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電影人共聚好萊塢圓桌會議：拍電影要慎重選擇搭檔
一年一度的好萊塢頒獎季大幕拉開，六位頂尖電影人共聚《好萊塢報道》導演圓桌會議，講述他們如何選擇影片題材、如何解僱員工，以及如何「置之死地而後生」。
《好萊塢報道》：如果可以在歷史上任何時刻、任意地點架設攝像機，拍攝的題材完全不受限，你們會想拍些什麼？
吉爾莫·德爾·托羅：「有了限制才能有自由」，不過我很願意拍一部關於我祖母的影片，考驗一下自己的記憶力。
派蒂·珍金斯：我想要拍蘇格拉底和狄奧提瑪。《對話錄》里記載著女祭司狄奧提瑪是蘇格拉底的老師，教導了他有關愛的知識。我想聽聽這個女人自己是怎麼說的。
丹尼斯·維倫紐瓦：耶穌。
喬·懷特：我想通過天使的眼睛看看這個世界。
安吉麗娜·朱莉：說實話，我想拍的都已經被拍過了，無論是敘利亞的生化襲擊還是羅興亞難民。況且把這些拍成電影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外界不會因為一部電影而有行動上的表示。
《好萊塢報道》：假如你們坐在一艘救生艇上，身邊只有一台藍光播放機，你們會帶哪一部電影上船？
吉爾莫·德爾·托羅：這個問題有點難度。我小時候看《瘋狂的麥克斯2：衝鋒飛車隊》（The Road Warrior），這部電影徹徹底底把我顛覆了，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攝像機是這樣工作的，鏡頭還可以那樣移動。不過我也可能半道改變主意，《科學怪人》（Frankenstein）怎麼樣？
派蒂·珍金斯：估計我的答案也很奇葩，我選《我走我路》（I Know Where I"m Going）。我愛那部電影，它的設計迷住了我。那部片子太浪漫了，簡直出人意料。
《好萊塢報道》：你從這部電影里學到了什麼？
派蒂·珍金斯：浪漫情感的隱藏和釋放——那種真誠、真實，又讓人小心翼翼的情感。我眼裡的愛情，是一種恐懼和慾望的集合，發生的瞬間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好萊塢報道》：生活中真有電影里那樣的愛情嗎？
格蕾塔·葛韋格：一定有。
派蒂·珍金斯：我想是有的，不過恐懼和慾望對等才是關鍵。電影里會任兩者的衝突發展；但在生活中，我們本能地會阻止它，儘管這可能無濟於事。一旦慾望佔了上風，那種感情就不再是愛了。電影為了照顧觀眾的心理，會把美好的瞬間延長，延長，再延長。
格蕾塔·葛韋格：我會選《相見恨晚》（Brief Encounter），或者《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坐在船上看很不錯。
《好萊塢報道》：對於其他人的好作品，你們會模仿呢，還是會反其道而行之？
吉爾莫·德爾·托羅：唱唱反調挺好。
派蒂·珍金斯：這兩件事並不是對立的——向前輩學習，並在作品中致敬，最終形成自己的風格，不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嗎？
喬·懷特：對我來說，我所做的就是和我父親的工作唱反調。他是一位木偶製作師，會演出很多精彩的木偶劇。1961年他在倫敦成立了當時的第一家木偶劇院。對他的事業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人們總覺得木偶戲是小孩子看的東西，而他把木偶劇視為一種嚴肅藝術。很多時候，他的失意反而激勵了我，大概是我想要比他做得更好吧。
丹尼斯·維倫紐瓦：在電影學院畢業後，我做過一個短片，電影前輩皮埃爾·佩羅（Pierre Perrault）很喜歡。他是紀錄片大師，在上世紀60年代，他是第一批拋開三腳架，用輕型攝影機直接記錄真實人物的電影人。他曾在加拿大一個小島上花三年時間拍攝漁夫，拍了一部《為了世界的繼續》（Pour la suite du monde）。總之，他很喜歡我，也為我選擇拍虛構電影而不是紀錄片感到遺憾。我一直覺得欠他很多，總覺得自己是個不聽話的壞孩子。
