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吉：蔡金台密札與袁世凱告密之真相

原標題：孔祥吉：蔡金台密札與袁世凱告密之真相

長期以來，我們在從事歷史研究時，有一種傾向，即特別重視檔案、信札等新史料的發掘與使用。求新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舊材料」的利用。最近，我們從一件事得到啟迪：拙著《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發表後，承蒙馬忠文先生相告，拙著論述戊戌政變發生後劉學詢、慶寬赴日抓康梁時提到了蔡金台，卻沒有提及鄧之誠先生《骨董瑣記全編》所刊布的蔡氏寫給李盛鐸的兩通密札，不能不是一個遺憾。後來，馬先生還將此信札複印寄下，閱後很受啟發。它是政變期間在北京的當事人所寫，很能說明袁世凱在政變中的作用。

（一）蔡金台其人及其密札

蔡金台，字燕孫，江西省德化縣人，光緒十二年中丙戌科成進士後，入翰林院任編修，光緒十七年出任甘肅省學政。甲午戰爭後曾在江西倡導成立高安縣蠶絲學堂，該學堂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農業學堂。戊戌政變前後，蔡金台在京同劉學詢、楊崇伊等關係詭秘，籌劃彈劾維新派，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又夥同劉學詢、慶寬以「考察商務」為名，前往日本抓捕康梁，回國後頗受慶親王賞識。光緒三十年得充甲辰科會試同考官，後又出任掌湖北道監察御史。丁未政潮中，蔡金台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出面彈劾袁世凱政敵岑春煊之弟岑春萱，指責其「庸陋無識，驕庸溺職，迷信星卜，曾招致現犯死罰監押江夏縣之相士名華楚善，處之幕中，行香拜客，皆令課其吉凶。」（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三十三年錄副奏摺，職官類。） 蓋當時袁世凱正策劃惲毓鼎上書彈劾岑春煊也。

據鄧之誠所揭示的蔡金台第一通密札稱，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鐸書云：

自七月下旬，即得至確之耗於雲中，且屬為之謀參奏。以告再芸，不之信。且行急無暇，間語問芻，則問芻已數言於清河，已擬發矣。而慶邸言宮中固無恙，遂復止，乃轉以屬之楊莘伯。蓋惜足下之不與也。會袁世凱來，而譚嗣同說以調兵，入見語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園。電慶邸達之。而楊莘伯乃手訓政疏叩慶邸，俱赴湖呈遞。時慈意以為此等大政，必有聯章，乃成規模，且須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師王仁和。仁和以書戒之，有「無牽帥老夫」語。

莘伯以已成騎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謂斷髮改衣冠，即在指日。而孫文黨羽雲聚輦下及津沽，勢且猝發。不得已獨沖入告。發時尚知會張次山等凡九人，而無一應者，遂獨上之。

至初五日，慈聖忽傳駕入宮。其夕以密諭交崇受之，緝捕群黨。四更時，康由內城得內監通報，遂以黎明逸去。其時宋伯魯尚遞折保康廣仁，故首奉旨革職也。廣仁以為於已無與，尚徜徉於南海館，遂為邏者所得。是日，大索康有為於清河第中，邏侯盡日夕不少休。有粵人潘姓，以道員來引見，適宿於其第，緹騎誤以為康，獲之。良久乃釋。

至六日清晨，又聞捕四京卿及徐楊矣。飯後至問芻處告之，尚以清河無端受驚為笑。未幾又聞崇傳清河去入內問話，緹騎布滿街衢，忽問芻倉黃拉我上車出城。至三更，渠始有函來，告以潛止某玉工家，以為風聲鶴唳，大有波及之勢。

七日黎明，急往詣之，始知由其仆妄傳緹騎謂承壽寺為粵人聚會之所，行當搜查也。適在其座，晤軍機章京凌君福彭，知清河業交部，四京卿及徐楊皆然。內廷搜出逆跡無數。又康之門簿已進呈，將有絕大株連。莘伯乃奏請召榮入都，以合肥代之。懿旨遂電召略園，聞略園甚皇然，恐有伊霍之事，立誓調停。

