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中醫為什麼要學五運六氣？
病必求於本，如果不知道真正的病因，那你的一切治療都是盲目的，碰運氣式的，這樣的治療能夠治好病嗎？中醫的病因是什麼？它有內因和外因之分，外因就是人與自然的矛盾激化，內因則是不平衡引起的整體管理失控，中醫本身就是一門恢復平衡、恢復整體管理的學問。可大家知道嗎？不管是疾病的內因，還是疾病的外因，都和運氣學說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不懂五運六氣，你連中醫的門都找不到，更談不上學好中醫。
我們都是學西方科學過來的，大腦中形成了大量思維定式，尤其是西醫的一些東西，嚴重地阻礙了我們對中醫的正確認識。比如對病因的認識，西醫把一切疾病的原因歸於局部的細胞病變，用精密儀器檢查出細胞病變，那就是有病，檢查不出來，那就是沒病。可在事實上，細胞病變只是疾病的結果，而不是疾病的原因，把結果當成是病因，就造成了西醫在疾病認知、治療方法上的錯誤。比如，很多人按照西醫的標準檢查沒病，可身體卻非常難受，還有一些人檢查後非常健康，卻在不久後爆病身亡。至於治療方法上更是荒唐，大量慢性病無從下手，不治之症層出不窮。
西醫的問題在哪？其實根本原因就在於迷信精密儀器，不承認觀察不到的物質運動的存在。比如，人與自然的關係，傻子都知道疾病和自然變化有關係，可西醫卻不承認；再如整體與局部的關係，傻子都知道疾病和整體的功能狀態有關係，可西醫仍不承認，最終疾病的原因只和局部的病變有關係。而中醫卻通過人體系統與地球系統的類比認識到了這些關係，得出了正確的疾病觀。認識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就得出了人是自然無限小的一部分，順應自然則生，違背自然則死，疾病就是大自然對不順應它的人的一種懲罰；認識到了整體與局部的關係，就得出了細胞是整體無限小的一部分，它們之所以病變，並不是細胞的原因，而是不平衡引起的整體管理失控造成的，只要恢復了整體的管理，病變細胞就會在整體力量的控制下改邪歸正。
中醫大師李陽波說過一句話：看病就是看時間。原因很簡單，疾病的內因和外因都和自然變化（時間）有關係。我們先來看看疾病的內因，按照中醫的話來說，一切疾病都可以歸於「主不明」上，即身體的一把手（心）不知道下面的組織細胞誰好誰壞，老把血液優先供應給某一些組織，結果造成了這些組織細胞的功能亢進，而另外一些組織細胞則總是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應，造成它們功能低下。如果這些細胞功能亢進或功能低下到一定程度，它們就會產生細胞病變，如癌症就是組織細胞的功能亢進症。不過，一旦發現了細胞病變，那就說明疾病已經很重了，治療成本要高得多。而中醫的特色就在於能夠用「以外揣內」的方法判斷出某一個組織是功能亢進還是功能低下，更重要的是，中醫還能夠判斷出這個組織功能亢進或功能低下的多少，從而用中醫方法來恢復它們的平衡，身體平衡了，整體的管理就恢復了，疾病就會得到有效控制。
人與人為什麼有著不同的生老病死歷程，就是因為每一個人一出生都有某種體質偏性，它就體現在血液對各組織的不對稱供應之上。這種先天的體質偏性是人一生難以改變的，它決定了人的性格，認識上的偏性，也決定了人的生老病死。當外在世界變化加劇了這種體質偏性，人體就很容易得病，當這種體質偏性加劇到一定程度，小病就會成為大病，如果還屢教不改，人就會被自然力量壓碎。
顯然，人先天的體質偏性是疾病的內因，外在世界變化是疾病的外因，內因是變化的根本，外在是變化的條件。要正確認識病因，首先要正確認識內因。我們如何來判斷疾病的內因？中醫告訴了我們一個最好的方法，那就是根據五運六氣，因為人先天的體質偏性和最初的產生環境有著密切的對應關係，而在最初的產生環境要素中，時間因素是最重要的，根據天人合一的原理，通過一個人的出生時間，我們可以抓住疾病的內因。
