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惠王為何要給附屬楚國的曾國君主贈送鎛鍾？滅盡了江漢諸國的楚國，為什麼允許隨國存在至戰國中期？
考古學家譚維四說：
編鐘為禮樂重器，
在為我國考古發掘中，
一國君主
為他國君主鑄造宗彝
僅此一例
非同尋常。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隨州發掘曾國君主曾侯乙墓時,出土了65件一套的特大型編鐘，頓時震驚全國。這套音律齊全、工藝精美的編鐘，充分證明了我國的音樂文化和青銅鑄造技術在兩千多年前就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曾侯乙編鐘
長鍾架長748
高265厘米
短鍾架長335
高273厘米
最大鐘通高152.3厘米
重203.6公 斤
最小鍾通高20.4厘米
重2.4公 斤
總重5000公 斤 。
全套編鐘由製作不同的
多套編鐘組成
共65件
分三層八組懸掛在
呈曲尺形的銅
木結構鍾架上
編鐘用渾鑄
分鑄法鑄成
並採用了銅焊、鑄鑲、錯金
等工藝技術
以及圓雕、浮雕、陰刻
髹漆彩繪等裝飾技法
每件鐘均具備
「一鍾雙音」的特徵
全套編鐘音域跨
五個半八度
十二律齊備
可以旋宮轉調。
其中，一件楚惠王贈送給曾侯乙的鎛鍾，格外引人注目。這件鎛鍾高92.5厘米，口徑60.5×46.2厘米，重134.8公斤。出土時位於下層甬鍾中間，形體碩大，鈕呈雙龍蛇形，龍體捲曲，回首後顧，蛇位於龍首之上，盤繞相對，動勢躍然浮現。鎛鍾鉦間部分有銘文，記載了楚惠王熊章為曾侯乙「作宗彝」這件事。《楚王酓鍾銘》中寫道：「佳（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殤（陽）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置之西殤（陽）其永（持）用享。」從這段銘文中，我們得知，楚惠王在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專門為曾侯乙製作了宗彝，送到西陽讓曾侯乙永遠享用。
楚惠王贈送給曾侯乙的鎛鍾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考古學家譚維四先生指出：「編鐘為禮樂重器，在為我國考古發掘中，一國君主為他國君主鑄造宗彝僅此一例，非同尋常。」何況，曾國在春秋戰國時期是楚國的附屬國，楚惠王為何要給附庸於楚國的曾國君主曾侯乙贈送鎛鍾呢？說來話長，原來是楚惠王要報曾國救父之恩。
那是公元前506年，吳國大軍在孫武、伍子胥指揮下攻進了楚國國都紀南城。楚惠王的父親楚昭王倉皇出走，逃亡到隨國。吳人尾追而來，要求隨國君主交出楚王，並允許把漢水以東的土地全部劃給隨國作為交換。那時候，楚昭王躲在隨國公宮以北，吳軍進抵公宮以南，情勢相當危急。隨君不顧吳國的威脅利誘，對吳人說，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隨國拒絕交出楚昭王，為楚國贏得了寶貴時間。在共患難中，楚國和曾國的關係更加牢不可破。本來，從戰國早期開始，楚國就滅盡了江漢諸國，正是因為隨君救了楚昭王，才允許隨國的繼續存在至戰國中期。這個故事裡的隨國，就是今隨州考古發現的曾國，如同楚國又叫荊國一樣，曾國又叫隨國。曾侯乙墓中發現楚惠王祭奠曾侯的鎛鍾，就是楚惠王報答隨君救父之恩的禮遇。
說起這次吳楚之戰，其關鍵人物是楚國監利人、吳國大夫伍子胥，此人的個人復仇行動，在給楚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的同時，也讓自己成了一個毀譽參半的爭議人物。
記得前幾年，荊州市向上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荊州區報的是《關公故事》，監利縣申報的是《伍子胥故事》，兩個申報文本雖各有千秋，但從民間文化、民俗文化的角度來講，都是極具價值的，然而，評委們幾乎一邊倒，在沒有指標限制的情況下，全票通過了前者，否決了後者。本人當時作為主任評委，也是同意大家意見的。於是，《關公故事》上報後被列入湖北省非遺名錄。
這個評定過程，非常耐人尋味。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關公是荊州人心目中的大聖人、大英雄，是忠與義的代表，而伍子胥呢？至少在一部分人看來，是個吃裡爬外的大奸人，是一個為了個人私利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的小人。
