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偉：論黃侃《詠懷詩補註》 ——兼談阮籍《詠懷》詩的注釋
生活於魏晉易代之際，阮籍不得以出仕於司馬氏，但是他對於司馬氏的譎詐、殘忍，特別是弒君，內心是極為不滿的，對於備受司馬氏欺辱的曹魏皇室則充滿同情。面對司馬氏的恐怖政治，阮籍不敢議論時事，被司馬昭稱之為「至慎」[《世說新語·德行》篇：「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第1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他心中是非分明，他通過《詠懷》詩等作品曲折地表明了自己同情曹魏、反對司馬氏代魏的立場。對《詠懷》詩微言大義，前人早有評論，清人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說：「嗣宗《詠懷》，其予奪幾可繼《春秋》之筆削」[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下冊，第186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方東樹《昭昧詹言》認為《詠懷》詩其十六「徘徊蓬池上」是「春秋筆法」[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三，第8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朱嘉征評《詠懷》其四十二「王業須良輔」曰：「春秋志畏而言謹，可謂兼之矣」。[轉引自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第5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他們以《春秋》比阮籍《詠懷》詩，就是著眼於阮籍在詩歌中暗含對時事的褒貶態度。因此，歷代注釋《詠懷》詩的人都想結合魏晉易代之際的時事，探究詩中的微言大義。
一、黃侃之前的阮籍《詠懷》詩注
南朝梁代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阮旨遙深」[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二，上冊，第6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他認為阮籍《詠懷》詩是有深意的。鍾嶸《詩品》說阮籍《詠懷》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即言近旨遠之一。但是，他們都未能分析《詠懷》詩的具體所指。事實上，不只是他們，早於他們的劉宋文人顏延之注釋《詠懷》詩，就已經「怯言其志」[梁·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卷上「晉步兵阮籍」條，第2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了。這說明阮籍《詠懷》詩儘管含有寄託，但是由於阮籍採用的是非常隱微的手法，致使晚於他一百五十多年的顏延之也不敢解釋《詠懷》詩的微旨了。南朝梁人蕭統編《文選》卷二十三選錄了阮籍《詠懷》詩十七首，唐人李善注《文選》，說阮籍《詠懷》詩：「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三，中冊，第32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第1版。]，他只注出阮籍典故，不敢推測詩意。五臣注《文選》與李善不同，他們是要努力揭示阮籍的意旨，但是許多解釋流於牽強附會，為後人所詬病。比如阮籍《詠懷》詩其一：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唐呂向注曰：
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鷲鳥，好回飛，以比權臣在近，則謂晉文王也。[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二十三，第一冊，第51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呂向此注以為孤鴻喻指賢臣孤獨在外，既未注出古典，又不指明今典；至於以鷲鳥釋翔鳥，更是出於主觀臆測，並無確實的依據，因此，所謂翔鳥比權臣司馬昭，就難以使人信服。五臣以史證詩是不成功的。