《好萊塢報道》：所以你會因為內疚，而帶著他的作品上船？
丹尼斯·維倫紐瓦：也許吧。但如果這是一趟有去無回的旅程，也許我會帶《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那是我最喜歡的電影，也是最接近生死存亡的主題。如果我要登上一艘毫無救援希望的救生艇，有它做伴是最好不過的。
安吉麗娜·朱莉：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我們不是在選最喜歡的電影，而是選一部能讓你熬過孤獨或者陪伴你走完生命最後一程的電影？不過我不知道到那時候我會不會還想看電影。我喜歡《山丘》（The Hill），也許它能在救生艇上給你戰勝一切突髮狀況的勇氣。但真實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好萊塢報道》：安吉麗娜，做導演時你很容易受到影響嗎？
安吉麗娜·朱莉：是的。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政權一直頗有爭議，但是這段歷史並不為世人所知。我的養子麥克斯出生在柬埔寨，我認為他有理由了解這段歷史，了解他的親生父母經歷過什麼。但這件事是否該由我來做？我有沒有這個資格？有一陣每天醒來我都會想，我是否已經夠好？是否有資格做這件事了？
丹尼斯·維倫紐瓦：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事情的影響力可能沒那麼深遠。我曾經在中東拍攝過一部關於黎巴嫩內戰的片子，《焦土之城》（Incendies）。意外的是，那裡的人們很歡迎由我這樣一個外國人來講述他們的故事，儘管實際上我只是一個局外人。
《好萊塢報道》：派蒂，拍《神奇女俠》時，華納是不是和你一拍即合？
派蒂·珍金斯：整個過程說來話長。我第一次和他們談這個項目是在2005年，當時他們手頭事情太多就擱置了。對這類概念電影，我感覺就像戀愛，是一種很認真的承諾，而不是簡簡單單的一鎚子買賣。我那時已經完成了幾部電影，也沒遇到太多困難。所以去談《神奇女俠》的時候，我非常慎重。我和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們的想法和我很不一樣，我的反應就是「哎呀，真遺憾，我想我們談不來」。等他們再次找到我的時候，他們想做的事情基本上就和我的設想差不多了，所以接下去我也得到了很多支持。我也要在此給年輕電影人一個最重要的建議：拍電影就像是婚姻，慎重地選擇你的項目和合作夥伴，誰都不想困在一樁失敗的婚姻里。
《好萊塢報道》：第一次做導演，你都學到了什麼？
格蕾塔·葛韋格：我學到的就是，我可以。可能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我在說什麼。那種感覺就像高空跳傘。有時候學習怎樣做導演，我會把自己設想成演員放到場景里。我早期參演過的電影也有一定的啟發。正是那些經歷讓我明白，困難或者失敗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喬·懷特：而且，面對阻礙找到解決辦法的過程，會更有意思。《贖罪》（Atonement）里有一處敦刻爾克撤退的長鏡頭，那純粹是因為拍攝時間的限制。考慮到潮汐問題，我們實際能拍攝的時間只有3小時。按照蒙太奇的手法拍攝，根本不可能完成。所以解決方案就是，一鏡到底。
《好萊塢報道》：丹尼斯，在做《銀翼殺手2049》過程中，你曾經解決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丹尼斯·維倫紐瓦：我接下來說的話絕不能外傳。
《好萊塢報道》：別擔心，我們都沒聽見。
丹尼斯·維倫紐瓦：我該怎麼說呢？這是我第一次當導演。在這之前，我以為我很喜歡跟別人合作——我愛電影就愛它能讓大家為了一個目標共同努力——我以為，我能讓每個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使勁兒。《銀翼殺手》讓我明白，對某些人，就該堅決讓他走人。認識到這點對我非常重要。
