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印記：從國民黨軍閥統治下的抗捐抗稅到土地革命後的主動交糧

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佔湖南東南部的茶陵縣城後，遵照毛澤東指示建立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第一個縣級工農兵政權，工人代表譚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24日，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王次淳任主席。2月21日，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文根宗任主席。5月初，永新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彭文祥任主席。6月，湖南鄂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徐鼎燕任主席。6月底，蓮花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劉仁堪任主席。

1928年5月下旬，在寧岡茅坪蒼邊村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政府領導人員由湘贛邊界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成立之初，推選袁文才為政府主席。邊界政府下設土地部（譚震林負責）、軍事部（張子清負責）、財政部（余賁民、李筱甫負責）、政法部（鄧允庭負責）、工農運動委員會（毛科文、宋喬生負責）、青年運動委員會（蕭子南、劉真負責）、婦女運動委員會（吳仲廉、彭儒負責）。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軍閥各自為政。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堅持獨裁統治、消除異己，不斷進行軍閥混戰、鎮壓革命、圍剿紅軍，這就使得國民政府軍費急劇增加。在地方，由於無統一的稅收制度，地方軍閥為擴充實力和地盤，勾結地方土豪劣紳巧立名目，用稅捐等形式加緊對老百姓的剝削，各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國民黨的橫徵暴斂使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各地民眾紛紛發動 「抗捐抗稅」運動，反對國民黨的殘酷剝削以求生存。

在各地群眾紛紛進行抗捐抗稅運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從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在根據地，領導人民群眾廢除了以往的苛捐雜稅。提出「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建立根據地初期，我黨因紅軍流動作戰、群眾生活太苦不好徵稅及防止群眾誤解等因素，並沒有馬上開始建立人民自己的稅收，而是開展以打土豪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財稅政策。

根據地建立以前，井岡山農村和全國一樣，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平均65%在地主階級手中。永新、寧岡、蓮花有60%在地主手中。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有70%在地主階級手中。農民在軍閥政府的苛捐雜稅、地主豪紳的重組合高利貸的盤剝下，生活貧困不堪。正如毛澤東1934年《再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分析的：一切過去及現在的國民黨區域，農村中是嚇人的地租（60%—80%），嚇人的高利貸（30%—100%），結果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與富農手裡，絕大多數農民失去土地，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境。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後，立即著手建立革命政權，打土豪分田地。分得土地的農民，熱情支持革命，不但踴躍參軍參戰，捍衛根據地，而且積極繳納土地稅，從財政上支持革命政權和革命戰爭。

「打土豪、分田地」這個口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提出的主要宣傳口號之一，最先出現在1927年的湖南瀏陽文家市鎮。它不僅表明了紅軍的政治主張，同時也深刻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深刻認識和獨特見解，為他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打下了深刻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1928年3月開始，毛主席在酃縣的中村試點，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鬥爭，豎起了分田分地這一革命旗幟。其弟毛澤覃也在寧岡大隴進行分田的試點。是年5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成立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各級政府都設立土地委員會或土地委員，明確提出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給農民的實施方案，加強根據地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和黨組織建設的任務，並重申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方針。毛主席又三到永新塘邊，親自指導分田運動並作永新調查，制定了分田臨時綱領十七條，這個十七條也為井岡山土地法的制定打下了基礎。

1928年底，工農革命軍來到第八鄉所屬的塘南村，挨家挨戶地宣傳革命道理，號召農民們團結起來，與土豪劣紳展開鬥爭，第八鄉的群眾在部隊的幫助下，迅速地組織起來，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打土豪運動。隨後，群眾在工農革命軍的幫助下開展了分田運動。第一次獲取土地的翻身農民，從內心深處感謝共產黨，他們決心努力生產，多打糧食，踴躍繳納公糧支援革命。

「本府現以（已）成立，從今奪取了政權；肅清反動革命，陰（隱）藏罪以（亦）牽連；打倒封建勢力，嚴禁賭博洋煙；紅軍幫我工農，瓜分地主糧田；屬鄉均已成立，務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拋荒，查覺重責難免；刻下稻熟之期，不準鵝鴨放田」

這是寧岡三區第八鄉工農兵政府在1928年夏張貼的一份布告，全文16句，簡短流利，通俗易懂。這份布告明確指出：要鞏固工農紅色政權，必須狠狠打擊土豪劣紳。

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獲得，可以看成是對革命群眾的最重要的物資補償。土地的分配既為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也激發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物資的豐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革命物資動員給群眾帶來的生存壓力。1930年，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就頒布《蘇維埃土地法》，規定：「暴動推翻豪紳地主階級政權後，須立即沒收一切私人的或團體的——豪紳、地主、祠堂、廟宇、會社、富農——田地、山林、池塘、房屋，歸蘇維埃政府公有，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及其他需要的貧民使用。」農民得了土地後，生產積極性提高，又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物資的生產、豐富和再生產，如此往複，為戰爭動員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資。

井岡山開展土地革命以來，井岡山根據地每人分得田地3畝和600斤穀子，分得土地的農民感動得熱淚盈眶。經過土地革命，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變成農民土地所有制，從根本上改變生產關係，農民的積極性猶如火山噴發。1928年，根據地的糧食生產增長20%，廣大群眾不僅自願上交土地稅和餘糧，踴躍參軍支前，代紅軍家屬耕田，而且將自己並不富裕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無償捐獻出來支援革命戰爭。

寧岡農民邱祖德，革命後分得10多畝山田，1928年秋收谷3500多斤，除繳土地稅外，還自願向政府捐谷300斤。（摘自《毛委員在井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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