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子羅箭回憶:從來沒有一個孩子說過害怕周總理
周恩來看望紅岩託兒所的孩子們。 圖/童小鵬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記者 張蕊)2018年3月5日,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日前,中央召開了隆重的座談會,紀念這位人民的好總理。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採訪了數名曾和周總理有關交集的「孩子們」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請他們和我們聊聊自己和周總理的故事,聽聽他們的真情講述。
劉建(開國元帥朱德外孫):他的很多關懷比母親還周到
總理去世的消息,我爺爺是從廣播上聽到的。當時我和媽媽就在爺爺的身邊,我們其實並不想讓他知道總理去世的事情。但爺爺每天都會在固定的時間聽新聞,這個我們誰也無法阻止,當天,哀樂從廣播中傳出來的時候,他就非常的驚訝,但他沒有說話,而是站了起來,當聽到「中共中央沉痛宣告,周恩來逝世」這一句時,一下子就跌坐在沙發上,我和媽媽都沒扶住他。
當時的爺爺的狀態特別不好,他就是兩眼望著天花板,眼淚就流下來了,一直和我們說,「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呢,前兩天我看他的時候,他還可以和我說話呢。」還喃喃自語地說,「怎會這麼快,怎麼會這麼快。」爺爺還反覆問我們,「你們了解周恩來嗎?你們知道周恩來嗎?我來給你們講講周恩來的一生。」那幾天,爺爺一直沒有好好吃飯,晚上也休息不好,始終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時,爺爺已經89歲了。
雖然我們也一直在寬慰爺爺,但老人家卻一直無法打開心結,我媽媽守在爺爺的身邊的時候,爺爺總要把我媽媽叫到身邊,說,「朱敏,我來給你講講周恩來對我的幫助和支持。」當時我很年輕,不過才20歲,但爺爺這種悲痛讓我也很動容。直到現在,想起來這些事情,我心裡還是非常的難過。
在我的眼裡,總理是一個非常熱心和關心同志、戰友以及他們的家人的人。對革命後代的慈母之心,他的很多關懷比母親還要周到。
童丹寧(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童小鵬之子):他經常去食堂自己拿飯票打飯
1959年,容國團為中國爭得乒乓球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之後,國內掀起了一股乒乓球熱。當時我還是中學生。西花廳也組織了一場乒乓球賽,把工作人員、孩子們分成了不同的小組,獎品是小筆記本等,頒獎人是鄧媽媽。
我們打球的那一天,總理在開會,沒有參加。他快中午回來以後,我們一擁而上,把他圍在了中間,他和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握手,包括我們這些孩子。感覺最深刻的是,和你握手的時候,總理的眼睛都會看著你的眼睛,右手握得非常緊,而且還會使勁抖那麼兩三下,給人的感覺像接見外賓一樣,很認真。
我上中學的時候是走讀生,騎自行車上下學。早上在家吃飯,中午回家到食堂去吃飯。當時食堂有兩個,一個大食堂,一個小食堂。我們是在小食堂吃飯,每次我到的時候,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吃完了。有時候會碰到周伯伯來食堂吃飯,他來的時間一般是在12點20分到25分,也是自己拿著飯票,自己買菜買飯。每次我都會和他打招呼,看他打完飯坐在那裡吃飯,有時候也會和大家聊聊天。
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我還想,周伯伯還在這裡吃飯啊。後來發現,他在這裡就和普通幹部一樣,沒有任何的特殊。
除了國務院的宿舍以外,西花廳的房子都是清朝遺留下來的,房子都很舊了。但是總理一直不讓修。我們當時看電影的地方就是他的餐廳和會客室,我就看到過老鼠從牆邊跑過去。有一次,周伯伯不在。大家都想著把房子簡單的整修一下。其實就是把石頭地板換成地板,窗戶重新修了一下,窗帘也換了一下。
總理從外地回來之後,發現西花廳變樣了,當時他一隻腳剛邁進房子,馬上又退了出去,就問,「怎麼搞的,怎麼弄成這樣,要是不改過來,我就不在這兒住。」他就沒進屋,直接去了釣魚台辦公。
實在沒辦法,我爸爸他們就找人把新窗帘換了下來,把能換的都換了,地板是沒辦法了。後來我爸爸他們找到陳毅伯伯彙報工作的時候,提到了這件事情,陳毅伯伯就和總理說,你總不能把地板給拆了吧。
後來,周伯伯還在國務會議、部長會議上做了三次檢討。他說:「我是總理,現在國家這麼困難,把辦公室修了,那麼底下的部長都學習我該怎麼辦呢?起一個壞頭不好。」
2007年2月10日,西花廳的孩子們,第一次和健在的叔叔阿姨以及周秉德兄弟姐妹們相聚在一起,緬懷周伯伯、鄧媽媽。我們成立了《西花廳聯誼會》,決心在學習、研究、宣傳、踐行周恩來精神方面,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羅箭(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子):一場球賽讓總理記住了我的名字
我和周總理認識接觸是1957年的暑假,在北戴河。那時候北戴河還有很多蘇聯專家,他們的孩子參加了那裡夏令營的足球隊。當時我們101中有不少同學都在北戴河,我們也組了一支球隊,去他們的球場上踢球。
看到我們後,蘇聯孩子約我們打比賽。讓我們很意外的是,這場比賽竟然驚動了正在北戴河開政治局會議的賀老總,「別開了,別開了,娃娃們打足球,都去看足球吧。」賀老總這樣和大家說道。於是,周總理、朱德總司令、鄧小平伯伯、彭真伯伯、董老、郭老、林老等人都停止了開會,去看我們和蘇聯孩子比賽足球。
最終,我們以6:2的比分大勝蘇聯孩子,這一下,可把這些叔叔伯伯們高興壞了。於是,總理就把我們這些小隊員都叫到跟前照了個像,看到這個場景,蘇聯專家,特別是專家夫人和那些孩子們也想過來和我們照相,但誰也沒有吭聲,最後是周總理招手讓蘇聯專家和孩子們都過來和我們一起照了相。
當天晚上,我們在海邊浴場看電影的時候,總理也來了。我以為總理早就忘記我們了,沒想到總理老遠就喊著我的名字,過來拍著我的腦袋,「哎呀,今天踢得好啊。」在我們的眼中,周總理不是高高在上的國家總理,而是我們溫和、親切的師長,從來沒有一個孩子說過害怕總理。
有記者曾經問過總理,這麼大的國家你這個總理怎麼當,總理說我有十一個副總理,這也能看出來,總理從不居功自傲,忽視其他人的貢獻。總理的意思是我有十一個副總理,好多工作都是大家分攤來做的。
我父親當公安部部長的時候,有一次,主席問他,「商業部、財政部的報告我經常能看到,為什麼你們公安部的報告我從來看不到?」我父親回答說:「我都送了啊。」「送了,那你拿收條來,你知道我們這個地方是有倉庫的。」這個事情讓我父親很緊張,公安工作的情況主席不知道,這是失職。
後來總理聽說這件事情後,專門去和主席解釋:「他們公安部的報告也很多,都在我這裡,我可能給壓了,還沒來得及送給主席。」可以說,我父親的這次危機是總理給化解了。實際上,一直以來,總理對同事和部下都很照顧,雖然他有十一個副總理,但他這個「班長」卻始終勇於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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