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濤：「戊戌政變過程論」與戊戌變法研究
戊戌政變是在一個時間段由諸多有內在邏輯聯繫的原因因素和關鍵環節構成的「一個過程」的論點，日益為學界所認同。關於戊戌政變過程諸環節，到今天，學界已形成了一個基本的輪廓，並在若干關鍵環節的「證實」和「證偽」上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鏈。但是，「這一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學界仍在若干關鍵環節上存在著不同的解讀，其原因是這幾個關鍵環節仍存在缺失。本文在論述「戊戌政變過程論」的形成史及其若干關鍵環節學術史演進的同時，對目前學界關於政變「過程論」中若干關鍵環節證據鏈仍存在的缺失，作出補證。
一、「戊戌政變過程論」的提出
在戊戌變法研究領域，戊戌政變的研究始終是一大熱點。政變的當事人康有為、梁啟超，在政變發生後不久，幾乎是同一時間段內撰著而成的《康南海自編年譜》和《戊戌政變記》中留下了相關記載。康、梁的記載，留下的「史料」主觀色彩較為濃厚，今天已知其中真偽混雜，不過它卻彰顯出人們對戊戌政變的關注和興趣。從那時起，先後歷經了20世紀30年代丁文江、趙豐田編著《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為代表的研究，50-70年代以劉鳳翰、吳相湘、蕭一山、黃彰健、王樹槐為代表的中國台灣學者的研究，80-90年代以湯志鈞、孔祥吉、房德鄰、駱寶善等為代表的內地學者的研究，再到21世紀頭十年，房德鄰、茅海建、桑兵、趙立人、鄭匡民等學者的一系列研究為代表，幾十年來，構成了戊戌政變研究一個系統的學術史鏈條，顯示出研究日趨細密、深入。上述情況說明，尤以2000年以來的一系列研究為典型代表，一直作為戊戌變法史研究熱點領域的戊戌政變研究，近十來年掀起了一個新的研究熱潮，這一熱潮的成績在於，它承繼過去數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使戊戌政變研究的思維出現重大變化，認知模式獲得重要突破，直接催生了「戊戌政變過程論」，並體現在戊戌政變時間、原因和過程的具體研究上獲得了重大成果。
「戊戌政變過程論」，在學界正式提出的時間並不長，首先是由駱寶善和房德鄰幾乎同時提出，迅速為學界所接受。1999年末，駱寶善提出戊戌政變從八月初三日楊崇伊密折開始，到初六日再次訓政，「有一個過程」的觀點。[1]2000年初，房德鄰指出：「其實政變經歷了一個過程，其間事機雜出，幾個看似偶然實則互相關聯的事件促成了政變的發生和升級」。其過程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八月初三日光緒帝與慈禧太后處理奏摺權力的變化；其過程的第二個步驟，是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從頤和園回宮；第三個步驟是初六日的訓政諭旨，而袁世凱告密消息到京後，光緒帝的處境一度非常危險，至榮祿到京後，光緒帝的處境才有所改變。[2]他們提出這一「過程論」，看似並不複雜，卻是在過去數十年對戊戌政變的時間、原因和過程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2002年，茅海建著文贊同戊戌政變是一個過程的觀點，並對「過程論」各關鍵環節作出頗為系統的學術史梳理，運用清宮檔案對部分關鍵環節作出細化研究。他舉出了政變的八個環節：第一，「戊戌政變是一個過程，是由相關的諸多事件組成，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政治權力關係經歷了緊張、對立、決裂，最後發展到慈禧太后企圖廢帝。其中若要明確一個具體的時間，仍是八月初六日」，八月初六日政變說更是傳統的結論。第二，「政變起始於七月十九日光緒帝未依當時的政治遊戲規則，即先請示慈禧太后，而是獨立地決定罷免禮部六堂官」。第三，「開懋勤殿，設議政官，即光緒帝企圖重用康有為及其黨人，引起了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政治對立」。第四，「光緒帝召見和提升袁世凱，似未引起慈禧太后及後黨的激烈反應，榮祿並未造謠、調兵以圖制袁」。第五，「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限制了新任軍機章京的『簽擬』權力，並不是於此日政變」。第六，「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於御史楊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動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覲見」。第七，「戊戌政變雖未因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傳到北京，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第八，「慈禧太后進行整肅等行動的時間要比私家著述中的記錄要晚得多。而當政治權力交割之後，何時開始整肅，已對歷史進程並無太大作用」。[3]茅海建這一系列論點及其細密考辨，使「過程論」諸證據鏈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更加落實，明晰了政變過程的諸多關鍵環節。