十一日略園到京，與莘伯期會於其第，莘伯亦以調停之說進。次日入見，先皇上，次慈寧，語秘莫能聞，大都兩解之詞。是日，外起如瞿、徐皆未見，想無暇也。是時，今上頗有自怨自艾之意，一切情形，直言不諱。而言官絡繹騰章，請速誅群凶以靖變。雖清河亦明表其非康黨，而上意堅欲並誅之。略園乃為乞恩，謂張某不無微勞，且明詔業已剔開，求少寬以示區別。於是眾軍機環而叩首，且並及東海。上意不可回，得懿旨乃解，是以張、徐不及於難。是時御前諸內監，斃杖者四人，監禁者六人。訊得康氏弟兄數月來時常便服入內，見上但鞠躬即坐，與平行無異。並雲此風從前文廷式倡之。適莘伯又論其在滬入學會事，又六月間有密旨召其入都，皆康之謀。是以有密拿正法之旨（案此指文廷式而言）。莘伯又論群凶以孫、康、黃、熊為四首領，黃不宜出使，免為首逆東道主人，奏入而恐見詰於外人，遲遲不發，而略園已告知仲虎。

先是七月間，上硃筆予黃尚書銜候補侍郎全權頭等，扁於匣。使王尚書與樵野送日本公使署，令寄其國政府。蓋存此筆跡，以為後來一應訓條，核對筆跡之用。王既受申飭，不能止此事，則藉張止之。後伊藤來，李苾園舉康為接待使，亦為張所阻。諭旨所以謂張非康黨，其能保首領者，即此二事也。

聞康見伊相語極多，謂四京卿是其所委。伊舉以詢合肥，蓋亦不甚然之。現在內政尚無變異，兩聖意見全消。惟上疾殊可慮，南醫十餘人，輪流入侍，日以脈證傳知六部及各衙門，中間數日不遺精，今又如初矣。據陳蓮舫云：「症尚未十分無救，惟天家一切俱異民間，殊棘手耳。」前是硃諭斥其隨同附和，不以獨出主見，以致毫無小效，飭令回藉矣。

慈意向用濟寧甚切，前月初曾令內侍問狀，昨又令略園、吳子佩往視。濟寧解襪示以步履不便，且有泄症，然亦是敷衍癥狀，不久即銷假矣。此公一出，天下事未可知也。然雖略園心不善之，亦未如之何。蓋有較常熟為尤甚者。（註：鄧之誠著，鄧珂點校：《骨董瑣記全編》，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頁。）

鄧之誠先生沒有說明，他是從何處得此信札，該信札是原件還是抄件，有無信封等細節，只是說此信是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寫給李盛鐸的。鄧先生對此信之按語稱：「此所述戊戌政變，極得當時直相。所謂略園兩解、兩聖意見全消，亦是真情。德宗惟認錯而已，何至如世間所云加以撻楚幽囚耶？再芸為華輝，問芻為劉學洵（詢），仁和為王文韶，清河為張蔭桓，徐為徐致靖，略園為榮祿，莘伯為楊崇伊，仲虎為徐建寅，唯雲中不知何人。金台，字燕生，丙戌翰林，與盛鐸同為德化人。時盛鐸方為駐日本公使。世間記戊戌事，多傳聞之辭，時日先後，不免顛倒。唯此所述政變全由慶王布置，最關筋節。其他亦較為得實，蓋金台亦在事之人也。」（註：鄧之誠著，鄧珂點校：《骨董瑣記全編》，第604頁。） 文中將蔡金台之字，稱為燕生，似應為燕孫。除鄧先生指出諸人外，密札中提到的崇受之，即九門提督崇禮，漢軍正白旗人。東海，亦為徐致靖，瞿為瞿廷韶，黃為黃遵憲，熊為熊希齡，雲中者似應為廖仲山，均為變法中之活躍人物。

鄧之誠先生所揭此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長期以來卻未引起人們重視的史料。這樣的密札，倘非當事之人，是根本寫不出此等文字的。密札中所述許多重要史實，均可由檔案史料予以證實。今茲試舉二事以證實此札所述史實之可信。