五臣之後，繼續挖掘阮籍《詠懷》詩微言大義的還有元代的劉履《選詩補註》、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陳沆《詩比興箋》、蔣師爚《詠懷詩注》等。二十世紀以後，繼承並發揚這一傳統是黃節先生，他的《阮步兵詠懷詩注》是成就極高的阮籍詩歌注本，他對阮籍五言《詠懷》詩八十二首、四言《詠懷》詩十三首作了詳細的注釋，並搜集了歷代《詠懷》評論多種，附以己見，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黃先生也是以史證詩，但是他反對主觀臆測，對《詠懷》詩的注釋有所發明，比如《詠懷》詩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何為混沌氏，倏忽體貌隳。[陳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4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黃節先生引用《三國志》所載魏明帝託孤於司馬懿、司馬昭弒高貴鄉公、魏明帝太和五年詔諸侯朝聘等史實[《三國志》卷三《明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曰：「（明）帝執宣王（司馬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曹）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明帝紀》：「（太和五年）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卷四《高貴鄉公髦紀》所載司馬昭奏太后加恩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和收成濟及其家屬付廷尉治罪。]，進而得出此詩主旨：
詩言魏以恩澤加於司馬氏，而不能得其丹心，則恩澤失矣。（中略）收言司馬氏不知所以報恩，而反行篡弒。亦猶倏忽之鑿混沌竅而已矣。[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第62-6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黃先生的結論是在引用分析史料的基礎上得出的，因此他準確地闡釋了詩意，揭示了阮籍此詩的微言大義。黃先生的不足之處在於有些詩的注釋尚存疑問，如《詠懷》詩其五十六等[參見拙作《阮籍〈詠懷〉詩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晉陽學刊》2005年第2期。]。
古直先生《阮嗣宗詩箋定本》也是結合時事解釋《詠懷》詩，本書良莠參半，既有精闢的解說，更多穿鑿附會。黃節先生、古直先生和黃侃先生同時，但他們對《詠懷》詩的注釋卻大不相同。陳伯君先生《阮籍集校注》雖然產生於黃侃先生之後，但是他注釋《詠懷》還是主要應用以史證詩這一方法。郭光先生《阮籍集校注》和靳極蒼先生《阮籍詠懷詩詳解》[郭光《阮籍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靳極蒼《阮籍詠懷詩詳解》，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也是這一類型的注本，他們二位盡量對每一首《詠懷》詩都編年，發掘阮籍的微言大義。但是，由於《詠懷》詩的許多篇章，不論是詩歌本身、還是史料方面可供參考的資料不多，因此這些編年多半證據不足，二人對詩歌的解釋也就難以讓人信服。
二、黃侃《詠懷詩補註》
劉宋的顏延之注釋阮籍《詠懷》詩，就已經「怯言其志」，唐人李善注也表示《詠懷》詩「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三，中冊，第32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自此之後，對於是否用以史證詩、揭示微言大義的方法注釋《詠懷》詩，一直存在爭議。明人馮惟訥說：「後之解者，必欲引喻於『昏亂』，附會於『篡奪』，穿鑿拘攣，泥文已甚」，但是他接著說：「今並削之，存其灼然明著者爾」，說明馮惟訥批評的只是牽強附會，他並不反對以史證詩、揭示微言大義本身。比如《詠懷》詩其二十「楊朱泣岐路」一首，馮惟訥評曰：「言世道多端而易變，將揖讓而永離去之。然於此時情念，豈但眷戀惜別而已，殆恐別後存亡誠有不可測者。趙女中山事未詳，但趙女喻司馬氏，中山喻君也。途上士，嗣宗自謂也。用，以也。此時憂君而復憂己也」[明·馮惟訥《選詩約注》卷八，明萬曆九年（1581）沈思孝刻本。馮惟訥此評乃取自元人劉履《風雅翼》卷十《選詩補遺》下。]。清人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認可顏延之的說法，批評何焯以史事證《詠懷》詩，但是方東樹又說：「夫誦其詩，則必知其人，論其世，求通其詞，求通其志，於讀阮詩尤切」，他解讀《詠懷》詩也用以史證詩的方法，比如《詠懷》詩其六「昔聞東陵瓜」一首，方東樹評曰：「此言（曹）爽溺富貴將亡，不能如召平之猶能退保布衣也」[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三，第80頁，第8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總之，馮惟訥、方東樹批評的是以史證詩的附會之弊，對於以史證詩本身還是信服的。