當前，學者們重視探討戊戌政變過程中內政和外來因素共同構成相互關聯的政變原因的因素鏈，從而影響到對戊戌政變時間、原因、過程的認識，時間段的界定、完善，對政變「過程」中若干關鍵環節的認定，對「戊戌政變過程論」的發展、完善影響重大。
應當說，經過海峽兩岸學者乃至中外學者數十年的基礎性研究，彼此相互印證、修正，戊戌政變過程的各個關鍵環節的輪廓已基本清晰。
二、「過程論」源於政變發生時間研究思維的突破
戊戌政變「過程論」，正式提出的時間雖不長，但戊戌政變研究中「過程論」的形成，卻與近百年的戊戌政變研究成就密切相關。首先是與幾十年來關於戊戌政變發生時間的細密探討，特別是與近年來對戊戌政變發生時間的認知模式的重大變化密切相關。
戊戌政變發生時間，歷來是戊戌變法史和政變史研究的重點問題。幾十年來，學界關於戊戌政變發生時間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政變發生於哪一天這一時間點並形成以下幾種觀點：
一是八月初三日政變說。此說其實出現較早。1957年，中國台灣學者吳相湘發表《戊戌政變與政變之國際背景》一文，提出慈禧八月初三日訓政的觀點，但他的關鍵史料是建立在對楊崇伊密折八月初二日呈進這一錯誤時間判斷的基礎上，旋因明清檔案館根據所藏清宮檔案1958年出版的《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一書中對楊崇伊密折的公布及其時間的確定，而證明吳相湘時間判斷的錯誤，故學界對其說未予採信。此說建立在紮實史料基礎上並為學界接受，出現較晚，1987年，林克光在《戊戌政變史事考實》一文中指出：「戊戌政變實際上秘密發生於八月初三日」。[4]這是以光緒皇帝失去親政以來極為有限的行動自由和獨立處理政務的權力為標誌。因為根據《上諭檔》記載八月初二日和初三日對奏摺的處理辦法發生重大變化：八月初二日對奏摺的處理辦法是「現在擬以辦法，均俟分別辦理後，再行陸續恭呈慈覽」，而八月初三日處理奏摺的辦法則改為「均簽擬辦法，恭呈慈覽，俟發下後，再行辦理」。[5]這種微妙而根本性的變化，顯示出光緒帝從八月初三日開始喪失獨立決定和處理政務的權力，其權力轉移到慈禧太后手中。
二是八月初四日政變說。李劍農在《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一書中首先提出，八月初三日楊崇伊向慈禧太后呈遞「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密折，八月初四日一早，慈禧太后從頤和園趕回到皇宮中，發動政變。[6](P18)孔祥吉則指出，這是以光緒皇帝幽禁於瀛台為標誌。其所用材料為藏於台北「故宮」的《光緒朝起居註冊》初稿本，以及《穿戴檔》、《知會簿》等。[7]此後不斷有學者通過系統梳理清宮檔案，進一步確證慈禧太后八月初四日從頤和園回宮控制光緒皇帝。
三是八月初五日政變說。蕭一山在1963年發表的《戊戌政變的真相》一文中提出，由於慈禧太后擔心光緒八月初五日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將有密謀，因此，初五日一早她就從頤和園回到皇宮，發動政變。其史料依據是張鴻(燕谷老人)的《續孽海花》，蕭一山認為，「此書所述晚清掌故，翔實可信，作者曾在總理衙門任事甚久，知道戊戌政變內幕，記載很詳，為一般史書所不及。我把當時人的筆記，一一加以比對，認為雖系小說家言，然而都是很正確的」。1964年，劉鳳翰發表《與蕭一山先生談〈戊戌政變的真相〉》一文，對蕭文觀點和史料中的可議之處一一作出辨析，有助於對此說的客觀認識。[8](P191-230)
以上三種觀點都是以慈禧太后實際控制宮中局面和光緒帝權為判斷標準。
四是八月初六日政變說。這是以慈禧太后宣布訓政為標誌，來判斷政變發生的時間。丁文江、趙豐田在所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中就認為政變發生於八月初六日。[9](P143)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等諸多論著都採用此說。[10](P321)房德鄰和茅海建均認為，八月初六日是政治權力正式交割的標誌，也是政變正式發生的標誌，其分析也有助於我們客觀認識此說。
