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在納粹種族清洗運動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對納粹兇手而言，酒精既是殺人的獎賞、男性友誼的潤滑劑，也是心理調適的手段。

1941年，烏克蘭的猶太人被迫為自己挖掘墳墓。圖片來源：GermanStateArchives/Bundesarchiv

1942年年初的某個中午，約翰·格魯納（JohannGrüner）走向波蘭城市新塔爾格的「德國屋」去吃午飯。作為一名身處被占波蘭的納粹中層官僚，他享受著權力帶來的好處，以及在東線任職獲得的職業提升。德國屋是文化中心、飯店和酒吧的綜合體，是佔領者享受的特權之一。當他走進這座建築時，可以聽到裡面喧囂的慶祝活動。在正門前，一個明顯喝醉酒的蓋世太保軍官走過，軍服上別著一個酒杯墊，上面寫著一個紅色數字「1000」。這個警察和格魯納打招呼，醉醺醺地吹噓道：「今天我在慶祝我處決的人數滿1000了！」

乍看起來，發生在德國屋的這件事情似乎只是某個喪失人性的納粹屠夫的恐怖之舉。然而，這種「慶祝」在東線佔領區十分普遍，臭名昭著的黨衛軍和德國警察在大規模殺人後，常常都會舉行慶祝儀式。實際上，在屠殺現場，在酒吧，在波蘭和蘇聯各處軍營里，這些種族屠殺的劊子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另一例恐怖事件中，一群負責火化了大約800具猶太人屍體的警察，把這件事當做了喝酒的由頭。其中一個叫穆勒的人「榮幸」地承擔了點燃「他的猶太人」的任務，他和同事圍坐在火邊喝啤酒。在一個類似的事件里，一名猶太女性回憶了波蘭普熱梅希爾屠殺行動的後續：「我聞到了屍體燃燒的氣味，看到一群蓋世太保坐在火邊，邊喝酒邊唱歌。」對這些蓋世太保來說，「慶祝勝利」是每天的日常活動，每次屠殺行動——或者說每次「擺脫猶太人」——之後都會舉行。

酒精在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種族屠殺里扮演了何種角色，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更多地關注。無數的社會科學研究已經證明了兇殺、性暴力與飲酒之間的聯繫，但是對於大規模屠殺和酒精之間的關聯仍然研究不足。對納粹兇手而言，酒精有這樣幾個作用：激勵和獎賞殺戮，幫助消除殺人的顧慮，以及作為心理上的應對機制。在大屠殺研究領域，對行兇者動機的解釋囊括了許多手段上和情感上的因素，如受同儕壓力指引的「普通人」，對權威的服從和個人野心，以及充滿了反猶主義和種族仇恨的「自願劊子手」；然而，無論殺人者是普通人，還是真心相信納粹學說的人，酒精攝入都起到了促進屠殺的作用。

納粹軍官在挪威

在2000年代早期，帕特里克·德布瓦神父（FatherPatrickDesbois）用「彈道研究」的方法尋找使用過的彈夾，以便梳理出黨衛軍和警察行刑隊在烏克蘭境內屠殺整個猶太社區的地點。與流行看法相反，他發現許多行刑地點「在市鎮中心，毫無遮掩，每個人都知道」。這些屠殺發生在公共空間內，而且據那些非猶太的烏克蘭目擊者回憶，殺人者常常飲酒。

漢娜·塞尼科娃（HannaSenikova）曾經目睹了在她家鄉羅馬尼夫卡發生的一起由黨衛軍和警察執行的大規模處決，當時她還是個小女孩。德國人到來之後，強迫她的姑姑為他們做飯，這些行兇者在屠殺之前預定了一席宴會。塞尼科娃在德布瓦的《子彈大屠殺》（TheHolocaustbyBullets，2008）一書中接受了採訪，她回憶道：除了大塊的肉以外，別的他們都不吃……然後，其中一些人槍殺猶太人，而其餘人則邊吃邊喝。然後，吃完飯的人去殺人，而之前在射擊的人則來吃飯……他們喝酒，唱歌。他們喝醉了。他們又一起開槍。可以看到露在坑外的手和腿。

