中第一個靠讀書跳出農門的苗子,可惜生不逢時,高中畢業時恰逢國家三年經濟困難,大學停辦,便回鄉當了農民。那時有文化人少,父親不久被推薦在本村任工分教師,兼任大隊會計。
一九六八年春,組織已經上報了父親轉為公辦教師的材料。但這時,剛去世不久的祖父被強行地補劃為富農,父親戴上了「黑五類」的帽子,被趕出學校,接受勞動改造。從此,父親含冤當了二十年的農民。
八八年落實政策,恢復了父親的民辦教師身份,九二年他通過考試招考,轉為國家公辦教師。但父親一直在本村小學任教。他一邊教書,一邊和家人一起耕種十幾畝的承包地。他離世前一年,還在種地;直到卧病在床,也一直挂念老家的土地。說實在的,父親前後共當了二十七年的鄉村教師,一直沒有離開本村,沒有離開生他養他的土地;一輩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他應該算作農民教師——一輩子都在種地,教書也教的是農民子弟。
記事時,已是文革中期,家中五六口人,一年到頭全靠生產隊分的一點糧食,還有父親名下和已故爺爺奶奶名下的兩份共四分八厘掛牌自留地,外加二分飼料地。母親嫁過來時,沒趕上調整補劃自留地。看著別人家有大片大片的自留地,生產隊有大片土地沒好好種,我們只能「望地興嘆」,目光里充滿著羨慕和惋惜。
我對土地的認識和情感很多是源於父親的影響。
父親是種地的好手。他合理安排,科學種田,每年都會在這六分八厘山坡地上精心謀劃,認真做好這篇「文章 」。春天種洋芋,洋芋沒挖,就在空行處栽上紅薯,地邊坎沿點瓜種菜。父親不是不想種簡單的玉米和小麥,而是它們產量低,紅薯、洋芋、瓜菜可是我們家半年糧啊。「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什麼地施什麼肥;什麼莊稼,什麼節令,施什麼肥;施多少肥,施深施淺,施在什麼位置,他都有研究。如果肥料施的不均勻,那一苗莊稼發黃,父親便給他滴點人糞尿,把苗子提一下;如果那苗莊稼施肥太多,苗子有快「燒死」的癥狀,他便滴點清水,讓肥料稀釋一下。他經管莊稼就像餵養嬰兒一樣細心,因此,他種的莊稼總體看上去整齊劃一,個個精神飽滿,意氣風發。路過的人看了,無不伸出大拇指,發出嘖嘖的讚歎聲。
父親愛地如命。挖七八十度的陡坡地時,絕不會屁股朝下,那樣,挖一兩次後,土就流失光了,地也就沒有了。父親不管是挖地,還是挖洋芋和紅薯,都是側身,屁股朝上,每挖一钁頭土,都用力往上帶;土若向下流,他趕緊用手或腳擋住。他挖過的地,整個地里的土都會向上移一二尺,土幾乎沒向下流,這一點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父親惜地如金。哪一處莊稼缺苗子,他隨時移栽或補種;錯過節令,就補一苗早熟的豆子或菜。總之,絕不能讓一寸莊稼地閑著。
父親養地如養子。種地要養地,只有養好了地,地才能「養」好莊稼。初冬,他深翻土地,這樣就凍死害蟲,增加活土,讓地變得鬆軟,透氣性好;春夏播種前,盡量多的搜集農家肥,深施,努力提高肥力。
由於父親精耕細作,把一分地當兩分地種,母親過日子精打細算,文革期間,在沒有吃一顆國家返銷糧,沒有借集體和私人一粒糧食的情況下,我們兄妹竟沒餓過肚子。這四分八厘土地功不可沒啊。
小孩總是愛模仿的。小學四年級,我在家門前石練根下用石頭壘了七八尺長,兩尺多寬的平台,把道場黑乎乎的土颳了一層,填在上面,算是我第一次獨立經營的田地了。學著大人的樣,點了十幾窩洋芋,洋芋出苗後不久套種了幾苗包穀。下種不了幾天,我就扒開土,看洋芋發芽了沒有,看苞谷爆出小牙了沒,焦急地等待它們出苗;出苗後,天天盼它們長高,隔三差五的給它們鬆土施肥,除草。經常端著飯碗站在地邊看,看它們長胖,長高,長大。
好景不長,「割尾巴風」刮來,我種的那塊地被人告發了,被定性為「資本主義尾巴」。洋芋已結實,正在長大,隊長下令讓父親把洋芋挖了上交給隊里;剛出鬍子的玉米也逼得讓父親拔了。放學回家,看到光禿禿的地邊,我的心都碎了,眼淚嘩嘩地流。
歲月的年輪艱難地前行,到八十年代初,國家實行土地承包制,我家一下子分到了十幾畝土地,全家人心裡甭提有多高興,種地的勁頭不知道有多高。而且有父親這位種田高手的安排指導,全家人齊心協力,頭一年,小麥、玉米及各種雜糧收穫過萬斤,我們家成了名副其實的「萬斤糧」戶了。
糧食多了,父親先後請木匠做了四個大板櫃裝糧食。每年喂幾頭豬,養幾十隻雞,燒幾百斤苞谷酒,隨時背一些糧食到糧站去賣。家裡的經濟一下子活起來了。
每年夏秋兩季忙假、暑假,姊妹幾個都回家幫父母親種地。
炎熱夏季,鋤二遍苞穀草,頭頂烈日,身處苞谷林中,腳下還有套種的茂盛的大豆,薅鋤不停的在空處薅草,細長的苞谷葉子拉得胳膊腿一道道紅印,竟也不知道痛。豆大的汗珠不停的從臉上滾下來,有時流進眼睛裡,辣的睜不開眼,只是順手擦一下,也不休息。鋤草累是累了點,苦是苦了點,但是,看到眼前綠油油,胖乎乎的莊稼,想到秋後房前屋後、門前樹上掛滿一排排、一串串金燦燦的苞谷棒子,還有樓上堆得像小山一樣的苞谷,還談什麼累和苦呢?
