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聯之變：文學與書法的雙重變奏
春聯為對聯的一種，在古代屬駢文文學，講究音韻和對仗，一開始具有消災辟邪的神秘特質，是中國所特有的一種古老的民俗文化。隨著時間推移，春聯消災辟邪的神秘特質逐漸弱化，而具有了人間祈福和吉慶的功能。由神性向人性、由神秘向世俗人間的回歸，是春聯文化變遷的重要理路。
按照通行的說法，春聯肇興於五代的桃符，後蜀皇帝孟昶「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一聯為最古之春聯。不過，清代楹聯學大家梁章鉅在其《楹聯叢話全編》中對此持審慎的說法：「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我以為梁章鉅的說法比較合理。春聯的緣起至少應早於五代。某種程度說，駢文之始，即為聯語之始。駢文中描寫春景和吉祥的文學作品，即是春聯的雛形。隨著文學功能的進一步世俗化，這種對仗的文學形式開始廣泛應用於民間習俗，遂有「桃符」之發生。
目前的出土文物中，可證唐代即有春聯。斯坦因所盜掘的《敦煌遺書0610卷》中有不少春聯性質的聯句，如：三陽始布，四序初開；三陽回始，四序來祥；福延新日，慶壽無疆……恰合於春聯的歲時特徵。
五代兩宋之際，春聯的通行稱謂是「桃符」「春帖子」，明以後才正式稱「春聯」。名稱的變遷，實際上體現了內容的革新。舊的桃符，脫胎於木刻神荼鬱壘像，意義全在於驅鬼辟邪。隨著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人們對於生活質量的追求越來越強烈，表現為年俗意識就是，不但求辟邪，更求納祥。於是，桃符寫門神名的老章程就被打破了，讓位於「福慶初新」「壽祿延長」之類的字樣。這實際上體現了春聯文化從神本體到回歸人本體的一種文化觀念的變革。
在這種人本觀念驅使下，唐末五代桃符的神秘文化進一步向北宋的市民文化過渡，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燈謎吟聯文化。
宋代的春聯文化，濫觴於元宵節燈會的「猜燈謎」。宋代市民文化與精英文人文化的完美結合，形成熱鬧非凡的元宵吟燈聯文化，於北宋東京汴梁（現開封市）、南宋都城臨安（杭州）和蜀地成都等地異常興盛。宋代許多著名文人詩詞，都來源於對民俗民間文化尤其是春聯吉慶文化的汲取，比較典型的是王安石的《元日》，展現了每到除夕之日，家家戶戶掛桃符的盛況。
宋元文人參與春聯應制的事迹頗多，甚至某種程度上成為精英文人的一種民間化生活方式。如宋人張邦基《墨庄漫錄》有載：東坡在黃州，一日逼歲除，訪王文甫，見其家方治桃符，東坡遂戲書一聯於其上：「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治桃符」「書一聯」相照應。蘇東坡所為，即是寫春聯。由著名文人為民間社會書寫春聯，是中國古代春聯文化的一大特色，體現了春聯文學與書法的雙重審美價值。
兩宋之際，在桃木板上書寫春聯已相當普遍。隨著門神的出現，以往桃符所肩負的驅災辟邪使命逐漸轉移給門神，而桃符內容則演化成祈求來年福運降臨的美好心愿。需要說明的是，北宋之際，寫有聯語的桃符還有別種叫法，名曰「春帖子」。朱熹《宋名臣言行錄》載：宋仁宗一日見御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於是，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篇篇有立意，宋仁宗慨嘆：「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可見，「春帖子」是從「桃符」到「春聯」的一種過渡。
