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的最後遺言：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

文/丁大同

維特根斯坦在病中，身體非常虛弱，預感到自己的思想探尋生涯即將結束。他在1951年1月寫給馬爾康姆的信中說：「我的心靈已經完全枯萎了。這並非在訴苦，因為我並不為此而真正感到痛苦。我知道生命總有一天要結束，而精神的生命可能在其餘的生命停止之前就停止了。」

1951年2月初，在劍橋的比萬醫生建議下，維特根斯坦住進了他的家裡。在這段日子裡，馮·賴特教授經常去看望維特根斯坦，詢問病情。有時，他感到談話都有困難，因此身體稍微好一些時，就在床上給馮·賴特教授寫上一封簡訊。在保留下來的一封寫給馮·賴特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在過去的一個月里，我一直病得很厲害。……在前幾天我覺得非常好，但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我仍然呆在床上。」

維特根斯坦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思想家，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來臨之際，他還在檢討自己的工作，對他本人影響的後果也並不是非常滿意的。實際上，他一直沒有介入由於他的著作和思想所引起的世界範圍的討論。他認為，他的思想經常被那些甚至自稱為他的信奉者的人所誤解和歪曲。他懷疑將來他是否會得到人們較好的了解。有一次他說，他覺得他好像是在為那些具有與當今人們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不同的生活態度的人而寫作，好像為了另外一種文化的人。在1947年的時候，他這樣表白道：「是否只有我一個人才能創立一個學派，或者是否一個哲學家絕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我不能創立一個學派，因為事實上我不想被人仿效。無論如何，不要被那些在哲學雜誌上發表文章的人仿效。」事實上，他自己之所以不出版他的晚期著作，這也是一條理由。

維特根斯坦知道，他的哲學使命就要完成了，他該回到另一種境界里，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繼續他的生存。

此刻，在維特根斯坦的腦海里出現了1933年寫於「大列印稿」中的一段話：

顯然，使我們感到平靜的是，我們看到某個體系排除了那些總是使我們感到不安的結構。哲學的不安及其解決的奇怪之處可能在於，這就像是一個苦行僧站在上升的重球上所受的苦難，痛苦地呻吟，而別人告訴他的解脫方法就是「跳下來」。

他知道，這種平靜是一種內心的感受，一種他早年在《哲學評註》所討論過的那種絕對的寂靜：

絕對的寂靜難道可以同內在的耳聾——我是指對聲音的概念全然不曉——相混淆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也就不能把缺失聽覺同缺失一種其他感覺區別開來。

維特根斯坦知道，自己就要獲得真正的解脫了。

維特根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精神感到異常興奮，甚至認為自己又可以開始從事哲學研究了。在維特根斯坦去世前十三天，給馬爾康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情。大約一個月前，我突然發現自己處在一種正好適合搞哲學的精神狀態。我曾絕對地肯定我永遠不能再搞哲學了。這是兩年來的第一次，我的思路暢通了。——當然，到現在我只工作了大約五個星期，而且說不定明天就會全部結束；但是現在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這顯然是維特根斯坦的生命即將走向終點的信號。在最後六周里，他還在不斷地工作，寫作和修改他隨身攜帶的大量手稿和筆記，包括他最後的作品《論確實性》。他把其他的手稿和列印稿留在了牛津的安斯康家中，他自1950年4月以來一直住在那裡。

到了4月21日，因為馮·賴特教授有病在身，維特根斯坦到馮·賴特教授所在的學院去看望他。賴特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這是在4月21日——我們最後的相見。我因為軟骨組織損傷，不得不一動不動地坐在房間里。維特根斯坦推門而入。看見他使我大吃一驚。他開玩笑地說，我看見的不是他，而是四處遊盪的「幽靈」。他給我帶來了一些鮮花。於是，他坐了一會兒，我們談到我正在讀的阿克薩克夫的《家族編年史》。後來，他就離開了。他於八天后去世。這時，我才強烈地感到，他實際上是來向我告別的。

在生前最後這一段時光里，維特根斯坦住在好友比萬醫生家裡，每天記錄自己的哲學思考，繼續從事哲學寫作，並與學生會面。直到臨終前的兩天，他還寫下了一些足以同他以前的最佳成果媲美的思想。他對別人說，他的講課也只是播下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幻語」。他不斷地驅趕自己去從事那些最繁重、最勞神的思考，老是抱怨自己過於遲鈍，說自己的頭腦「非常獃滯」，思想「明顯地變得沒有力量」。

1951年4月27日，醫生告訴他，他的生命只剩下幾天了。聽到這個情況後，維特根斯坦大聲笑道：「好極了！」

兩天後，1951年4月29日，身患前列腺癌的維特根斯坦在62歲生日後的第三天，在英國劍橋的好友比萬醫生家中與世長辭。

這位具有傳奇經歷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給人們留下的最後遺言是：

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

節選自「大家精要」叢書之《維特根斯坦》第八章《最後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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