父親很有經濟頭腦。糧食越來越不值錢,公路一直不通,靠人力運輸是吃不消的,也不划算。於是,他就種辣椒,種黃姜、柴胡、黃芪、天南星等藥材;糧食只種經濟作物黃豆。一句話,什麼值錢,只要適合當地條件,就種什麼。他讓土地由「產糧」變為「產錢」,地里「生」的錢一直供著我們兄妹四人讀中專,上大學。土地支撐著我們家裡最大的支出——教育支出。
娶妻生子後,把家安到丈母娘所在的小組。我終於有了自己小家庭獨立的土地了。土地不多,大大小小六七塊,有坡地,有水地,總共不過一畝。什麼都種,小麥、稻子、玉米、黃豆、綠豆、紅薯等,應有盡有。工作之餘,我精心耕種,莊稼長得比周圍的都好,引得村裡人一片誇讚和懷疑:一個教書匠,地種得那麼好?他們可不知道我這點本領是從小跟父親學來的。勞動強度比起老家十幾畝地真是「小巫見大巫」了,也並不感到勞累。同時,我這隻「旱鴨子」學會了稻子育苗、插秧、田間管理、人工脫粒等技術。田間勞動,既豐富了生活,又解決了小家庭的吃糧問題,還略有節餘。要知道,那時我一個人每月五六十塊錢的工資,還帶兩個妹妹上學,一家人花銷都不夠,加上物價飛漲,哪有錢去買糧?土地使我度過了成家後那段艱難的日子。
種地的負擔越來越重了。九十年代中後期,什麼農業稅,林業稅,上交款以及各種名目的攤派款都按土地上交。種地入不敷出。農民都不想種地了,大多人想把地上交隊上,但是交不出去。我沾上吃「皇糧」 的光,於是將妻兒戶口轉為居民戶口,上交了土地,負擔反而輕了些。
雖然沒了土地,但是,我仍然不忘種地。我曾在所待中學院子里和其他老師一樣,開闢幾張席片大的地塊種菜,像蔥、蒜、西紅柿、茄子、豆角、菠菜等都有,小小的園子,四季常綠,熱鬧非凡。工作之餘,種菜怡情悅性,也是一種享受。
進城後,無房也無地,閑暇之餘便到環城路邊轉轉。看到農民朋友莊稼蔥綠茂盛,整齊精神,雖不是自己的,但是手痒痒的,忍不住用手去摸摸,就想撫摸自己的孩子一樣。
一段時間工作比較清閑,便與妹夫一家撿拾他們經商親戚撂荒的地。我們什麼都種,沒有種過的蔬菜便嘗試著種。大青菜、茼蒿、生菜、綠茄子、線辣椒、大炮辣椒、芥菜等無所不有。 那幾年,我們家幾乎沒有買一苗白菜,一個蘿蔔,蔬菜全都自給。一到冬天,窩一罐芥菜酸菜,腌一壇白菜蘿蔔,窖一坑洋芋,又窖一坑紅白蘿蔔,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享用著自耕自種的綠色食品,回味著勞動過程的喜悅,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城市擴張,南新街東移,我所住村子的農民都失去了土地,更別說我們這些拾地種的「遊民」。一片片土地被徵收,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最可惜的是,被推土機推過的大片大片肥沃的土地一年年荒蕪,讓人看到好心痛呀。
我現在的居住地,當年是偏僻的「城郊」,一出門就能看到整片綠油油的莊稼,視野開闊,田園風光一覽無餘;現在,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周圍平地全被徵收,進而被一座座高樓所取代。想要飽覽田園風光,只有走進周圍的溝溝岔岔或者更遠的農村才能滿足。
父親留下來的十幾畝地還在,大多荒蕪;少數讓堂哥種了。老家是回不去了,公路至今沒通,偌大個村子平常只有不到十個人守望在那裡。留守的鄉親們種一點可憐的莊稼,卻還被野豬們、豬獾子們「欺負」到門上,還有野雞、地雞的「加入」。莊稼快成熟時,它們公然大白天下地「掠奪」。夜晚,鄉親們還要在地里搭茅草庵和野豬們「戰鬥」—— 想辦法恐嚇野豬,讓它們不糟踏馬上就吃到嘴裡的糧食。
我想,也許有一天老家會變成林區,再也沒人在那裡種地了。這一天也許就會斷了我故鄉的根,絕了我土地的情。
我竟痴痴地想:如果等到退休,到臨近鄉下租種幾分地,攜著老伴,拉著孫子,扛著鋤頭,迎著燦爛的陽光,盡情的吮吸著田園泥土的芬芳,躬耕自給,那該是多麼愜意的事啊!
【本文選自《天竺山》紙刊第23期】
本文編輯:何本菊
【作者簡介】祝龍喜,男,陝西省山陽中學語文高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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