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歐洲中心論：以全球視野觀察東西方歷史

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官網近日報道稱，丹麥奧爾堡大學副教授約翰尼斯·德拉戈斯貝克·施米特（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教授雅克·赫什（Jacques Hersh）在該刊發表的論文，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的東西方關係，對傳統經濟史的「歐洲中心論」提出了質疑。

歐洲中心論的含義是歐洲以外的國家只能向歐洲學習並沿著歐洲的道路發展。施米特與赫什認為，在歷史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隨著歐洲貿易和殖民征服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才出現的。西方在編纂歷史時，傳統上根據歐洲中心論將這一過程解釋為「歐洲奇蹟」。但是，對歐洲中心論進行的批評，已經促使人們對長期以來歐洲經驗被賦予的優越性提出質疑。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約翰·M. 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一書中提出，東方在公元500—1000年間比西方更先進，並且在促進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霍布森認為，東方通過兩種方式促進了西方的崛起。第一，東方在公元500年後締造了一種全球經濟和全球聯繫網，西方接受並吸收了這些更為先進的來自東方的「資源組合」，如東方的思想、制度和技術。第二，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後，歐洲人攫取了東方的各種經濟資源，從而促進西方的崛起。簡言之，西方並非在獨立於東方的條件下自主地發展，甚至可以說，如果失去了東方的貢獻，西方的崛起根本無法想像。

"The Chinese Factory in the Street of Teng-chan at Nagasaki, founded in 1688" (1822). Perry-Casta?eda Library Map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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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錯失歷史領先地位

施米特認為，近來的研究已經表明，亞洲（主要是印度和中國）文明在美洲被發現前並不比歐洲落後。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對亞洲產品的需求很大，而同期歐洲產品則很難在亞洲市場立足。對此，美籍華裔學者、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國斌在其著作《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中寫道，在經濟方面，明清時期中國的人口及資源狀況與近代歐洲早期大致相同：近代早期的英國農業和明清時期的中國農業經濟，都屬於農業收成不穩定，生產原料有限，二者都經歷了由經濟擴展與收縮構成的周期，並在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易的相互作用下，逐漸創造出更大規模的經濟。

但到了18世紀60年代，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並帶動一些歐洲國家進行了工業化，這些歐洲國家通過工業革命擺脫了人口與農業收成之間的局限。那時中國處在清朝乾隆年間，當西方發生重大變革之時，清朝幾乎仍在延續著幾千年來固有的生活方式，因此面臨資源供應無法滿足人口需求的潛在威脅。此時，東方與西方的經濟變化開始分化。正是英國工業革命等原因，造成了歐亞兩大洲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劉海霞表示，歐洲中心論認為「歐洲奇蹟」源於理性、制度、企業家精神、技術等歐洲的內生因素，而加州學派學者，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王國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安德魯·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等，則認為正是很多關聯性的力量才促成了西歐的崛起，亞洲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彭慕蘭認為，如果沒有這些「外部」因素，歐洲的發明創造對歐洲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不可能比在18世紀中國、印度和其他地區不斷發生的邊緣性技術進步更具革命性。弗蘭克提出，要「從一種真正全球性的、整體世界體系的視野」來研究西方以外的歷史。劉海霞認為，這種研究方法有助於破除「歐洲中心論」，以全球史的眼光，從整個世界歷史的高度，通過比較研究來觀察東西方歷史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從而對整個人類歷史的興衰更替作出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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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崛起道路上自主探索

中國實際上早就開始了獨立自主探索發展之路。美國哈佛大學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認為，當環境的變化（包括政治環境的變化）對社會形成重大威脅時，人們便會圍繞種種「根本性議程」開始形成共識。以清乾隆到嘉慶的過渡為例：那時，在財政、人口、環境和政治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帶有預警性質的挑戰。以魏源為代表的信奉經世哲學的一代中國人，關注「根本性議程」，因此為變革提出的建議都是從「以史為鑒」開始的。他們巧妙地以產生於中國內部的價值觀而非來自於外部的價值觀，為這樣的議程辯護。隨著19世紀歷史的推進，在這些議程中融入了來自外部的思想，而這些外來的思想也在融入過程中受到了中國「特質」的再造，如認為文人精英積极參与政治有助於加強國家權力與合法性，如果在其他文化背景下，這種看法可能是相反的。孔飛力認為，儘管可能有種種例外，但在我們這個時代，「現代國家」似乎都符合一個原則：「根本性議程」的產生取決於國內文化。「根本性議程」的長期影響力，是從一代代的傳承中體現出來的，是歷史演變在機制上的深層結構。

施米特認為，當前的歷史進程顯示了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日漸式微，同時亞洲的崛起需要解構把資本主義歷史作為「歐洲奇蹟」產物的見解。儘管當前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軌跡分析的競爭性描述才剛剛開始，但是數十年來，亞洲挑戰的不斷演進已經證明了這一探索初見成效。

亞洲開發銀行在《2017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中提到，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0%，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30%以上。劉海霞表示，亞洲的崛起表明「中心—邊緣」體系的不可持續性，破解了歐洲中心論設定的「衝擊—回應」模式。這種模式認為亞洲國家缺乏內在動力，只能主要通過對西方衝擊的回應來獲得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劉海霞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亞洲的崛起充分說明，歷史研究中不能僅僅以某個社會或地區的特徵為標準進行取捨，這不是研究社會發展規律性和多樣性的科學方法。

原題：以全球視野觀察東西方歷史——破除「歐洲中心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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