從上述學界關於戊戌政變發生時間的主要觀點，我們可以知曉近代史學界關於戊戌政變發生時間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是紮實而重大的，但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學界對戊戌政變時間的研究也逐步陷入一個困境，即上述各時間點的觀點相互對立，分歧難以調和，嚴重阻礙著政變時間研究獲得進一步的進展。究其原因，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學界關於政變時間的認知模式仍是單一時間論，認為政變發生於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或八月初四日，或八月初五日，或八月初六日。對此，近代史學界也日益認識到戊戌政變發生時間上的意見分歧，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與政變發生原因、政變期間各政治派別的活動密切相關。因此，隨著各項相關研究同時取得重大進展，戊戌政變史的研究已經推進到系統認知、綜合突破的臨界點，而首先要作出改變與突破的就是思維模式。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學界對戊戌政變發生時間的考察，首先在認知模式上獲得重大進展，即對於政變發生時間，從八月初三日、或初四日、或初五日、或初六日這幾個時間點，推進到八月初三日至初六日這樣一個時間段，其中豐富的內涵，拓展了我們對政變發生時間的認知模式。[11]相應的，學界對戊戌政變發生時間的研究，不僅繼續探求政變發生的時間點，而且更注重探討這一時間段內各時間點的因果聯繫，這一時間段中相關人物和活動、發生的重大事件之間的邏輯關係。
這一認知模式的變化促使學界進一步思考，戊戌政變是歷史的必然，但它為什麼發生於八月初三至初六日，則是由一系列歷史的偶然事件串聯起來的。而勾串起這一系列偶然事件並成為戊戌政變這一歷史必然的關鍵，究竟是什麼呢？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傾向於楊崇伊八月初三日晚呈送給慈禧太后的密折及其所勾串起來的一系列因素。其重要之處在於，這一認識拓展了我們對政變發生原因思考的廣度和深度。
三、戊戌政變原因研究新進展的重大作用
政變原因的研究，究竟對「戊戌政變過程論」的產生有何推動作用？我們知道，政變發生的深層原因，學界沒有什麼分歧，基本認定是維新與守舊、權力與利益之爭。而關於政變發生的直接原因，則意見歧出，眾說紛紜，但同時，幾十年來學者們從諸多層面探討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的各種因素，為進一步研究拓寬了思路，使學界對政變直接原因的認知，呈現出更合理的、強調相關因素內在邏輯聯繫的趨向，這直接構成「過程論」的基本內容。
20世紀90年代以前，學界對政變直接原因的研究，基本都是力圖尋找出某種原因，具體講主要是圍繞袁世凱告密說、伊藤博文來華說和楊崇伊密折說展開爭論，或者在此三說以外，尋求新的原因。這對於為解密戊戌政變發生的直接原因所展開的各項具體、細化研究有重要的推進作用。各觀點均力求證明自身論點的合理性，并力求證明其他觀點的錯誤，體現了歷史研究求真的精神，但同時也要看到，這種思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孤立看待歷史現象的弱點，不利於長時段、綜合、系統地認識歷史問題。
如前所述，戊戌政變直接原因的論爭，幾十年來主要集中於袁世凱告密說、伊藤博文來華說、楊崇伊密折說三種觀點上。政變後不久，康有為和梁啟超提出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的說法，因他們均為戊戌變法和政變的重要當事人，他們鄭重其事提出的說法，當然容易被世人所採信。因此，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說，自康、梁提出之後，一度佔據主導地位。[12](P69)丁文江、趙豐田在20世紀30年代編著《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時對此提出疑問：「六日的政變是不是因為袁項城泄露了密謀才爆發的，還待考證，同時假定是他泄露的話，他在京師泄露的，還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兩處都泄露了，也不能說一定」，「關於這次政變的原因，近因方面當然就是褫禮部六堂官職和召見袁世凱兩件事，但是也有人說伊藤博文的入覲也是促成政變的一個原因」。[9](P143、149)1959年，劉鳳翰在《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異》一文中認為政變確因袁世凱告密而引發；1963年他又發表《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指出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是在八月初五日下午，榮祿於當天五時即去京。他還接續丁文江的觀點進一步說：「袁世凱日記中關於初四日凌晨零時至初五日凌晨六時共三十小時，隻字未提，實在令人懷疑」。[13]
不過，袁世凱告密導致戊戌政變說日益受到質疑。當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說受到質疑的時候，也正是近代史學界關於政變原因研究的思想得到解放之際，自此，各種新說不斷出現，研究也日趨細密。
