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代溝引致話語權爭奪

文化系統的問題人們似乎並不能即刻發覺，然而，擺在眼前的事實與現象卻發人深省。因真理所引發的「話語權爭奪」在歷史上比比皆是，但在今日華夏因老與不老(也就是因年齡)而引發的話語權爭奪實屬罕見。可想而知，人們會不由自主地將話語權爭奪歸因為利益。也就是說，一般人認為現象所呈現出的是利益以及由利益反映出的青年一代的「功利慾」。但是，這種言說多少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傾向，其判斷過於感情用事。而如拋開這種膚淺的猜測與判斷，人們即可發覺：話語權爭奪根本上由文化代溝引致。

眾所周知，印象派與沙龍的「爭奪」是真理所引發的爭奪，因為在那次抗爭中，其成員並未以年輕作為自身發聲依據。相較而言，人們也不能斷然將今日華夏青年一代與老一代激烈的話語權爭奪視為與真理無關的名利爭奪。因為，諸多事實及其所引發的深入思考足以讓當下人認識到話語權爭奪的必要性。

後輩(青年一代)與前輩(老一代)之間的天然矛盾不是不可以調和，但是確定的是，這種矛盾在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與專制社會中是絕然不能被調和。按理來說，前輩(老一代)的價值觀念會影響後輩(青年一代)的價值觀念，進而價值觀念又會決定其生理狀態和生活*慣。但是，「變化」從一定意義上消解了這種必然存在的影響的合法性。一般而言，前輩(老一代)與後輩(青年一代)之間存在著「血緣關係」，這種血緣關係在華夏這樣一個以「人情世故」為生存依據的古老文化系統里顯現得尤為重要。由於天然的血緣關係，華夏父親們*慣將自己的子女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而這種父權邏輯在文化上的顯現則是前輩(老一代)將後輩(青年一代)視為自己的附庸、理所當然的奴才。華夏人祖祖輩輩就生活在這種急劇的倫理悖謬中。在我看來，今日華夏前輩(老一代)與後輩(青年一代)之間激烈的話語權爭奪從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倫理悖謬的裂變。

「話語權」這一說法本身就具有時代性。可以說，是批評在當下的必要性和當下文化的複雜狀況促使人提出批評的話語權和年輕人的文化話語權問題。倘若望文生義，話語權很容易被人們視為說話的權利(言說的權利)。但是，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意蘊上考察，「話語權」嚴格意義上意指「言語(說的話)的存活餘地(位置、空間)」。即是說，「某一群體」(包括不同的利益集團、社會群體等)對自己所說之話存活空間地正視，以及對其合法性與合理性地確證，是話語權的實質和話語權爭奪的根本目的。

話語權的喪失通常是特權、霸權的膨脹所致。當人們喪失了自身應該享有的權利或缺失了自己所說之話存活的制度空間時，其必然會萌生爭奪話語權的意識。因為，反抗源於壓迫，革命源於專制。而事實證明，今日華夏還沒有形成多元文化系統，無處不在的特權階層和無時不有的話語霸權便是明證。而這種現象也能促使人尋查出引致話語權爭奪的歷史根源：向後看的歷史觀。

在我看來，「向後看的歷史觀」是華夏人獨樹一幟的認識論。這種認識論不光是特權階層與話語霸權形成的歷史根源，也是鑄就存在文化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的有效方法論，亦是部分「歷史的劊子手」力圖使存在文化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惠及後世的言說依據。1但是，即便歷史因素在時代文化慣性意識與公民集體無意識的形成中難辭其咎，人類自我主體意識的確立也不會因為歷史依據而壽終正寢。原因很顯而易見，現代民主社會管理理論至今最大的成就是：推翻皇帝寶座之後，現代公民相信自己能發揮責任感來建立正義與秩序，相信自己應以最大的努力來創造，以握取自身的主宰權。

事實上，向後看的歷史觀與「社會環境決定論」和「文化反映論」的認知模式一脈相承。可以說，向後看的歷史觀註定了今日華夏眾多「偽知識分子」對社會環境決定論和文化反映論情有獨鍾。2在我看來，年輕人提出並爭奪話語權源於對向後看的歷史觀、社會環境決定論、文化反映論、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的集體厭惡，他們以多元文化系統和現代民主社會為根本訴求。