真正拋開時事，從詩歌本身入手解釋詩歌的是近人黃侃，他在《詠懷詩補註》中說：「阮公深通玄理，妙達物情，詠懷之作，固將包羅萬態，豈厪厝心曹馬興衰之際乎？（中略）顏沈以後解者眾矣，類皆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固載高叟！余甚病之。」[黃侃《詠懷詩補註》，章氏國學講習社編《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頁，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他批評前代注《詠懷》詩者「解嗣宗之詩，則首首致譏禪代」[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第220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黃先生的注本有兩種，一是《詠懷詩箋》，出版於。《詠懷詩補註》，刊於章氏國學講習社編《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收錄阮籍五言《詠懷》詩八十二首，對八十首作了註解[《詠懷》詩其七十三、其八十一無注。]，其中引用顏延之注八處、沈約注十處。黃先生注釋阮籍《詠懷》詩，注重詩歌主旨，而不拘泥於和時事的比附。比如《詠懷》詩其三十五：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濯發暘谷濱，遠遊昆岳傍。登彼列仙岨，采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翱翔。
蔣師爚曰：
「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欲延魏祚也。[清·蔣師爚《詠懷詩注》卷二，清嘉慶（1796-1820）刊本。]
曾國藩曰：
「白日不移光」雲者，欲使魏祚不遽移於晉也。[轉引自陳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1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黃侃先生曰：
榮衰無定，人道可悲，思欲上友列仙，翱翔太極，而天階殊絕，雲漢無梁，則神仙終不可冀。途窮之嘆，豈虛也哉！[黃侃《詠懷詩補註》，章氏國學講習社編《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1頁，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
蔣師爚、曾國藩解釋「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為阮籍欲延魏祚，並無確據，流於猜想。黃侃先生解為求仙無路、途窮之嘆，更合此詩。
又如《詠懷》詩其五十五「人言願延年」，前人多認為是以求仙影射高貴鄉公被殺一事，比如黃先生則不同，他說：「神仙之事，千載難期。縱復延年，終難自保。晨朝相悅，夕便見欺。方知預計明朝，猶為圖遠而忽近也。」[黃侃《詠懷詩補註》，章氏國學講習社編《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6頁，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由於高貴鄉公之事仔細品味此詩，黃先生的解釋是比較穩妥的。他對《詠懷》詩其五十七「驚風振四野」、其七十二「修途馳軒車」等詩的注釋也突破了前人的牽強比附，就詩本身獲得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比興與用典是阮籍《詠懷》詩表達微言的兩大手段，因此注釋《詠懷》詩就關係到對比興與用典的理解。黃侃先生注釋阮籍《詠懷》詩，完全拋開魏晉史實，與他對詩歌比興的認識密切相關。在《文心雕龍札記·比興第三十六》中，他說：「若乃興義深婉，不明詩人本所以作，而輒事深求，則穿鑿之弊固將滋多於此矣。」這一點確實切中了五臣等歷代註解《詠懷》的弊端。黃先生認為，「雖當時未必不託物以發端，而後世則不能離言而求象」[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第220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這涉及到詩歌注釋中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說即使詩人當時托物言志，比興中蘊含著微言大義，但是，如果沒有堅實的證據，我們也不能主觀臆測。正確的做法是立足於詩歌本身來理解詩篇，按黃先生的話講，就是「即言而求象」。黃先生的這種見解極為精深，如果我們能堅守黃先生的這一原則，那麼，解詩時就會少犯牽強附會的錯誤。
黃先生在《文心雕龍札記·事類第三十八》中，談到了詩文的用典，他說：「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達意切情為宗，後有繼作，則轉以去故就新為主」[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第240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無論是「達意切情」，還是「去故就新」，都是作者學問的體現。既然用典體現的是作者的學問，那麼，注釋者當然也以博學為宗，「是則尋覽前篇，求其根據，語能得其本始，事能舉其原書」[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第241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李善注釋《文選》，即是典範之作。黃先生所講用典的情況，當然很普遍，但是他忽略了用典的另外一種情況，即在政治高壓之時，為了避免觸犯忌諱而使用典故，阮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因此，黃侃先生不追求確解阮詩典故，不結合史事論證《詠懷》詩[黃侃解《詠懷》詩其六十二「平晝整衣冠」曰：「阮公其有悲於叔夜、泰初之事乎？」