1957年，吳相湘發表《戊戌政變與政變之國際背景》一文，提出戊戌政變的起因不是袁世凱告密，同時還認為袁世凱告密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經行動，政變的起因是御史楊崇伊呈遞慈禧太后的密折，又尤以密折中所言伊藤博文訪華為最緊要之因素。只是因為他所用史料未能嚴格核訂，論據也不充分，學界未予重視和採信。房德鄰1983年的《戊戌政變史實考辨》一文，細密地考辨分析觸發政變的直接原因是楊崇伊密折，對戊戌政變原因的研究作出重要的推進。[14](P252-254)
1970年，黃彰健出版《戊戌變法史研究》一書，細密地考證分析戊戌政變的爆發不是因為袁世凱告密，由此引起學界對袁世凱告密說的越來越多的懷疑和討論。[15](P605-650)今天，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關注的內容有新的擴展。1999年，駱寶善撰文再認戊戌政變不起於袁世凱告密。2006年，趙立人《袁世凱告密與戊戌政變關係新證——以譚嗣同被捕時間為中心》一文，對駱寶善等學者以慈禧「八月初六日上諭」未提「圍園」和遊說袁世凱圍園的譚嗣同為據來推斷戊戌政變非袁世凱告密所致的說法，提出商榷，指出所謂「八月初六日上諭」不過是《光緒朝東華錄》根據崇禮八月十一日奏摺中引用的慈禧口諭的部分片段補作的。根據譚嗣同信札，他在政變發生的當天即已被捕，說明慈禧口諭中的搜捕目標除康有為兄弟外，還應包括其他康黨要員。不過，袁世凱的告密僅是政變的導火線，而非決定性的原因。[16]看來，圍繞袁世凱告密說的真偽問題，討論還將會繼續下去，這種歷史求真精神，為系統認識戊戌政變發生的原因，起到重要的推進作用。
蕭一山在1963年的論文中說：「政變的真正原因」是「光緒帝要開懋勤殿議制度，設顧問團，聘伊藤博文為首席顧問，慈禧才著急起來，生怕他們借用外力，就立即發動政變」，「政變雖非純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則是政變的導火線」。1983年，孔祥吉在《關於戊戌政變二三事之管見》一文中也提出政變的導火線是伊藤博文訪華的觀點。1985年，湯志鈞對伊藤博文來華導致戊戌政變問題作出具體探討。[17]
從上述戊戌政變史學史的梳理可以看出，近代史學界對導致戊戌政變的因素的探討，思路越來越開闊，對舊說的證實或證偽工作也越來越細密。可以說，從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台灣學者黃彰健質疑並證其偽開始，袁世凱告密說到今天受到的質疑越來越多。50年代台灣學者吳相湘提出楊崇伊呈遞給慈禧太后密折引發政變一說，雖因自身缺陷未被學界採信，但給學界以啟發，經80年代、90年代延續至今，房德鄰、孔祥吉、林克光、駱寶善、茅海建等大陸學者研究考訂，認為在袁世凱告密之前，因御史楊崇伊呈慈禧太后的密折，慈禧一派已經開始行動。數十年來的研究，使學界對政變原因的認識積累出一系列各具合理性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迄今學者們探討過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禮部六堂官事件、軍機四卿參政、光緒召見袁世凱、開懋勤殿、楊崇伊密折、伊藤博文訪華、袁世凱告密，等等。正是這一系列觀點的累積，為政變原因研究的突破打下堅實的基礎，伴隨著學界對政變發生時間認知模式的變化，極大地推動了近代史學界對政變發生原因的思維模式的重大突破，即戊戌政變的原因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因素而是一個原因因素鏈，前述各因素之間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繫而組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有邏輯關係的原因因素鏈。這一思維模式的突破過程如下：
2000年初，房德鄰《戊戌政變之真相》一文初步提出「七月十九日光緒帝令將阻撓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堂官革職，二十日命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為四品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守舊派為之震驚」，「導致(八月)初三日政變的原因除開懋勤殿外，還有召袁世凱進京」；而導致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訓政的直接原因則是楊崇伊的密折的系統認識觀點。2001年，蔡樂蘇等所著《戊戌變法史述論稿》一書，更明確地提出了一個系統地認識政變原因的觀點：戊戌政變的發生，既是多種矛盾交織對抗的結果，也是醞釀了一個過程之後的必然結局。因此，僅從個別人物的單一行為，來尋找和解釋政變的發生，或注目於哪一天突發政變，都難以形成全面正確的認識。