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新文化運動與革命的意識形態準備
中國現代的革命意識形態到延安時期正式成型，但此前至少經歷了三輪醞釀期，即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左翼文藝運動。這三個運動實際上為之後的革命意識形態準備了思想基礎。
胡適後期曾數次撰文紀念五四運動，強調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不是同一個事情。然而，在我讀高中時受到的教育，這兩者幾乎是一個事情。
從性質上說，新文化運動是指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在1917-1919年期間，主張對中國傳統進行文化改革。這一改革的訴求主要是文字和文學語言革新，即白話文運動，包括要求北洋政府的公文不要使用文言文。其次，新文化運動反對儒學國教化，國民性批判以及主張婚姻戀愛自由。
《新青年》有政論文章及共產主義介紹，但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陣地，主要不是一個政治運動，而是主要有三個層次的文化變革訴求，一是文字改革；二是啟蒙主義，三是浪漫主義。啟蒙主義指希望引入西方的理性實證主義和科學思想，以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在文學和社會精神上則是浪漫主義，即希望打破北宋理學對唐以後束縛人的婚戀與個性自由的社會習俗。
從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訴求看，它不是一場現代主義變革，只是一場類似歐洲從16世紀宗教改革到19世紀浪漫主義的文化運動，即便關注政治議題，亦只是價值觀層面的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
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一戰結束後為抗議中國簽署巴黎不平等和約的20世紀中國第一次學生運動，實際上開了一次很不好的革命馬基雅維利主義在中國獲得合法性的頭。五四運動中，學生有打人、闖入並燒私宅的違法行為，但因為被全社會認為是愛國行為，獲得了空前社會認同甚至私下讚賞。此即為了民族情懷可以違反法律秩序。
胡適強調新文化運動與五四的區分，在於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又是對五四運動保留意見者，他反對五四運動激進的政治手段。胡適後來撰文一再提及，孫中山與國民黨起初是反對白話文文字改革與新文化運動的，因為孫與辛亥革命的初衷即「反清復漢」的民族主義。新文化運動雖要改革漢字，但胡適也用現代學術方法整理國故，實是一種仿文藝復興的重構歐洲性的做法，屬於民族性改造，但不是民族主義。
胡適認為孫中山出於民族主義而反對新文化運動，但五四運動使孫中山轉向認同新文化主張，因為孫看到新文化運動對學生的意識形態影響，認識到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可以作為一種政治滲透社會思潮的手段。
五四運動實際上改變了新文化運動的性質，即將文化運動變成直接的街頭政治運動。不僅是文化運動的政治化，而是將新文化運動對民族傳統的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改造，變為一種激進的民族主義，並孕育了革命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社會意識的合法性。
後者導致了1920年代末開始的左翼文藝運動。此時倡導者精神領袖由胡適換為魯迅。魯迅實際上起家於新文化運動，即在《新青年》雜誌連續發表《狂人日記》、《阿Q正傳》、《葯》等國民性批判小說，而一舉成名。他也是五四運動之後學生運動的親歷者，其著名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中的學生劉和珍即死於當時北洋政府所在地和敬府門前。
左翼文藝的開拓者並非魯迅，而是英年早逝的蔣光慈。魯迅實際上與左翼只是一種江湖關係。左翼文學與左翼聯盟一開始就是地下黨和共產國際策劃的政治行為，如果說五四運動正式催生了激進民族主義，左翼文藝實際上催生了底層正確的民粹主義，即凡是底層和勞苦大眾都是正確的。
從這個意義上，魯迅還不是民粹主義，他身上有尼采和易卜生的社會批判主義，即魯迅並不認為底層人民都是對的，底層也有劣根性。加入左聯後，出於陣營站隊，魯迅很少再批判底層，主要批判知識分子和文學圈的齷齪人性。
在延安時期以後，毛澤東 高度讚揚五四運動、左翼文藝運動，而模糊新文化運動的實質，在於試圖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作為極權主義的革命意識形態的社會意識的基礎，即以民族主義為極權主義辯護，以民粹主義的「人民當家作主」口號和群眾運動代替 憲 政 觀念。毛澤東思想的主要話語，實際上來自新文化、五四和左翼文藝三個運動的基本話語的改頭換面。
值得注意的是，之後加盟激進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文人和知識分子，幾乎都是留日派，鮮有歐美留學派，後者大都是傳統的理性重構主義者與自由主義。
那麼，為何留日派大都轉向激進民族主義，主要原因包括：一、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的知識源頭甚至組織關係，一開始並不是直接來自俄羅斯和歐洲，而是日本，北京《晨報》副刊以及戴季陶等人在上海的刊物最初在中國介紹共產主義，幾乎都是留日的早稻田系；二、日本近代崛起的泛東亞主義的儒家民族主義，以及日本近代學者創立的新漢學，即蒙元史、新國學、新佛學、亞洲人類學等，對留日派的知識背景和價值觀影響巨大，這可以追溯至梁啟超。
中國近現代的知識譜系和意識形態的來源，國內學界主要關注西方和俄羅斯，但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實際上也是影響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三足體系之一，這是另一個值得深研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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