結合史事論詩。但這種例子極少，他基本上不用史事證阮籍《詠懷》詩。]，雖可避免蔣、曾等人所犯的牽強附會的弊端，卻也使得阮籍一些詩的主旨模糊不清。比如《詠懷》詩其三十一「駕言發魏都」一首，陳沆箋曰「借古以寓今」，並引魏明帝末路歌舞荒淫之事為證，指出阮籍此詩的今典，揭示出他借戰國魏的滅亡喻指今日曹魏之衰敗。黃侃先生解釋這首詩說：「梁王築台自樂，而輕戰士簡賢者，豈意高台未傾，簫音猶在，而身已死國已亡也。」[黃侃《詠懷詩補註》，章氏國學講習社編《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0頁，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黃先生如此解詩，將此詩僅僅看作是詠嘆古事，將阮籍本意掩蓋，不如陳沆之解確切。
三、如何為阮籍《詠懷》詩作注
阮籍的《詠懷》詩屬於微言政治抒情詩，它是阮籍在政治壓力和恐怖統治下，要揭露被政治謊言所歪曲或掩蓋的現實真相，表達真實思想感情，而又不能明言，以避免政治迫害，所創作的特殊的一類詩。《詠懷》詩既然以用典和比興作為表達微言的主要手法，注釋這類詩歌的關鍵就在於揭示出隱藏在詩文中古典字面下面的今典實指（時事），通過分析古典、今典的相似性，揭示作者所指時事。
阮籍雖然在《詠懷》詩中通過古典字面、今典實指（時事）和比興手法，隱微地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但是，並非每一首《詠懷》詩都是如此。因此，要選擇那些隱含時事的作品，才能正確揭示詩歌主旨，窺測到作者真實的思想感情。注釋阮籍《詠懷》詩，首先要看詩歌的具體情況。《詠懷》詩可分為三類：一是確實暗指時事的，如其二、其十一、其五十一等等；二是對一種社會現象的評論，如其六十七、其七十五等詩；三是僅僅為抒發感慨，並未暗指時事，如其十七、其三十六等詩。這三類詩，應該分別對待。
對於第一類暗指時事的詩，就應該以史證詩、揭示微言大義，這種解詩方法重在指出詩歌所用古典和今典，說明其相似性，關鍵在於揭示今典所指的時事和作者的態度。這幾項內容缺一不可，現以《詠懷》詩其二為例作一說明。
此詩「二妃游江濱」以下六句用《神仙傳》鄭交甫與江妃二女結交之事，寫男女間深厚的情意；「感激生憂思」以下四句用《詩經·衛風·伯兮》之典，寫夫妻離別的悲傷。全詩的關鍵在末兩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唐人李善注引《漢書·韓信傳》：
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三，中冊，第32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
《漢書》卷三十四《韓信傳》文字略同，唐顏師古注曰：
稱金石者，取其堅固。[漢·班固撰《漢書》第七冊，第1875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
武涉說韓信「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以「金石交」比擬君與臣之間的關係穩固，阮籍用此典故無疑，今再補充幾條證據。《後漢書》卷十五《王常傳》：
後（光武）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第三冊，第581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
光武帝以金石比王常之忠心，是取金石堅固之意，可為「金石交」指君臣關係加一旁證。後人也有用「金石交」比擬君臣之關係，被普遍認為模擬阮籍《詠懷》詩的陳子昂《感遇》詩就是一例[清·葉燮《原詩》（內篇上）：「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陳沆《詩比興箋》卷三評陳子昂曰：「屈阮之嗣音」。]，《感遇》詩其二十一：
穰侯富秦寵，金石比交歡。[彭慶生注釋《陳子昂詩注》卷一，《感遇三十八首》其二十一，第37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陳子昂此二句寫穰侯與秦王的關係，也以金石為喻。
元人劉履《選詩補註》卷三解阮籍此詩曰：
初司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謂能盡忠於國。至是專權僭竊，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詞以諷刺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佩於一遇之頃，猶且情愛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結歡，猶能感激思望。專心靡它，甚而至於憂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視同腹心者，一旦更變，而有乖背之傷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借金石之交為喻。所謂文多隱避者如此，亦不失古人譎諫之義矣。[元·劉履《風雅翼·選詩補註》，《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0冊，集309冊，第47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評此詩曰：