春聯之實，雖起自唐代甚或更早，但其名則晚自明初。《簪雲樓雜說》記明太祖朱元璋事：「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昉也。時太祖都金陵，於除夕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太祖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朱元璋的提倡，大大推動了春聯的普及。
明代以降，舉凡寺廟宮觀、亭台樓閣、園林戲樓、公館祠堂等，無不有楹聯，體現一種華貴、廟堂之氣。貼春聯更是成為一種普遍的習俗，上至公卿王侯，下至黎民百姓，皆有貼春聯之習俗。到了清代，更是楹聯興盛之際，舉凡清代書法大家，皆楹聯大家。清代是楹聯書法的鼎盛時期，也是碑學書法的鼎盛時期，而楹聯中又以春聯為盛。清代楹聯大家，皆有數量可觀的春聯作品。
晚清民國，可謂楹聯書法最後的輝煌時期，湧現出了諸如康有為、何紹基、吳熙載、曾國藩、趙之謙、吳大澂、吳昌碩、翁同龢、張伯英、梁啟超、于右任、譚延闓等一大批楹聯書法大家。每到年節，書法家自己寫春聯貼春聯更是成為一種習俗。曾國藩有給部下贈送春聯的習慣，他每日必習書，且每日必書聯，這是他多年養成的好習慣；為了應對索書者，何紹基一晚上最多可寫一百多副對子；梁啟超在原配夫人李蕙仙去世之後最苦悶的日子，集了幾百首古詩聯句，其中有數量不菲的春聯，成為對聯書法中的佳作。
正因為有精英文人書法家的廣泛參與，才使得春聯具有高雅的文學審美和書法審美。但時至今日，春聯的書寫內容日漸世俗化。而且在很多人看來，春聯的功用僅僅是祈福和納祥，不再具有文學和書法的審美功用。更甚者，內容低俗。而且，春聯的書寫也越來越遠離書法。老百姓不懂書法，不欣賞春聯文學，遂成為一大現狀。實際上，古往今來，舉凡描寫春日勝景、抒寫壯美河山者，皆可成春聯文學佳構。而今，春聯離文學和書法的內涵似乎越來越遠，春聯作者已不那麼重視推敲春聯的文學意蘊，春聯書寫者對書法的審美要求也越來越低下，春聯離廟堂之氣、恢弘之氣和書卷之氣越來越遠。
春聯之式微，當然並非源自今日。
事實上，春聯這種形式自明代濫觴之日起，即開始顯現其弊端。明代是科舉制弊端最為凸顯的時代，應試者皆須對對子，故此對聯的規制日益嚴整化和僵化，由早期的上下聯可重字重韻發展到上下聯不可重字、且平仄對仗必須嚴格相對的地步。舉凡私塾授課、考場應試，乃至婚喪嫁娶，無不需口吟對子，發展至極端，則成為一種文人應試的帖括遊戲，極大影響了楹聯文學的自由發展。梁啟超等人對此種帖括詞章之學予以激烈批判。
不過，梁啟超並非是否定楹聯這種文體，只是對其形式上的弊端提出反思。故此，梁啟超嘗試以古風這種比較自由、靈活的文體來改造楹聯。比如他曾給維新派人士郭弼及其夫人所寫的壽聯中就有：「天上列星當亦喜，海上蟠桃良未崖」。此壽聯曾國藩亦曾書寫過。不過，曾國藩書寫的聯句內容，下聯頭二字為「海中」，這是原文抄錄。而梁啟超抄錄時將「海中」改為了「海上」。這樣一改，則有違對聯規制：「海上」二字皆為仄聲，且「上」字上下聯重複，韻亦重。難道是抄錯了？當然不是。這是梁啟超有意為之。他將文學中的古風體和歌行體大量入詩詞文章和聯句，從而掀起文體革命和詩歌革命。這是一種創造，但這種創造並非沒有來由，是用更古老的文體來加以改造。如以明以降的楹聯規制來看，則屬違規；如按唐以前的規制來看，則完全合轍。有人以沒有重字來定義楹聯的高難度，這是一種誤區，實際上有重字的楹聯難度更高。
可以說，春聯的發展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桃符春聯，一條是春帖對聯。桃符春聯源於公元933年，其在後蜀有了相當的發展。春帖對聯由春帖詩歌，到春帖兩句詩，再到春帖對聯一步步演變而來。春帖對聯起於宋，歷經宋、元、明、清。桃符春聯的載體是桃木板，春帖對聯的載體是紙張。兩者在明代融匯，形成春聯文化，流布至今。但不論是桃符春聯還是春帖對聯，都離不開對其文學與書法審美的雙重強調。
（作者為中國書法雜誌社社長助理兼編輯部主任）
轉自人民日報文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