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巴黎「五月革命」五十周年,DIOR創意總監未來可以考慮從政了
估計連Maria Grazia Chiuri自己都沒有想到,來到Dior後,她的角色多了一層社會屬性:女性主義鬥士。
這依舊是一個與女性主義相關的高級成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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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巴黎五月革命爆發。大學生們勇敢地走出校園,在街頭遊行,他們在圍牆上塗鴉,寫著「越做愛,越想革命」的刺激性字眼。如同催化劑一般,這場短暫的革命運動加速了法國社會在政治、教育、個人生活、兩性關係、婦女地位等各個方面的轉變,成為了法國現代社會意識形態、文化形態以及生活方式的締造者。
也是在這個時候,20世紀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達到了高潮,男女平等是基本訴求,追求人格自由成為了新目標。在五月革命的影響下,女性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這一顛覆性變革迄今恰逢五十載。而女性作為重要一角,站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引領著時尚潮流風向。
Paris, May 1968
Photo by Georges Melet
1960年代是戰後生育潮引發的年輕人集體叛逆的開始,席捲了整個1950年代的「戰後優雅」黃金歲月被迫落幕。歐美社會都沉浸在年輕人追求個性,要與老一輩形成差異的叛逆期中。時裝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承載這種叛逆的鏡子。
英國設計師Mary Quant的那條離經叛道的超短裙向高級訂製世界發起了挑戰,媽媽的衣服和女兒的衣服在20世紀里第一次有了如此清晰的形象區分。除此之外,未來主義和波普風格的時裝成為了當時最重要的著裝風貌,前衛,大膽。越戰爆發以後,愛好和平,喜歡花草的嬉皮士時尚成為了1960年代末期的「街頭時尚」。
時任Dior創意總監的Marc Bohan也感知到這條膝蓋以上,危險指數極高的短裙對社會女性帶來的瘋狂影響力。1966年9月,一群身穿迷你裙的年輕女性在迪奧精品店前方遊行,標語牌上寫著「迷你裙萬歲」(Mini Skirts Forever),Marc Bohan受此啟發,順勢推出了「迪奧小姐(Miss Dior)」時裝系列,將迪奧先生時代所定義的女性美推到了符合當時社會語境的時尚旋渦中。
1966年,巴黎蒙田大道,一群年輕女孩在奢侈品店鋪雲集的黃金街區發起示威遊行,原因竟然只是為了一條迷你裙
這並非Maria Grazia Chiuri第一次從 Marc Bohan時期的Dior設計中汲取靈感了,從2018春夏系列,到2018秋冬系列,Dior女裝的故事始終都圍繞在這個特定年代,Marc Bohan的設計對於現在的年輕人而言是陌生的,但Grazia Chiuri可以從他的設計里觀察到當時女性們的著裝風貌,這其實是她建立帶有女權色彩的Dior成衣文化的有利條件。
Marc Bohan(Dior Creative Director from 1961 to 1988)
Marc Bohan and models in 1960s
Dior 2018SS Womenswear by Maria Grazia Chiuri
羅丹美術館的花園裡被黑白色調的拼貼畫包裹著,上面寫著一系列帶有女權主義口號的字句。秀場內,「I AM A WOMAN」黑色slogan讓人想起了英國作家塔里克?阿里和蘇珊?沃特金斯共同著作的《1968:反叛的年代》一書的封面。蘇珊?沃特金斯本身就是一位知名的女性主義學者,著有《女性主義入門:婦女的權力》。
「I AM A WOMAN」 in Dior 2018AW Womenswear fashion show