政變原因是一個「系統工程」，七月十九日罷黜禮部六堂官之後一天的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緒帝上諭任命軍機四章京，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緒帝免去李鴻章、敬信總理衙門差使，維新派企圖利用伊藤博文進京來外部推動維新派掌權的計劃，並爭取設立懋勤殿，使維新派全面掌權，以及袁世凱進京召見，加速了政變過程。[18](P78、850-881)茅海建2002年的論文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個對政變原因的系統認識：政變起始於七月十九日光緒帝未依當時的政治遊戲規則，即先請示慈禧太后，而是獨立地決定罷免禮部六堂官，開懋勤殿，設議政官，引起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政治對立，光緒帝召見和提升袁世凱，慈禧太后則限制了新任軍機章京的「簽擬」權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於御史楊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動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覲見，戊戌政變雖未因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傳到北京，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這一觀點豐富和具體化了對政變原因的系統認識。2010年，邱濤和鄭匡民在《戊戌政變前的日中結盟活動》一文中進一步提出，對戊戌政變直接原因的認識，不僅要重視政變發生的內政因素間的邏輯聯繫，更要認識到近代中國的重大歷史問題與東西方列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看似是中國內政的戊戌政變，同樣應重視內外因素間的邏輯聯繫及相互作用。這一觀點利用中日史料的互證，豐富和拓展了系統認識政變原因的思路。
近代史學界對戊戌政變原因的認知越來越重視系統思維，並由此逐步認識到學界幾十年來累積的政變各因素的內在邏輯聯繫，政變原因問題研究因之愈加深入，極大地推動了「戊戌政變過程論」的形成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四、戊戌政變「過程」的關鍵環節及若干缺失的修補
「戊戌政變過程論」所指的政變過程究竟包含哪些關鍵環節？以前的研究多強調某一環節的作用，而較少認識到政變「過程」是由有內在邏輯聯繫的關鍵環節構成的一個系統。正如前述提倡「過程論」的學者所言：「戊戌政變是一個過程，是由相關的諸多事件組成，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政治權力關係經歷了緊張、對立、決裂，最後發展到慈禧太后企圖廢帝」。
從政變是一個相互關聯的過程來看，在這一過程中，隨著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詔定國是，開始變法，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的帝後黨爭逐漸加劇，慈禧在百日維新剛開始時即對京畿軍政權力重新部署，至七月改革官制時，雙方已成水火之勢。在八月初四日以前，當百日維新開始的第四天，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出於對自身權力的敏感，慈禧太后就改變京畿的軍政權力部署。她讓光緒帝根據自己的意圖，任命榮祿代替王文韶署理直隸總督，[19]五月初四日，授榮祿文淵閣大學士，五月初五日實授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撤銷督辦軍務處，並將包括袁世凱新建陸軍在內的北洋五軍四月二十七日劃歸榮祿節制。榮祿赴天津後，由慈禧太后的親信崇禮署任步軍統領，並在五月初五日實授。[20]五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又讓光緒帝按照自己的意圖，派剛毅管理健銳營事務，派塔齊布管理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事務，客觀上為今後政變的發生作出軍事部署，當然，此時慈禧太后可能並未作政變之想，而只是出於權力敏感的預為防範。因此，我不同意茅海建「政變起始於七月十九日光緒帝未依當時的政治遊戲規則，即先請示慈禧太后，而是獨立地決定罷免禮部六堂官」的觀點，因為如果以最高決策權力的對立來作為政變開始與否的標準，那麼，慈禧從四月二十七日圍繞京畿軍力和人事的調整、部署，實際上也可看做政變開始的標誌。如果光緒帝罷禮部六堂官是不遵守當時的政治遊戲規則，那麼，慈禧布置親信掌握京畿武力(雖然是通過光緒帝下旨)，以她歸政的身份，同樣可視為不遵守當時的政治遊戲規則的行為。因此，慈禧太后安置親信掌握京畿武裝、限制軍機四卿「簽擬」權力，同光緒帝罷禮部六堂官、準備開懋勤殿和設議政官，都是導致慈禧太后與光緒帝政治對立的事件、因素，它們共同構成戊戌政變的預演，或政變起始的共同構成因素。因此，慈禧太后安置親信掌握京畿武裝，形成戊戌變法期間帝後權力的第一次對抗，是政變過程的第一個關鍵環節。