此蓋托友朋以喻君臣，非徒休文好德不好色之謂也。結謂一與之醮，終身不易。臣無二心，奈何改操乎？[何焯《義門讀書記》中冊，第90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阮籍用韓信與漢王為金石交的古典，其今典指曹魏與司馬氏雖然為「金石交」，但司馬氏終究背離了曹魏。古典今典的相同點為「金石交」，不同之處在於古典是漢王背棄了韓信，是君棄臣；今典則是司馬氏辜負了曹魏，是臣背君[以男女比君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傳統。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天地間情莫深於男女；以故君臣朋友，不容直至者，多半借男女言之。《風》與《騷》，其大較已。」施補華《峴佣說詩》評李商隱曰：「《無題》詩多有寄託，以男女比君臣，猶是風人之旨。」清·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下冊，第931頁，第9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清毛先舒《詩辯坻》卷一：「夫古人作詩，取在興象，男女以寓忠愛，怨悱無妨貞正，故《國風》可錄，而《離騷經》辭乃稱不淫不亂。」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冊，第8-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唐人李善雖然注出了此詩的古典《漢書·韓信傳》，卻未指出今典，未能將詩意闡明；劉履、何焯說明了此詩的今典所指，卻未注此詩的古典，使得他們的解說缺乏證據，讀者將信將疑。只有結合古典和今典，解釋古典字面和今典實指，才能完整地注釋好一首詩。由此可見以史證詩之不易。
黃侃先生注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惟妃匹之間為甚，固多托以為喻言。交甫見欺，虛懷環珮，而千載不忘；傾城見悅，至於蓬首，而終焉離隔。人情無定若此，雖復金石之交，庸足賴乎？」[黃侃《詠懷詩補註》，章氏國學講習社編《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1頁，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儘管從詩歌義理來說不錯,但是以「知人論世」而言，還是未能深入作者的時代，推究其真實的意思指向。
又如《詠懷》詩其十一「湛湛長江水」一首，元劉履《選詩補註》曰：
按，《通鑒》正元元年，魏主芳幸平樂觀，大將軍司馬師以其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乃廢為齊王，遷之河內，群臣送者皆為流涕。嗣宗此詩其亦哀齊王之廢乎！蓋不敢直陳游幸平樂之事，乃借楚地而言。夫江水之上，草木春榮，其乘青驪馳驟而去，使人遠望而悲念者，正以春氣之能動人心也。彼三楚固多秀士，如宋玉之流，但以朝雲荒淫之事導而進之，無有能匡輔之者。是其目前情賞，雖如朱華芬芳之可悅，至於一遭禍變則終身悔之，將何及哉！故以高蔡黃雀之說終之，亦可謂明切矣。[元·劉履《風雅翼·選詩補註》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0冊，集309冊，第51-52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劉履以齊王被廢之事解此詩，看似與此詩的悲悼氣氛相合，實際上齟齬難通。魏帝曹芳真的是因為昏淫悖亂被廢的么？《三國志·魏書·齊王芳紀》裴松之注引《魏書》載司馬師與群臣上奏說：「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四，第1冊，第130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事實上，據《三國志》卷四《齊王芳紀》，此事與李豐等人謀廢司馬師事件有關，李豐等人所為可能秉承了曹芳的旨意，所以司馬師要廢掉魏帝曹芳。由此可知廢魏帝曹芳只是代表了司馬師的意志，而曹芳、太后及群臣悲傷。司馬師所說曹芳「肆行昏淫」等語，多為污衊之詞，劉履引述這些不真實的史料解釋《詠懷》詩，自然難得確解[參見第四章第一節《易代之際的悲憤與自責——〈首陽山賦〉箋證》。]。陳伯君《阮籍集校注》以為，此詩是喻指曹爽敗於司馬懿的時事。「朱華振芬芳，髙蔡相追尋」，出自《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庄辛對楚襄王語：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絲而見之也。[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修訂本）》第485頁，成都：巴蜀書社1998版。]
《三國志》卷九《曹爽傳》：
（曹爽）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曹）羲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司馬懿）密為之備。