在我看來，這種「集體厭惡」正是「文化代溝」的癥候。文化代溝在今日華夏顯現為「父子代溝」，即後輩(青年一代)與前輩(老一代)的代溝。也就是說，今天人們看到的在後輩(青年一代)與前輩(老一代)之間產生的激烈的話語權爭奪文化現象後面隱藏著深層次的，甚至是不可緩解的文化代溝。這種罕見的文化代溝從微觀上顯現為「家」里的父子代溝，而宏觀上則顯現為文化斷裂、斷層。具體來講，父子代溝表現為前輩(老一代)與後輩(青年一代)在價值觀念、心理狀態、生活*慣等方面的差異，而文化代溝體現為固有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與多元文化體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鬥爭態勢。前輩(老一代)逐漸衰老，而後輩(青年一代)才剛剛長成。當時代文化心理所發生的變化超出人們的預料而沖淡了「血緣關係」的天然性影響力後，當後輩(青年一代)產生獨立、對抗意識(形成自己的價值系統)之時，他們(青年一代)就會對前輩(老一代)所主導下的事物喪失認同感，其就會對陳舊的價值系統(比如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展開攻擊與顛覆，這時他們(青年一代)僅僅只是出於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而對前輩的貢獻(只有那種具有永恆價值的成就方能稱為貢獻)抱有敬畏與尊敬。當然，可想而知，前輩(老一代)會批評、攻擊後輩(青年一代)無歷史意識、膚淺，相反，後輩(青年一代)會批評、攻擊前輩(老一代)專橫霸道、固步自封。由是，「代溝」生成——父子代溝反映出文化代溝。

而腐朽的文化機製為「代溝」火上澆油。在當下眾多的展覽、獎學金(今日華夏幾乎無一例外)的存在構成是這樣的：前輩(老一代)任評委，後輩(青年一代)參展。這種「存在構成」的長久存在無疑(必然)會引發並加劇「代溝」。因為其會引出一系列問題：當後輩(青年一代)的創造超越前輩(老一代)創造經驗或成就(這完全是有可能的)時，前輩(老一代)評委、評審所評選出的作品的價值該如何認識?當前輩(老一代)以懷舊或尋找認同性的意識引導後輩(青年一代)的創造時(事實是，在今日華夏很少有評審不是如此評判)，藝術創造本身會不會產生極大的局限性?當以反叛者、顛覆者角色出現的同樣有極大影響力的創作者參展、接受前輩(老一代)評委的評審時，他們能否立足?……很顯然，以前輩(老一代)與後輩(青年一代)為「存在結構」所構築起來的「藝術體制」本身就帶有極大的先天性的隱患。因為其不是一個開放的體制，至少它並沒有真誠實意的對青年一代人的精神開放。那種體製得以構築的直接目的便是獲取話語霸權，而事實也是，長久以來被眾多偽知識分子所構築起來的「華夏藝術體制」只不過是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與與其相應的專制社會的嫡傳。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華夏藝術體制將藝術從精神聖殿上誆騙出來，使其一步一步與流氓靠攏。也就是說，「從前，精神是上帝，其後他變成了人，現在他甚至變成流氓」4，這現如今成了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專制社會與華夏藝術體制申辯者所津津樂道的巨大成就。

當話語權獨霸者作為宣判者對所有人的創造活動指手畫腳時，試問問：「『你們』所認同的東西難道是『我們』所認同的嗎?」簡言之，「他們」所催生的權威、代表、新秀、創造，「我們」看了沒有認同感，「我們」看了既沒有感動，亦沒有震顫。注意，「誰」產生「認同感」這很關鍵，因為對時代文化心理的深層次反省與藝術創造的價值是成正比的。當然，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話語權爭奪」絕不等同於「革命」。因為，「『話語權』嚴格意義上意指『言語(說的話)的存活餘地(位置、空間)』」。概言之，當下話語權爭奪所昭示出的正當意識應是維權意識而非奪權意識。4

原稿寫於2009年2月8日至14日

最終修改稿於2009年7月19日完成

1、自孔夫子認為更好的社會在過去始，華夏人就已*慣於「向後看了」，並將「歷史」(過去)視為逃避自我的種種責任的有效借口。「反清復明」、「夢回漢唐」等的慣性意識便是例證。

2、多數人依然認為文化充其量只是社會的概括、總結、反映。「整一現代性」(高名潞學術關鍵詞)成為多數人高唱「特色」的依據，而「分裂現代性」——即文化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的分裂依然被視為異端。前者被絕大多數人視為華夏歷史的直系，後者則相反被視為旁系。在我看來，正是華夏人這種以血緣論親疏的生存經驗所致，現代華夏人依然無緣真理——既無緣多元文化系統，也無緣現代民主社會。

3、(德)尼采：《尼采文集——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第153頁，楚圖南 譯，改革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前車之鑒，革命雖然具有前衛性和挑戰性——其是顛覆腐朽的專制制度(存在話語霸權的專制主義文化系統)的最佳方式——對於暴君、貪官與話語霸權者，最好的做法是運用幾把砍刀將其剁成肉醬，但是，就革命之於現代民主社會(多元文化系統)構建來看，無休止的革命和挑戰顯然不合時宜。換言之，在一個現代性很高的民主社會或文化系統中，高唱革命顯得十分酸腐。相反，維權意識主導下的話語權爭奪才是有力量的「逼迫」方式。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