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思想與李綱的文藝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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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對兩宋之際名臣李綱的考察大多從政治立場出發，忽視了其文學成就及佛學思想。在三教關係上，也多認為他以儒為主，釋道為輔。我們認為，李綱在政治立場上確以經世憂國為本，但在個人生活和處世方式上卻是以佛為主，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李綱不僅身體力行、持戒放生，還對佛教心性思想感悟深刻、通透，進而內化在其文藝理念中，這是考察其哲學和文藝思想不容忽視的一點。

一、李綱的佛緣及對「真心」的體認

李綱年少時即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十九歲丁母憂時曾手抄《法華經》置於母親棺槨中。隨後又常隨父親造訪佛門，談禪論道。宣和元年謫監沙陽稅務時常傾心佛禪，與陳瓘等人一同探討佛理。在平日的生活中，李綱多結交禪僧、參禪悟道，還堅持持戒放生、律己正身，這對其修養身心、形成堅定正直的品格具有潛在的影響。此外，李綱還有比較虔誠的菩薩信仰。在佛學思想方面，李綱受大乘佛教「真心」學說影響最深。他對《楞嚴經》《圓覺經》等「真心」一系佛典頗為熟悉，將自己平日學佛修行之處稱為「楞嚴精舍」。他還將佛禪之「真心」與儒家之「仁」等量齊觀，且以心法統合《莊子》。對「真心」的體認直接影響了李綱的三教觀。其三教論並不止於以儒為本、釋道為輔的傳統觀念，由《雷陽與吳元中書》和《送浮圖慧深序》可知，他實際在以心源溝通三教，指出三者在根本心源上融通無礙。

二、「真心」影響下的文藝觀

過去對李綱文藝思想的考察多認為其以儒家正統文學觀為主，較少涉及佛道與其文學創作的關係。其實，李綱在文藝思想上受大乘佛教真如心理論影響很大，主要體現為重視心源、自性，強調超越生死、寵辱不驚、胸中超然的心性境界和道德修養等。

首先，對文道關係的辨證詮釋。李綱在文道關係上不偏向「文」「道」的任何一邊，突破了以往文、道二元論的主張，展現出即文即道、文道一如的認識，頗為圓融中道。聯繫其三教觀可知，他實際將「真心」作為三教根本之「道」、共同之心源，這種心性體悟直接啟發了其對文道關係的認識。

其次，力主發於心性的「文氣論」。他承繼了孟子和韓愈的「養氣」說，但並不停留在傳統儒家道德層面，而是突出得失榮辱均不能改變己心的從容之氣，這源於內心對人生和生命的深刻體悟。《絕句二首》又以「治心」與「養氣」對舉，強調去邪歸正、去妄歸真，明顯體現出佛禪真妄心理論對其養氣說的重要影響。李綱曾稱讚好友陳瓘具備「渥然而不枯」的容貌、「浩然而不挫」的志氣等，正是因為陳瓘深悟華嚴法界觀，契入「真心」之境，從而在心性修養上達到高層次境界。故而李綱所談之「氣」，在境界上具有圓融超脫之情懷，本源上卻離不開對佛教心性論的深入體察。

第三，追求「胸襟流出」「心悟筆到」的文藝境界。李綱稱頌智清禪師和陳瓘二人之文，認為正是二人對心源自性具備深刻體悟，所以文章才能自然流露，「胸襟流出」。同時，他還追求書畫藝術中的「心悟筆到」「心正筆正」等高妙境界，直以「心畫」稱道書法藝術，實際標舉出藝術與本心的融通關係。「心悟筆到」理念與蘇軾的「心手相應」思想是一致的。蘇軾本人受大乘佛教真如心思想影響亦深，他和李綱在藝術境界上有共同追求正反映了佛禪心性論對宋代文人的深刻影響。

最後，將寵辱不驚、不為物累的超然境界融入創作主體道德品格的培養，追求融通儒釋的君子之風。他最為欣賞范仲淹、陳瓘、鄧密等人，他們將傳統儒家忠孝仁義品格與佛家參透生死、自在無礙的人生境界完滿結合，這是李綱心目中的理想君子形象。聯繫《與秦相公書》及其「文氣論」可知，他最終提倡的，是內心充沛的德行與生命深層次體驗相結合後的蘊藉和涵養，是儒釋思想融通無礙，個體生命、人格修養升華後的境界。其文學創作如《寓軒記》等也充分體現了這種道德追求。

三、餘論

宋代以來，隨著士大夫佛學的興盛，《楞嚴經》《楞伽經》等如來藏理論佛典的廣泛傳播，大乘佛教「真心」思想逐漸為士大夫熟知並融入他們的個人信仰和文藝創作中。這一思想強調向當下的「真心」、自性回歸，溝通了世出世間，具有直面現實、積極入世的特質。一方面促使士大夫形成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精神，另一方面促進了他們對生命和人生的深入思考和感悟，形成蹭蹬潦倒時仍怡然自得、隨緣愉悅的寬廣襟懷。作為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資源，「真心」理論對宋及以後的文藝思想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比如李綱與蘇軾的「心手相應」主張就是《楞嚴經》真如心思想的典型體現。更進一步說，蘇軾、蘇轍、李綱、黃庭堅等人的文藝思想、宋代文人重「意」「韻」的主張以及宋代文藝轉向內心和個體精神，均與「真心」理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研討的問題。筆者探討李綱與「真心」思想間的關係，正是基於這種理論思考。

（原載《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有刪減。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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