同書同卷注引《世語》曰：
爽兄弟先是數俱出遊，桓范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九，第1冊，第285頁，第287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
曹爽驕奢淫逸，全無戒備，終為司馬懿所擒，這與蔡聖侯敗於秦國的子發之事極為相似。陳伯君抓住了古典與今典的相似性，對此詩的解說比劉履更準確。由此可見，以史證詩並不僅僅是一個詩句和時事的簡單比附，為了真正揭示詩意，首先應該撥去迷霧，還原史籍的真實，在此基礎上，才可以用來與詩篇印證。黃先生沒有挖掘此詩所隱喻的時事，因此未能確解詩意，類似的情況還有《詠懷》詩其十六「徘徊蓬池上」。
對第二類評論一種社會現象的《詠懷》詩，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就不必具體落實為某個人、某件事，如其七十五：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艷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為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批評王闓運所言「以芳草比賈充」，他自己又提出「一朝三榮必有所指，或即王祥之流歟?」[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第9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觀黃先生所引《晉書·王祥傳》，與阮詩並不對應。古直《阮嗣宗詩箋定本》又提出新解，他說：
此時蓋為鄭沖發也。……黃晦聞以此詩為指王祥，王祥雖亦一朝三榮，然其人不過鄉愿，不為輕薄之行，觀於泰始六年詔不列祥名於佐命之列，即知妖蠱輕薄之名不能漫加矣，黃說非也。[古直《阮嗣宗詩箋定本》，《層冰堂五種》之二，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四年（1935）聚珍仿宋本。]
王闓運以芳草比賈充，黃節以為此詩指王祥，古直又說指鄭沖，但他們所引的史事與阮籍詩句並不具有相似性，因此，此詩雖然說法不少，實不得確解。阮籍此詩譏刺的是妖蠱諂媚、輕薄無行這一類人，不必坐實為某人。
黃侃曰：「妖蠱笑明哲之圖名，而自甘佚樂，於生理誠得矣。其若終於灰滅，何必若冥靈長壽，乃後為得也。」[黃侃《詠懷詩補註》，章氏國學講習社編《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21頁，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此說於詩意似未得，阮籍此詩雖不能確知諷刺何人，但他對妖蠱的貶斥和對冥靈木的推崇還明顯的，黃先生認為阮籍對二者無所軒輊，不確。
至於第三類僅僅為抒發感慨，並未暗指時事的詩，更不必以史事比附。如《詠懷》詩其十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髙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五臣呂向注曰：
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二三，第一冊，第52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評此詩曰：
孤鳥、離獸喻逃死吳蜀者。[何焯《義門讀書記》中冊，第90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陳沆《詩比興箋》箋曰：
孤鳥、離獸，士不西走蜀，則南走吳耳。思親友以寫晤言，其孫登、叔夜之倫耶！[清·陳沆《詩比興箋》卷二，第4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阮籍此事不過抒發孤獨寂寞之感，而呂向、何焯、陳沆就引申發揮出這麼多「微言大義」。這些解釋出於臆測，反不如王夫之對此詩的解說：「自然憤世嫉俗，人必有此感，無事句求字測也。」[清·王夫之《古詩選》第170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版。]黃侃先生解曰：「居則忽若有亡，出則無所與適，登高遠望，憂思彌繁。所以思親友之晤言，感離群之已久也。」[黃侃《詠懷詩補註》，章氏國學講習社編《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五期，第6頁，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出版。]此解得阮詩之意。可見，注釋阮籍《詠懷》詩，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與其隨意發揮，不如持一種審慎的態度，按照黃侃先生所言，只就詩歌本身作解釋，或者寧可存疑，這樣才穩妥。
張建偉. 論黃侃《詠懷詩補註》——兼談阮籍《詠懷》詩的注釋[J]. 江漢學術, 2012(2):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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