七月十九日光緒帝未依當時的政治遊戲規則，沒有事先請示慈禧太后，聖躬獨斷，獨自決定罷免禮部六堂官，這是「過程論」的第二個關鍵環節；光緒帝並在二十日命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為四品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這是第三個關鍵環節；光緒帝決定開懋勤殿，設議政官，企圖重用康有為及其黨人，此事迅速在京朝傳揚開來，引起了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政治對立，這是第四個關鍵環節；光緒帝召見和提升袁世凱，引起慈禧太后及後黨暗中高度警惕，這是第五個關鍵環節；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限制了新任軍機章京的「簽擬」權力，收回了光緒帝處理政事的權力，這是第六個關鍵環節；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因御史楊崇伊的密折而突然回西苑，控制住宮中局面，密折中最能打動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中國維新勢力與日本聯華力量的密切互動、維新力量與孫中山反清革命力量的互動以及伊藤博文次日的覲見，這是第七個關鍵環節；戊戌政變雖非袁世凱告密而觸發，但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傳到北京，導致政變的激烈程度加劇，譚嗣同也因此於八月初六日夜被捕，這是第八個關鍵環節；慈禧太后通過八月初六日的訓政「儀式」，實現政治權力交割，這是政變過程第九個關鍵環節。
在這一系列政變過程的關鍵環節中，既有過去數十年中眾多學者研究成果奠定基礎，更由近十年來房德鄰、茅海建、鄭匡民等學者趨於細密的研究而構建成。筆者近年的研究，也對戊戌政變過程中若干此前尚存缺失的關鍵環節，做出補證、修正和新證。
在第七個關鍵環節，即楊崇伊密折的作用問題上，筆者贊同房德鄰對楊崇伊密折打動慈禧太后、促使她立即採取行動內容的分析，也贊同茅海建認為八月初三日晚楊崇伊通過慶親王奕劻遞進的密折，直接導致慈禧太后當晚決定第二天一早從頤和園回宮，控制局面，密折中最能打動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覲見的觀點。筆者認為，楊崇伊奏摺中伊藤博文覲見表現的是日本勢力對維新力量的滲透，日本聯華力量將孫中山革命黨和康有為維新派聯結起來，並通過光緒帝等渠道深入內廷，有推倒慈禧的統治，扶植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維新派掌權的激烈指向。康有為維新派具體的一項重要計劃，就是藉助伊藤博文訪華，光緒帝召見並聘請伊藤博文為顧問，使中日結盟的活動和組織引入帝權，藉助光緒帝的權力與日本勢力聯結奪權。[21]
在第八個關鍵環節上，譚嗣同被捕時間眾說紛紜的狀況，嚴重影響到對戊戌政變正式發生後，其過程中諸多重要環節的認定。筆者有專文確證譚嗣同被捕於八月初六日晚，是在發布訓政詔書和慈禧發出逮捕康有為、康廣仁口諭之後的事情。並由此進一步確證戊戌政變的正式爆發(八月初六日)並非由於袁世凱告密所致，而袁世凱告密卻是導致政變程度加劇的因素和譚嗣同被捕的原因。譚嗣同八月初六日晚被捕，及此後數日拿捕康黨，特別是參與或與聞「圍園劫後」密謀的康黨成員，說明袁世凱確實告密，告密八月初五日傍晚發生於天津，由榮祿在當晚報告送京，並於八月初六日下午兩點以後至晚上這一時間段中奏聞慈禧，慈禧當即頒下口諭，命步軍統領崇禮拿捕譚嗣同，並於當天晚上拿獲譚嗣同。
上述政變過程若干關鍵環節的修補、完善，有助於「戊戌政變過程論」進一步充實和發展，有助於近代史學界對「過程論」構建的完善，有利於推動戊戌變法研究獲得新的進展。
注釋：
康有為著《康南海自編年譜》，又名《我史》，初刊於中國史學會編輯、神州國光社1953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4冊，第155-165頁。後據此本出版多種單行本，如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中華書局，1992年；羅崗編《我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等。根據收藏於中國革命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的原稿，該書寫於光緒二十四年歲暮，即1898年底至1899年初。梁啟超所著《戊戌政變記》，首度發表於《清議報》第一期至第十期，出版時間為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即1898年12月23日至1899年4月1日。