當代社會，有人常常糾結於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有人問：你愛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你嗎？也有人引用某外國名人的名言說：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你要先問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社會利益的糾葛，常常會讓一些人走向極端，甚至做出反社會、反國家的行為。比如前幾天發生在山西省委門前的爆炸案。不過，伍子胥生活的時代，國家的概念還很模糊，這也難怪他會因為深仇大恨而成為「帶路黨」，主動要求帶領吳國的「侵略軍」攻佔了自己的國家——楚國。
說來話長，其關鍵詞是「獻媚」和「紅顏禍水」。那是公元前527年，楚平王為了聯秦制晉，給太子熊建娶秦國公主為妻，派太子少傅費無極迎娶秦哀公之妹孟嬴為太子妃。費無極發現秦女天姿國色，為了獻媚勸平王自娶為妻。昏庸好色的楚平王居然掉了包，強娶兒媳為妻，生下兒子楚昭王，另為太子娶婦。費無忌擔心太子即位後會殺自己，就污衊太子勾結諸侯企圖叛亂。於是，楚平王在派人誅殺太子的同時，還殺了太子的另一位老師伍奢與其長子伍尚，次子伍子胥逃脫。父親和兄長死於非命，成為伍子胥心中揮之不去地撕裂之疼。就這樣，楚平王強娶兒媳為妻，給後來的「吳師入郢」埋下了伏筆。
俗話說：「冤有頭、債有主。」伍子胥知道僅靠自己是殺不了楚王的，要實施復仇計劃，只能借用敵國的力量了。本來，按照中國傳統文化，「有仇不報非君子」，但是，事情往往都有兩面性。不過，伍子胥做得太絕了，他不但與吳王闔廬和孫武率吳軍大破楚軍，打敗20萬楚國大軍，攻陷了楚國的國都紀南城，還掘毀楚平王墓，鞭屍三百，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掘墓賊。
雖說是國家對不起伍子胥，可他甘當「帶路黨」，引來了「侵略軍」，挑起戰爭，使許多無辜的人民死於非命，也難怪伍子胥的報仇血恨，會引來了罵聲一片。
從歷史傳統來說，中國人的國家觀，與西方世界「民族國家」的概念完全不同。中國人自古是天下觀和文化觀，「中國」這兩個字的意義更多在於中原之地的華夷之辨，是一種作為文化意義和地理意義的自我認同，國家政權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在於是否庇護和堅持這種文化傳統。
孔子說「春秋無義戰」，或許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春秋戰國時期的「禮」並沒有建立起來，也就是說，沒有一個明確的價值觀來判斷戰爭的正義性。不過，同是復仇，與伍子胥引來罵聲一片的復仇不同，越王勾踐「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復仇行動，卻更多的成為褒獎的範例。可見，是非公道自在人們心中，人們的心中總是有一種最為樸素的道德標杆。
比如，同是監利人的楚國大夫申包胥，見伍子胥為報私仇不惜引敵國之兵把自己的祖國滅了，就派人去對他說：「虧你還是楚國人，你這樣做得太過分了！」伍子胥聽後對來人回復說：「我已經老了，日子有限，我急於報仇，只好做這樣違背常理的事！」伍子胥也知道自己當「帶路黨」「違背常理」，但為了「小我」，也就顧不上「大我」了。
一心想復國的申包胥見說服不了伍子胥，只好到秦國請求幫助，他在秦宮外一連哭了七天七夜，終於感動了秦哀公君臣，得以發兵救楚，楚國終於復國。
這次破楚與救楚，兩個監利人在其中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史書為申包胥記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伍子胥的歷史臉譜卻逐漸模糊，忠奸難分。
有人說，伍子胥的一生，是復仇的一生，也是痛苦的一生。同樣是荊楚名人，關公身在曹營心在漢，其忠義之心日月可鑒，從而走上神壇；屈原眼看國衰欲破，自己的政治抱負得不到施展，憂心如焚，寫下了大量抒發憂憤的詩作後，於絕望中投汨羅江自盡，被譽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2400年前，伍子胥和申包胥截然不同的所作所為，一定也曾在這片土地上引起過廣泛的討論，或許，正是在這種討論中，中國人才開始有了國家的概念，屈原才有了以死救國的決心和擔當。如今，社會的進化，早已走出了非紅即黑的思維定勢，伍子胥的一生到底應該怎樣評價，不是我們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
只是，每當我在荊州博物館楚樂宮裡聽到編鐘樂曲時，耳邊都響起宋朝著名文學家鮑壽孫的詩句，「百世子胥調，猶存寂寞中。鞭屍生快怨，抉眼死遺忠。故國古今夢，怒濤朝夕風。登臨一長嘯，斜日海門紅」。復仇前，伍子胥沒有了親人，復仇後，伍子胥又成了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古往今來，「帶路黨」的最後餘生都將生活在內心的極度陰影之中。這一點，伍子胥一定深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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