《1968:反叛的年代》
從天花板到地板,貼滿了半個世紀前的時尚雜誌封面和時裝大片,並且故意營造出被廝混的效果,跟如今巴黎街頭的廣告海報牆一模一樣。這種波普效果的「視覺裝置作品」也反應了當時年輕女性對於傳統女性時尚刊物的反抗。
當時的時尚刊物除了指揮女性如何穿得優雅得體,剩下的就是如何做一位懂得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了。當時美國版VOGUE的主編,傳奇時裝編輯Diana Vreeland女士一上任就大刀闊斧地對雜誌內容做了改版調整,引入了更多符合時代精神的內容,從時裝片拍攝方式的創新,到對個性化時裝模特的扶持,甚至是在教育女性的議題上都顯得更加具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日後,她回憶起這段叛逆十年,說到:「六十年代是充滿個性的年代。那時,時裝模特得以第一次展現獨特個性。那是一個充滿偉大理想且富有創意的年代……彼時的女性,也經歷了對自我的塑造。」
Diana Vreeland
或許如今Dior走秀的重點模特也能夠反應出了這種文化多元化的轉變:Ruth Bell依舊是開場模特,她的確是最能體現Maria Grazia Chiuri時期Dior精神的面孔。來自多米尼加的Lineisy Montero是新一代黑人女模的代表,而膚色隨時都能成為時尚行業的道德議題。相對資深的Eddie Campbell本身就帶有1960年代的復古氣質,這位英倫女孩為這場秀增添了足夠的說服力。而閉場模特的Adwoa Aboah本身就是一個女性主義社會活動家。在Maria Grazia Chiuri之前,模特多元化從來都不是Dior秀場的核心話題。但當一個品牌不斷以社會活動家的形象示人時,這群姑娘必然也要成為證明這種身份的證據。
Ruth Bell、Lineisy Montero、Eddie Campbell、Adwoa Aboah
1960年代的時裝記憶悉數登場:從英倫印記的格紋短裙、機車夾克,馬丁靴,到波西米亞風格的絢麗補丁色塊,拼接牛仔,鉤針技術,流蘇元素,甚至是那雙木質厚度鞋。Maria不忘以兩件銀色外套來展示那個年代的未來主義時裝風格。這些標誌性的時裝符號讓Dior秋冬季女裝成衣從創作到想像,從材質選擇到剪裁方式都得以不斷衍生進化。
秀場上的格紋元素都是Dior最經典的藤格紋,它們以蘇格蘭格紋裙的形象出現,展示了英倫文化在1960年代時裝風格中的影響力,並且呈現了多種長度,巧妙選用別樹一幟的面料,例如波點珠羅紗織物,搭配粗曠剪裁的夾克或小巧精緻的外套。
透明的歐根紗上衣里是一件清晰可見的運動款Bra,這是在展示當時著裝大膽的年輕女孩形象。她們不再像母親輩兒那樣,保守地將自己包裹在華貴綢緞之下,而是選擇盡情展露。這樣的叛逆或許有些故意,甚至是幼稚,卻的確將時裝的發展進一步向前推進了。
即便是歐根紗連衣裙,其紋理也是以精緻的羊毛刺繡勾勒出藤格紋的線條。在Grazia Chiuri的「培育」下,半透明的歐根紗連衣裙和牛仔服成為了Dior高級成衣展示年輕態度的符號。謝幕時,Grazia Chiuri就再度以黑色西裝外套搭配直筒牛仔褲的形象出現。新一季的牛仔服飾主要採用拼貼技術和扎染工藝,繽紛的色塊補丁連衣裙和雪紡襯衫搭配機車風格過膝靴,鉤針網格連衣裙綴以刺繡裝飾,舒適貼身,且帶有一絲性感,它們重現了當年嬉皮士們的衣櫥輪廓。
同時設計師還引入制服以創造一種對立與平衡的哲學,試圖去探尋其中的深意:個人的存在遠勝於性別的差異,這也是對男女權利平等的呼籲。
喚起一代人記憶的其實是秀場上的馬鞍包,那是2000年,John Gallaino時期,品牌推出的熱門「it bag」之一。你能在《慾望都市》里看到它,也能在《老友記》里看到它。搭配以異域風情肩帶或者飾有同樣來自於典藏館的不同面料的拼縫物。
而那些大到可以遮住半張臉的新款墨鏡成為了秀後社交媒體上被討論得最熱烈的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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