《好萊塢報道》：為什麼必須讓他走人？
丹尼斯·維倫紐瓦：說到底，是尊嚴問題。沒有和解的可能。也許在別的電影里，還有緩和的餘地。但是《銀翼殺手2049》，拍到最後我簡直要崩潰了，絕無和解的可能。
格蕾塔·葛韋格：在我當導演之前，其他導演曾經告訴我，「如果你不喜歡某個鏡頭，關上燈，好好想想你為什麼不喜歡它。」還有人告訴我說，「如果有人對電影不利，就換掉他。」
派蒂·珍金斯：一部電影就像一個巨大的有機體，導演必須擔負起領導者的責任。我的理念就是，「原本這群人一起幹得好好的，突然一下子開始不對勁，那麼問題核心在哪兒？哦，因為你。」我就會請那個人離開。有時候他的想法不一定是錯的，但是每天要和幾百號人一起工作，那樣的人沒辦法留下。
安吉麗娜·朱莉：開始做這一行時，我會希望每一個人都把它看作一次美好的體驗。後來我明白了，我必須接受被人討厭這個現實。不過我寧願他們討厭我，為我們做出的東西感到驕傲就行。
丹尼斯·維倫紐瓦：我們不是去交朋友的。
吉爾莫·德爾·托羅：另一種情況是，有可能你的團隊中的大部分人都覺得你做的東西一塌糊塗，這時候作為導演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念。私底下我們自己可以垂頭喪氣，但在團隊其他人面前，我們還是要保持信念。
《好萊塢報道》：說說拍《水形物語》時，你經歷過的最糟糕的一天吧？
吉爾莫·德爾·托羅：第一天簡直不堪回首，而第二天比第一天還慘。實際上，在65天的拍攝期里，我們有64天都過得無比艱難。有一場戲是邁克爾·珊農（Michael Shannon）停下車，衝上樓梯。結果珊農從車上下來的時候，車子還在繼續往前走。那輛車很舊了，它一直在走，珊農跑步追車，想把它停下，結果車子拖著珊農在雨里繼續前進，直到撞上布景。火花四濺之下，又軋過了第二個布景，朝著我們的工作區衝過來了。大家都在喊「快跑」，我這輩子從未跑得這麼狼狽過。我邊跑邊想，我要死在這兒了。最後那車在第二個和最後一個布景中間停下了，因為那兩個布景是固定在地上的。所有人都嚇壞了。
《好萊塢報道》：你們遇到的銀幕英雄中，有誰和想像的不同嗎？
喬·懷特：很多大牌演員，拍戲時還詢問我的意見，讓我十分意外。
《好萊塢報道》：比如加里·奧德曼（Gary Oldman），在《至暗時刻》中，你都給了他什麼意見？
喬·懷特：角色的節奏感吧。做導演時我會經常強調節奏，電影比任何其他藝術形式都更加接近音樂。我把自己看作場景里的指揮，告訴大家高低音的位置，比簡單討論背景故事要好得多。雖然我不是一個體驗派的演員，但我絕對是體驗派的導演。我必須要親自感受人物的感情，所以我會去找我自己和人物的相似之處。說到加里·奧德曼飾演的丘吉爾，他和我有一樣的地方嗎？完全沒有。但這部電影講述的其實是個自我懷疑的故事，而我恰好曾經經歷過一段自我懷疑時期，甚至打算徹底離開電影界。2015年我執導過一部《小飛俠：幻夢啟航》，賠了1億美元，評論界是一邊倒的批評，我當時真的不知道還要不要繼續拍電影了。
吉爾莫·德爾·托羅：人們以為你已經跨過那個坎了，但翻篇並不那麼容易。
喬·懷特：因為我們的作品最接近自我，是自身靈魂的寫照。
《好萊塢報道》：什麼是做導演最需要的品質？
喬·懷特：導演必須在電影拍攝過程中思考。我說的不是思考視覺效果或者劇情，而是把這個世界看作一部電影，看成一種基於時間的視聽體驗。能做到這點很不簡單。
派蒂·珍金斯：導演必須對電影製作的現實負責。製作一部大片，導演必須心裡有數。比如我經常會想，「天哪，我竟然是唯一知道該如何把這17000個鏡頭拼成一個完整故事的人。」
吉爾莫·德爾·托羅：還要無所畏懼。畢竟有時候妙不可言和荒誕不經只有一線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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