《康南海自編年譜》(《我史》)相關記載的真偽問題的初步鑒別，參見馬忠文：《康有為自編年譜的成書時間及相關問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第656-82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關於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初步辨析，參見[日]狹間直樹：《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成書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戚學民：《〈戊戌政變記〉的主題及其與時事的關係》，《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以及本文後揭劉鳳翰文，等等。
當然，從一個較長時段來看，這類成果的數量仍然偏少。可參見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二，1965年；桑兵：《「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等。
慈禧在接到楊崇伊密折後突然決定八月初四日凌晨從頤和園回宮，在清官檔案中有明確記載。參見內務府《雜錄檔》(頤和園)，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雜記類1004/雜263;內務府《日記檔》(頤和園)，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雜244/日244;內務府昇平署《日記檔》，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補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423/5-32-1/50。
蕭一山：《戊戌政變的真相》，《大陸雜誌》(台灣)第27卷第7期，1963年。張鴻寫作《續孽海花》的時間是1939年除夕至1940年，一年成書，1941年1月開始在《中和月刊》上連載。
房德鄰1983年論文確定此觀點，其史料依據為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卷66；《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26，第10頁，等等。茅海建2002年論文也持此觀點，依據的史料為《上諭檔》，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軍機處漢文檔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207/3-50-3;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65頁，中華書局1958年，等等。
吳相湘：《戊戌政變與政變之國際背景》，《學術季刊》(台北)第4卷第3期，1957年。對吳相湘該文史料依據缺陷的評述，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茅海建用於支持自己觀點的史料，基本是中文檔案史料，主要取自軍機處《上諭檔》、《隨手登記檔》、《電寄檔》，《軍機處錄副奏摺·補遺·戊戌變法項》，《總理衙門清檔》，等等。
參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該文以中日史料互證來支撐觀點，日文史料主要取自日本外務省史料舘藏《日清兩國國交親善之文件》，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日本國際連合協會昭和二十九年；東亜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録》、《続對支回顧録》，原書房1981年。
參見筆者《戊戌政變中譚嗣同被捕時間考》，未刊稿。譚嗣同被捕於何時？這是戊戌政變史的重要問題之一，至今共有五種說法，即八月初六日緝拿康有為兄弟的同時，或初七日，或初八日，或初九日，或初十日被捕，因史料依據或不充分、或不準確、或錯誤，各說很難確證。皮錫瑞《師伏堂日記》「其仆言，初六夜捕拿入朝，即下刑部」的記載，對解決這一問題有重要意義，因種種原因它被長期忽略，但我們卻從日本外交檔案中查找到能與它相互印證的史料，使這一史料的價值得以凸顯，從而確證譚嗣同八月初六日夜被捕。