每一個人得病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必然。只有外在世界變化加劇了人的體質偏性，使人的體質偏上加偏，人體才會生病，如果緩和了人的體質偏性，身體還會向好。因此，我們也可以通過外在世界變化來推測疾病的原因，它一定是加劇了人的體質偏性引起的。外在世界變化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自然變化引起的六淫，一個是社會變化引起的七情。由於社會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說是自然變化的一個縮影，因此，我們同樣可以根據時間來判斷一個人的疾病原因。
可以這樣說，只要抓住了疾病的真正原因，就抓住了中醫的精髓。一個是內因，我們可以根據五運六氣來進行判斷，一個是外因，我們同樣可以根據五運六氣進行判斷。學習五運六氣的重要性就在於此，它是整個中醫學的核心。可惜的是，當今中醫學界，真正懂五運六氣的極少，讓他們來教中醫的下一代，註定了中醫會不斷走向衰亡。
學過《內經》的人都知道，運氣學說在《內經》中的比重有三分之一還多。最著名的就是運氣七篇：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醫學的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和辯證觀就淋漓盡致地體現在其中。天與人怎樣合一，中醫怎樣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七篇大論至為詳盡地做了討論。
學好運氣學說對學習中醫是至關重要的，它至少有以下幾大功能：
第一、用運氣學說可以判斷體質上的偏性。北京有個中醫大師王琦把人的體質機械地劃分為九類，而且按照中醫診斷之法來判斷，麻煩得很，一般人很難操作。其實，他卻不知道中國的老祖宗有一個更好的判斷體質的辦法，它就是根據運氣學說。用這個方法判斷一個人的體質偏性，不僅個性化，而且更為方便準確。
第二、用運氣學說可以預測疾病的發生。中醫講究治未病，疾病既然沒有發生，我們又是如何知道即將得病，並提前預防呢？答案就在運氣學說里。如果了解了你體質上的偏性，就知道了你這種體質對未來自然變化的適應程度，如果不能夠及時順應自然，疾病就會應時而生。比如，你的肝木旺，如果到了春天，木旺，使你肝旺上加旺，它就會克制脾土，使你脾胃得病。當然，我們還要根據一年的中運、司天、在泉等來判斷。認識到了可能即將發生的疾病，才能夠有的放矢，對症下藥，防患於未然。
第三、用運氣學說可以判斷疾病的原因。治病必求於本，正確地判斷病因是最重要的，常規的方法就是四診，即望聞問切，但還有一種更重要的方法，那就是根據人與自然的關係。比如，根據發病時間可以判斷病因，根據先天體質上的偏性也可以判斷病因，只有幾種方法都得到一致的結果，才能夠準確地判斷病因。
第四，用運氣學說可以遣方用藥。大家知道傷寒論，它用藥之精典，無人能及，而他的用藥依據就是運氣學說。以一個先天平衡的人體作為出發點，根據自然陰陽變化規律，計算出偏離平衡的程度，進而算出恢復平衡的用藥和劑量。現代人只會機械地套用經典，卻不知道要因人因時而變。
現在大家知道學習運氣學說的重要性了吧！「不讀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古人說的是非常有道理的，要學好中醫，首先要學好五運六氣，它是學習中醫的指路明燈。如果不懂五運六氣，學中醫就象是瞎子，你學的東西再多，也找不到真正的中醫之門。
學習：從五運六氣探討消渴之診斷治療
疾病之病機，由於臨床者眾，各有見地。自古以來各說各話，莫衷一是。令後學者產生很大的學習障礙，甚至望而生畏。其實不同的大司天與小司天，同一種病，其病機是不同的。病機一確定，自可依病機而決定診斷、治則與治法。茲舉消渴病作為說明。同一消渴病，在不同的司天中，其病機會隨著司天氣化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病理現象。
1太陽寒水司天的消渴病