還有一個類似的事例。在烏克蘭，一位名為威廉·韋斯特海德（WilhelmWesterheide）的納粹地區委員參與了長達兩周、對約1.5萬名猶太人的大屠殺。溫迪·勞爾（WendyLower）在《希特勒的怒火》（Hitler"sFuries，2013）中描寫了這場超現實的殺人派對：在殺人時，韋斯特海德和他的同夥「在宴會上和幾個德國女人痛飲……在血泊中吃喝」，還播放著背景音樂。在這裡，行兇者在執行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務時，他們用酒精來建立同志友誼，減少顧慮。

行刑隊在受害者的墳地間慶祝，而當地的酒吧和飯館也成為了慶祝大規模屠殺的場所，在狂飲時還伴隨著強調堅強、同志情誼和暴力等納粹理念的歌曲。在波蘭韋伊海羅沃市的一間酒吧里，一位目擊者聽到一群「顯然剛結束行刑的」黨衛軍在討論「（受害者的）腦漿如何濺得到處都是」。與此類似，當時在Zakrzewo一家飯店工作的17歲女孩MariannaKazmierczak證實，在1939年秋天，黨衛軍常常在那裡聚集喝酒，在大規模殺人之後舉杯慶祝。在《戰爭、講和與大屠殺，1939年》（War,Pacification,andMassMurder,1939）引用的證詞里，她說道：

最終，他們喝得半醉，氣氛很歡樂，好像他們都陶醉了。他們唱歌跳舞……每次大量殺人之後就會有這樣的酒局……有時候一周數次。喝酒常常持續到深夜。

唱歌和喝酒時慶祝的儀式活動，是一種增進男性友誼、促進對群體及其種族滅絕特許狀認同感的機制。在這些事例中，酒精既是殺人的獎賞、男性友誼的潤滑劑，也是心理調適的手段。

在1942年1月轉移到華沙之後，第六十一警察隊在猶太人聚居區外開了一家酒吧。這間Krochmalna酒吧不僅為下班的警察們提供了一個飲酒狂歡的場所，也是慶祝殺人和男性相互競爭的地方。警察們比賽誰殺的猶太人數量多，吹噓他們的「成績」。這些警察並非個例，因為來自其他單位的人也在記錄著自己的殺人數目。第九警察隊的一名前警察在戰後作證說：「我還知道有幾個人精確記錄了自己殺害的人數。他們彼此還相互吹噓這些數字。」在第六十一警察隊那裡，酒吧的前門成了他們的計數板，估計有500個刻痕在上面，每五個一組，代表了酒吧顧客們殺害的猶太人數量。在戰後對此團體華沙地區活動的調查中，一名國家公訴人說，「慶祝勝利」是這個小集體在大量殺人後的慣常活動。

《彎刀時節》

酒精、暴行和慶祝儀式之間的關聯並非獨屬於東線戰場。在盧安達屠殺期間，法國記者讓·哈茨菲爾德（JeanHatzfeld）採訪了胡圖族的行兇者。在他的著作《彎刀時節》（MacheteSeason，2003）里，他注意到了當地cabarets（酒吧）的重要性：它們是社交聚集的地點，也是計劃、組織和慶祝殺害溫和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的地方。一名胡圖族行兇者觀察到：（殺人者）一起行動。你可以看到他們外出殺人和在cabaret喝酒都是平分的。在種族屠殺期間，我知道總是這一群人出去砍殺，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另一位女性目擊者描述了他們是如何分配從受害者那裡搶來的財物，以及如何進行夜間慶祝活動的：「男人唱歌，每個人都喝酒，女人一晚上要換三次衣服。比婚禮還要吵鬧，每天都是醉酒的狂歡。」至少對於這些男人和某些女人而言，在大量殺人之後，殺人地點和酒吧成為了群體社交和慶祝的場所。

儘管醉酒並非種族屠殺的前提條件，但很顯然，酒精和飲酒儀式是納粹東線種族屠殺中的重要元素——無論是從放滿煙熏香腸和伏特加的桌子上用小杯一飲而盡，在屍體坑邊拿著瓶子大口喝酒，還是在殺完人後的啤酒派對上來上一杯。那個慶祝自己殺了1000人的黨衛軍，不僅僅是在派對上喝醉了，而且真的陶醉於殺戮行為之中了。

（翻譯：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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