其一、關於戊戌七月，光緒皇帝書寫硃筆諭條，派康有為、黃遵憲往日本事，張蔭桓曾談到此事云：「七月間，皇上有硃筆諭條，令我向日使言，中國擬派頭等欽差駐日本。又擬派康有為赴日，坐探變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總署與廖仲山言論。正談敘間，又奉皇上墨諭，內言告知日本，此後往來公牘，可將日皇徽號，全行書寫。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將先奉硃諭隱起，僅將墨筆諭宣示。因向該使臣談及，中朝欲遣頭等欽差之意。日使喜甚，允電日廷政府。念余日並未見有回電，竟作罷論。」（註：翦伯贊等主編：《戊戌變法》，第1冊，第503頁。） 張蔭桓所述事實，以前未引起人們重視。但是，自從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發現了日本代理駐華公使林權助致大隈重信的密報之後，證實了張蔭桓、王文韶確實拿了光緒皇帝之諭條前往日本使署交涉（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編號1—6—2—4。）。張蔭桓之回憶誤記為他同廖仲山同去；而蔡金台之密信稱張、王二人一同去日使署交涉。可見蔡金台的信，與日本檔案所記相合，比張蔭桓本人之回憶還要準確。

其二、密信中還談到「慈意向用濟寧甚切，前月初曾令內侍問狀，昨又令略園、吳子佩往視。濟寧解襪示以步履不便，且有泄症，然亦是敷衍癥狀，不久即銷假矣。此公一出，天下事未可知也。然雖略園心不善之，亦未如之何。蓋有較常熟為尤甚者」。密札所述此事甚秘，不為外人所知，然而我們可以在清宮檔案中找到史料說明孫毓汶當時確實病重，不可能再重新出山，僅過數月，孫氏即病故京師。

孫毓汶臨死前留下一份遺折，一邊伏枕哀鳴，一邊稱：「光緒十年蒙皇太后特達之知，奉旨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遺折中不提皇上命其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卻只提皇太后，說明其十分顯明的後黨立場。因此，密札所謂慈禧「向用濟寧甚切」，完全是局內人方能道出的內幕消息。

（二）戊戌政變之步驟分析

蔡金台思想守舊，又同劉學詢、楊崇伊這些策動政變的人物關係密切，同流合污，故對政變之內幕了解的頗為深入細緻。

根據蔡氏密札，可以清楚看出八月上旬朝局之惡化，以致演化成為政變格局，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步驟：

其一、八月初三日楊崇伊遞上亟請皇太后訓政以遏亂萌之奏摺，導致「八月初三晚慈禧太后決定明日回西苑」，而且還宣稱，八月初六日由大內再返回頤和園。根據茅海建先生之分析，「慈禧太后還宮的決定在戌時，即晚上7點至9點」（註：茅海建：《戊戌變法史實考》，三聯書店，2005年，第51頁。）。然而，僅僅靠楊崇伊之奏摺，皇太后似乎還不至於下令抓康有為，也不至於要光緒皇帝下台，而由她再度垂簾聽政。因為百日維新是經由皇太后允諾而開始的，而且康氏的奏章及進呈書目亦呈送皇太后慈覽。正如蘇繼祖所說，康有為正月所上條陳，太后亦曾為之感動（註：翦伯贊等主編：《戊戌變法》，第1冊，第311頁。又見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0頁。）。因此，沒有非常重大的突變，慈禧是不會讓光緒皇帝下台的。一般言官或風聞言事者的奏摺，是無論如何達不到這樣效果的。可以說八月初六日早朝前，宮廷必有重大變故。

其二、八月初三日晚，譚嗣同夜訪法華寺，勸袁世凱率軍隊圍頤和園，制服後黨。譚同袁談話時，至少還有徐世昌在場。故譚氏離去後，袁徐一定緊急磋商，採取對策。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任何疏忽都會招來殺身之禍。袁徐二人休戚相關，不能不權衡利弊，審時度勢，斟酌再三。根據清宮奏單奏片檔記載：「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到京請安，呈遞履歷片，奉旨知道了，履歷留。八月初二日，袁世凱以侍郎候補謝恩，奉旨知道了。」（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奏單奏片檔》491～492。） 八月初五日光緒皇帝再次召見袁世凱，因此，徐世昌可以活動，袁世凱則必須等到召見之後，方可離京。

其三、袁世凱初五日請訓後即返回天津，局勢已相當緊張。袁氏在見到榮祿時，有兩種選擇：他可以和盤托出新黨計劃，也可以借故推宕，袁世凱肯定為選擇向榮祿告密。因為這是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之後即已決定了的。可以設想，如果守舊派已經發動了政變，袁世凱再來「被動告密」，榮祿是不會把直隸總督的位子讓給袁世凱的。相反，倒是袁氏告密立了大功，才有日後榮祿對他的信任及袁氏的飛黃騰達。