趙養葵《醫貫》中所見的消渴，趙養葵約生於公元1573年至1644年，即明隆慶、崇禎年間。而1564年至1624年為太陽寒水司天，所以其所處的年代是寒水氣化的時代。因此他治消渴病強調命門之火為人身之至寶，人生立命之本源。
養葵先引古人治三消之常法云：「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云：『心移熱於肺，傳為膈消』者是也，以白虎湯加人蔘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叔和云：『口乾飲水，多食飢，虛癉成消中』者是也，以調胃承氣湯主之。下消者，煩燥引飲，耳輪焦干，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丸治之。」此乃一般論消渴之理論。
養葵據所見之消渴病患，多寒水格陽之證，因此提出消渴病之病理治則為：「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腎為急，唯六味及加減八味丸，隨病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白虎、承氣、皆非所治也。」由於時為寒水司天，故人消渴病亦多寒水之病，自不可用白虎、承氣之寒涼、瀉下。
養葵故引《聖濟總錄》論中消、上消能食而渴與不能食而渴2種病理現象加以批判曰：「蓋不能食者，脾之病，脾主澆灌四旁，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虛，則不能敷布其津液，故渴，其間縱有能食者，亦是胃虛引谷自救。若概用寒涼瀉火之葯，如白虎、承氣之類，則內熱未除，中寒復生，能不末傳鼓脹耶？」由於氣化為寒，所以不論中、上二消，均是寒入脾肺之葯，故不可依常法治以白虎、承氣。
治之之法，養葵云：「如上消、中消，可以前丸緩而治之。若下消已極，大渴大燥，須加減八味丸料一升，內肉桂一兩，水煎六七碗，恣意冷水飲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
三消無水，燥渴如是，為何又加肉桂、附子？養葵云：「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谷，水谷之氣不能熏，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所稟，不能四布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胱，正所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可知病之源為命門無火；即寒水為患之故。故用八味丸「桂附之辛熱壯其少陰之火，灶底加薪，枯籠蒸源，槁木得雨，生意繼薪。」
為了說明此理，引數病例以說明：一為病疽渴作，一日飲水數升。養葵獻八味丸加減，諸醫大笑曰：「此葯若能止渴，我輩當不復業醫矣。」觀諸醫所用，皆木瓜、紫蘇、烏梅、人蔘、茯苓、百葯煎等生津之葯，然愈治癒渴，茫無功效。不得已而用八味丸加減，三日渴止。用八味丸之辛熱以治寒水之氣化，故三日渴止。
另一男子患渴，養葵欲治以八味丸。彼謂肉桂性熱，乃易黃柏、知母等葯。結果渴不止，發背疽而歿。
由於寒水為患，故以辛熱之葯為使，而斬關奪將，而且一用知柏，立見病歿。不是一見消渴，即用寒涼、酸性、瀉下之葯，仍需考慮所值為何氣司天，方可知病之機，定病之源而待全功。
2陽明燥金司天之消渴病
劉完素在《三消論》中所見的消渴，劉完素生於公元1110年，卒於1200年，字守真，自號通玄處士，金代河間人，故又稱劉河間。公元1144年至1204年為陽明燥金司天，故河間終其一生，均屬燥氣橫行之氣化。故其所治諸病，皆從火化；其於消渴之論治，亦然如此。
在其所著《三消論》中，首先認為世俗論消渴之病理，上實熱而下虛冷，上熱故煩渴多飲，下寒故小便多。例如蔣氏《葯證病源》論消渴、消中、消腎病：「三焦五臟俱虛熱，惟有膀胱冷似水，又曰：腰腎虛冷曰增重；又曰：膀胱腎臟冷如泉。」河間批評此等論說「陰陽興衰，安有此理，且其言自不相符，其失猶小；至於寒熱差殊，用藥相反，過莫大焉。」