這一發現，對解決戊戌政變史的一些關鍵問題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它說明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並非袁世凱告密所致，而是另有原因；其次，它說明袁世凱通過直隸總督榮祿，確實及時告密，並導致政變程度加劇，慈禧太后擴大抓捕範圍並開始殺人，戊戌六君子喋血，而袁世凱和榮祿由此保住了慈禧太后對他們的信任；再次，學界研究戊戌變法和政變的三大傳統史料中，康有為《戊戌奏稿》已被證明作偽、《康南海自編年譜》同樣被證明存在作偽，而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記載，學界雖有懷疑，但往往以梁啟超不敢自承為信史、「不免將真跡放大」為解，本文恰證明，至少本文所涉《戊戌政變記》的記載不僅僅是「不免將真跡放大」的問題，而是存在作偽情節。參見皮錫瑞：《師伏堂日記手跡本》(縮微膠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外務省記錄：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之部——光緒二十四年政變及光緒帝、西太後崩御與袁世凱免官》，171號，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舘藏。
參考文獻：
[1]駱寶善.再論戊戌政變不起於袁世凱告密[N].廣東社會科學，1999，(5).
[2]房德鄰.戊戌政變之真相[J].清史研究，2000，(2).
[3]茅海建.戊戌政變的時間、過程與原委——先前研究各說的認知、補證、修正(三)[N].近代史研究，2002，(6).
[4]林克光.戊戌政變史事考實[J].近代史研究，1987,(1).
[5]上諭檔，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漢文檔冊，207/3-50-3.
[6]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M].北京：中華書局，1965.
[7]孔祥吉.關於戊戌政變二三事之管見[J].歷史檔案，1983，(3)；台北「故宮」的《光緒朝起居註冊》，收錄於《清代起居註冊》，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穿戴檔，《宮中各種檔簿》簿1816號；《知會簿》，《軍機處簿冊》125.
[8]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M].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9]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0]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11]茅海建.戊戌政變的時間、過程與原委——先前研究各說的認知、補證、修正(二)[J].近代史研究，2002，(5).
[12]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1954.
[13]劉鳳翰.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考異[J].幼獅學報(台北)，第2卷第1期，1959；劉鳳翰.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J].幼獅學志(台北)，第2卷第1期，1963.
[14]胡繩武主編.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C].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5]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增訂本)[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16]趙立人.袁世凱告密與戊戌政變關係新證——以譚嗣同被捕時間為中心[N].廣東社會科學，2006，(3).
[17]湯志鈞.伊藤博文來華與戊戌政變發生[J].江海學刊，1985，(1).
[18]蔡樂蘇，張勇，王憲明.戊戌變法史述論稿[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19]軍機處.上諭檔.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207/3-50-3.
[2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Z].第24冊.軍機處.隨手登記檔[Z].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207/3-50-1。
[21]邱濤，鄭匡民.戊戌政變前的日中結盟活動[J].近代史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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