主動告密與被動告密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前者是積極的，後者是被迫的。狡猾的榮祿是會在關鍵時刻考驗袁世凱的，而事實證明，袁世凱經受了榮祿的考驗，也為自己贏得了前程。

其四、根據蔡金台致李盛鐸密札，「會袁世凱來，而譚嗣同說以調兵，入見語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園。電慶邸達之」。但是，由於「政變全由慶王布置」，榮祿又「立誓調停」，因此，榮祿電報的內容可能未涉及譚嗣同事件全部。蔡金台致李盛鐸密札稱：「電慶邸達之」，這是以往談論政變者所未曾慮及的。

其五、八月十一日，御史楊崇伊再度上書，謂「事機急迫，請召大臣即日來京」（註：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第466頁。），並建議北洋大臣由大學士李鴻章前去署理。慈禧宣召榮祿進京，卻沒有讓李鴻章署理，相反讓袁世凱署理。清廷的這一決策實在不同尋常，因為袁世凱當時僅僅是一個臬司，他的上頭還有布政使，按照規矩總督短期離任，應由布政使來署理。無論如何也輪不到由他來署理直隸總督。榮祿的這一決定，說明袁世凱在政變問題上立了大功，這也表明了他們對袁氏的充分信任。而榮祿進京「與莘伯期會於其第，莘伯亦以調停之說進。次日入見，先皇上，次慈寧，語秘莫能聞，大都兩解之詞」。換句話說，榮祿進京之後，清廷才決定殺害譚嗣同等要犯的。

以上就是按照蔡金台致李盛鐸之密札所解釋的戊戌政變的過程。毫無疑問，引起慈禧發火，把光緒皇帝趕下台的，一定是袁世凱泄露新黨有圍頤和園陰謀引起的。袁世凱毫無疑問是告密的元兇。

（三）蔡金台的第二通密札

為了證實蔡金台密札之可信度很高，還可由蔡氏致李盛鐸的第二通密札來佐證。其密札曰：

又九月二十五日云：南皮之圖軍機，亦由問芻慫恿，爵堂導之。春間連仲三之來京，即是為此。南皮賻其兄千金，又許以美差，遂力致於略園。略園復王電云：南皮公忠可敬，無如常熟一掌遮天。兩邸皆病不治事，容當緩圖。夏間去翁召張，皆由於此。其時尚有謠傳公之不願者，爵堂曾電問芻解之，問芻力白其誣。此次又有陳於慈聖者，聖意則以又是一書生卻之。所謂又是者，蓋承常熟而言也。略園又晤莘伯云：南皮亦不甚滿人意。此或因慈意不甚許可而云然，故南皮決不復內召，濟寧出則更無可望矣。（註：鄧之誠著，鄧珂點校：《骨董瑣記全編》，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頁。）

鄧之誠先生註明此信寫於戊戌九月二十五日，並作按語「按此所述，張之洞戊戌春間由徐桐專摺奏保命來京陛見，是由劉學詢畫策，因王之春、連文仲以通於榮祿，謀入軍機，事為翁同龢所阻。即榮所謂常熟一掌遮天是也。榮、翁之不相能，翁之逐，榮與有力。於此征之益信。孫毓汶翌年即卒，竟未起用。」（註：鄧之誠著，鄧珂點校：《骨董瑣記全編》，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頁。）

鄧之誠先生所注，稍有失誤者，如連文仲，似為連文沖，時充任軍機章京。不言而喻，此信是對戊戌春季張之洞內召未成的最好解釋，完完全全是局內人之言，句句可信。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有些學者著書認為，由於光緒皇帝執行洋務派路線，才把張之洞召來北京。此種格式化的見解，完全背離了歷史真實，實在經不起推敲。

蔡金台密札活龍活現地揭示了歷史真貌，故此兩通信札應該同畢永年之《詭謀直紀》一樣，在揭示戊戌政變真相中是同等重要的歷史文獻。

總之，那種認為戊戌政變非由袁世凱告密而發生，或者稱袁世凱是在楊崇伊上書後怕受牽連而被動告密之觀點，都或多或少地忽視了袁世凱在政變中的關鍵作用。雖然從局部講，各有其理由，但是放在大的歷史環境中考察，則很難自圓其說。因為這種觀點無法解釋，為什麼政變之後，清廷重賞的不是發動政變的御史楊崇伊，而是袁世凱？顯然，袁氏告密在戊戌政變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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