他認為消渴病的病理是：「燥熱太甚，而三焦腸胃之腠理，怫鬱結滯，緻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泄，浸潤其外，榮養百骸，故腸胃之外，燥熱太甚。雖復多飲於中，終不能浸潤其外，故渴不止。小便多出者，為其多飲，不能滲泄於腸胃之外，故數溲也。」將多渴便數之病因歸之於三焦燥熱太甚，水液不能浸潤其外，不能滲泄於腸胃之外。將消渴數溲歸結為：「腸胃燥熱怫鬱使之然也」，「病之所遇各異，其歸燥一也」。
至於將消渴病的預後癥狀也歸為燥熱怫鬱，河間云：「夫消渴者，多變聾盲，瘡癬、痤痱之類，皆腸胃燥熱怫鬱，水液不能浸潤於周身故也。或熱甚而膀胱怫鬱，不能滲泄，水液妄行，而面上腫也。」故主張消渴之證不可服芳草石葯等熱葯，因為「石葯發顛，芳草發狂。」「凡見消渴，使用熱葯，誤人多矣。」此必為其臨床所見之事實，故提出以警世醫。
故其治消渴、消中，即上消、中消，用豬肚丸。方中豬肚、黃連、瓜蔞、麥冬、知母皆滋陰清陽明之熱之品。其治消腎，即下消，用葛根丸。方中所用葛根、瓜蔞、鉛丹，亦皆去陽明燥氣之葯。其治一切腸胃澀滯壅塞，瘡癬，痿痹，並傷寒雜病，煩渴，氣液不得宣通等消渴預估壞病，所用人蔘白朮散，方中除人蔘、白朮補氣之外，當歸、芍藥、天花粉、干葛為滋陰之葯，大黃、梔子、澤瀉、連翹、茯苓、寒水石、石膏、滑石、盆硝等皆為清熱瀉下之葯。至於消渴久病，而致身熱頭痛，或積熱黃瘦、或發熱惡寒、畜熱寒戰、或膈痰嘔吐。煩熱消渴；或燥渴泄利；或目疾口瘡；或咽喉腫痛；或風火昏眩；或蒸熱虛汗，肺痿勞嗽。一切邪熱變化，真陰虛損等糖尿病腎病，視網膜病變，與死亡率很高的糖尿病非酮證高滲性昏迷，諸種併發症，劉河間均用人蔘散治之。方中所用人蔘、寒水石、滑石、甘草、石膏、皆是滋陰清燥熱之葯。總之，由於大司天為燥熱之氣，故河間所見之消渴皆燥熱之證。
3少陽相火司天之消渴病
吳鞠通在《醫醫病書》中所見之消渴，吳鞠通生於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卒於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其《醫醫病書》於1831年寫成。而1804年至1844年為少陽相火司天。可知，寫《醫醫病書》之時，已值相火之運，故此時所見之消渴病，即為少陽相火司天之消渴病。
少陽相火所中之病為少陽病。少陽相火之邪既中，自影響相火之敷布與陽氣升降出入之樞紐，造成相火被郁與寒熱、水火樞機不利的病變。此種病變得病理現象若表現在消渴病，自然除了一般多飲多尿之外，必有少陽被郁之癥狀。
故吳鞠通首先批評時人用涼葯以治渴之非，云：「時人治渴，舍涼葯無二法。」再者說明尚有陽明、少陽２種情況用豬苓湯以治之渴，云：「仲景謂消渴者與豬苓湯。蓋腎主消渴。此渴即司馬相如病消渴之渴也。病在臟，瀉其腑，故以豬苓、澤瀉、滑石瀉膀胱，使火從水中去。而單以一味阿膠補本臟之液，此渴必飲多溺少。」因為《傷寒論》第226條雲「陽明病…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至於吳鞠通所遇之消渴，為少陽氣鬱，水飲格拒心火之消渴，云：「他如痰飲之反渴，用辛能潤法。蓋飲居心下，格拒心火，不得下通於腎，反來上爍咽喉，故嗌干。又格拒腎中真水，不得上潮於喉，故引外水求救之。水不得行者，陽氣鬱遏。」
由此可知：少陽相火司天之時所見之消渴乃少陽火郁真水之消渴，辛以潤之。
4厥陰風木司天之消渴病
清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潘楫曾著《醫燈續焰》一書。按此書潘楫之《敘原》云：「明萬曆壬子夏，負笈王紹龍先生。明天啟甲子二月王紹龍西歸。清順治七年庚寅夏日，開始註解《四言脈訣》，至1650年成書。而1624年至1684年為厥陰風木司天。亦即在潘楫著作此書的28年中，均為厥陰風木司天，故其所見之消渴證，為厥陰風木之消渴證。
是以《三消脈證第五十五》論消渴之病理為：「一皆以燥熱太甚，三焦腸胃之腠理，怫鬱結滯，緻密壅滯。復多飲於中，終不能浸潤於外，榮養百骸，故渴不止。」因為厥陰之病若木虛則金來克木，故「厥陰之病消渴。」此消渴即燥金來克之證，所以潘楫歸結厥陰消渴為燥熱。若木實太過，則條達之氣反為沖逆之氣，故「厥陰之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所以潘楫論厥陰消渴為：「三焦腸腎之腠理，怫鬱結滯，緻密壅滯。」蓋氣不條達則升降失樞，故氣機結滯沖逆。總之，歸結消渴之病生於風木之氣之克伐。
因此，潘楫觀察到此種厥陰風木之消渴，若嚴重則：「甚於外，為肌肉之消。…下甚不已，則消及肝腎。外甚不已，則消及於筋骨。」
故其所用方葯，為清肝膽之熱的大黃黃連瀉心湯，與子和加減三黃丸，與滋肝陰的固本丸。完全異於其他氣化之消渴。
5太陰濕土司天之消渴病
黃元御生於公元1705年，卒於1758年，而1744年至1804年為太陰濕土司天。即元御卒前14年為濕土流行之氣化。尤其著作《四聖心源》成書時為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故其於此書中所論《消渴根源》乃太陰濕土之消渴。故論消渴之病因為：「燥熱在肝肺之經，濕寒在脾腎之經。」其論治消渴之法為：「瀉濕而燥土，清風而疏木也。」其所用之方，均腎氣丸、豬苓湯、桂附苓烏湯等燥濕疏木之葯，呼應太陰濕土之氣化。
6少陰君火司天之消渴病
孫思邈約生於公元581年，卒於682年。約於652年完成《千金方》，而公元604年至664年為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故孫思邈著作《千金方》的運氣背景為君火流行。《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於此大司天之時期，熱淫所勝，當然民之所病為火熱之症，消渴病亦然。
孫思邈觀察此病的病因有三，云：「所慎者三：一飲酒，二房室，三鹹食及麥丐。能慎此者，雖不服藥而自可無他。」而此三者，究其理，即因會令心火旺盛，何以知之？孫思邈云：「消渴之人愈與未愈，常須思慮有大癰。何者？消渴之人必於大骨節間發癰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癰也。」因為酒「積年長夜，酣興不解，遂使三焦猛熱，五臟乾燥。」酒可使人火熱大盛，燥傷津液。房室精傷，則內傷。孫思邈云：「尋夫內消之為病，當由熱中所作。」房室精傷，則心火熱中，乃成消渴。至於鹹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咸傷血。」鹹食傷心血，心血既傷，津枯不榮，乃成消渴。總之，此三因造成心液乾枯，乃成消渴。思邈之所以有如此之觀察，乃因君火司天之故。是以其所用藥，不離黃連與天花粉、麥冬、阿膠以消心火，滋心陰。
瓜蔞根即天花粉，宋王介《履岩本草》卷中云：「瓜蔞根，味苦，無毒，主消渴，身熱，煩滿大熱。」「瓜蔞實主胸痹，葉療中熱傷暑，治癰疽未潰。」可知瓜蔞入心，滋心陰，清心熱。
《履岩本草》卷上云：「麥門冬，主心腹結氣，心下之滿，口乾燥渴。」明顯是滋心陰之葯。
而在《千金方》卷二十一所錄治消渴53方中，用天花粉的有24方，用麥冬的有16方。用黃連的有13方。可知治消渴雖雜有其它藥物，實則以麥冬、瓜蔞、黃連之清君火之熱為主。與其他司天之用藥，迥然有別。
總之，消渴之證，源於心火旺盛者，完全呼應少陰君火司天之氣。
由上述可以看出，消渴一病於不同司天之中，將有不同的證狀變化。以同一診斷治療應對不同司天，將有膠柱鼓瑟之憾。所以於診斷之中，參以五運六氣之大司天與小司天變化，將有助於疾病的確診、以及疾病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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