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對華國鋒的印象：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本文摘自《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于光遠著（作者系前中顧委委員），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原題《附記：我對華國鋒的印象》

我最早認識華國鋒是1961年在長沙。我去湖南是參加毛澤東指定下到農村基層去了解「大躍進」後農村基層真實性的三個調查組之一。到長沙後，張平化曾和省委全體成員集合向我們這個調查組介紹當時湖南省的基本情況。華國鋒作為分管財貿的書記參加了這個會議。但是因為他管的工作同我們的工作任務離得比較遠，他同我們組沒有發生什麼工作關係，我在湖南三個來月沒有同他說過話，對他沒有任何印象。

我對他有印象是從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時開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後這些年。這幾年又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批鄧」前——「批鄧」中——「四人幫」粉碎——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期間——三中全會後他繼續擔任主席期間——離開了黨中央主席的職位之後。每個時期他都有些事可說，同時又都沒有較多的接觸，因此只能使用「印象」這兩個字，而且時間並不長。

從1975年到1981年不過6年時間的光景，但這6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發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細細說來可以寫成一篇很長的文章。在這個附記里，我不準備按照時間次序發表我對他的印象記，我只想講講我對他本人能力品質方面幾個突出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是關於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風方面的。

1975年我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時，鄧小平要胡喬木和我幫助華國鋒準備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講話，胡喬木負責其中的第一部分，其餘三個或四個部分由我負責。在我與他接觸的過程中，我對他有三點印象：一、他工作是認真細緻踏實的；二、他的記憶力不錯，記住不少事；三、口齒清楚，慢條斯理，能把話講得很清楚。這三點算不了高的評價。我並不認為他有什麼高的水平，有什麼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這三條都屬於「好」的範圍。其中第一點印象的來源是起草這個講話的過程，華國鋒白天處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點左右回到中南海我們集中寫文件的地方，同我們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時一直到凌晨兩點多。他不完全是以一個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給我的印象不錯。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著《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向國務院彙報，鄧小平是主要聽取彙報的人，所有的副總理都來了，中央有關單位的負責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這時候華國鋒在國務院主管科學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彙報的過程中許多人插話，他沒有插話。在彙報完了之後，他第一個做長篇發言，我覺得他講得不錯，從他講話中可以聽出他對科學院的情況知道得不少，話講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彙報會上我獲得的對他的印象，同在幫他起草講話時留下的印象和以後幫他起草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時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個印象是關於他膽小怯弱方面的，這是在「批鄧」過程中觀察到的。這次彙報後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來了，鄧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這時他的權力怎麼說是很大的。這時中國科學院有個造反派頭頭叫作柳忠陽，他原先是個小幹部，可是他敢向華國鋒提出問題，說華政治上有問題，在科學院工作上跟著鄧小平走，根據就是在胡耀邦向鄧小平彙報科學院工作時華國鋒的那個發言，而這個發言是有記錄的，白紙黑字。對柳忠陽的攻擊，華國鋒完全可以採取藐視態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個借口整柳忠陽一傢伙。可是華國鋒卻去為自己辯護，說那天國務院開會時他剛從西藏回到北京，《彙報提綱》是到了會場後才看到的，他來不及準備，即席講了些話，而且記錄得很差，記的不都是他講的話。我是那個彙報會的參加者，應該說那個記錄記得是很好的。華在中國科學院針對柳忠陽說這番話時，我雖沒有在場，但是科學院的人直接告訴了我，我認為不會錯。知道這件事後，我有兩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時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連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個「厲害」的人，是一個不會「整人」的人，比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還說了與事實不相符的話。那天聽彙報做了不少插話和發言的副總理，不只是他一個，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谷牧都插了話，別人都沉得住氣，他何必去解釋？除非我了解的情況與事實有出入，如果完全屬實，我覺得他實在太膽小了。

沒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一舉被粉碎，對粉碎「四人幫」一事聽到很多說法，但詳細的正式報道至今未見。大家都知道華國鋒、葉劍英同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華國鋒當時能下這樣一個決心，並把這件事辦成，確實不容易。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後來又有一件事使我對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幫」後，他已經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我們黨內就有這樣一些喜歡抬轎子、吹喇叭的人，用過去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對待他，稱他作「英明領袖」。「英明領袖」變成他的代名詞。我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慶參觀，看到那裡的展室對他大搞個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時間，報刊上、文藝節目里，乃至小學教科書上都充斥歌頌華國鋒的內容。我列席十一屆二中全會，分組會上有好幾個人發表意見，主張在我國憲法的序言里寫進華國鋒的名字。

這樣的現象一時間很多，我還記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廣西日報》在慶祝自治區成立30周年的時候，華國鋒為這張報紙題了報名，結果第二天的報紙上有三個套紅的報頭，即除了報頭套紅外，華的題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紅，還因為自治區成立30周年的報道要登頭條，因此原來三版也改成頭版，又多了一個套紅報頭，這樣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覺得這不能全怪他，或者說不能主要怪他，因為這是毛澤東時就有的現象，說得遠一些是斯大林時就有的現象。毛澤東有時也說了一些不要多宣傳個人的話，但是實質上他搞個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還說個人崇拜還是要一點的。因此我們的報紙、電台，就把批評「個人崇拜」改成批評「個人迷信」。其實這不是「崇拜」、「迷信」這種字眼上的問題，而是一種與民主思想相對立的思想和行為。

反對個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發揚民主，不充分發揚民主，那些不稱職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決不了問題的。當了大官的人，特別當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幫人，這幫人的利益是與他們的上級或者上級的上級，分不開的。他們有各種辦法使他們的上級或上級的上級接受別人對他的個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夠體諒的。

個人崇拜的主要來源便是封建殘餘習慣，抬轎子、吹喇叭也是社會中朝官、太監對待皇帝，師爺、皂隸對他們大老爺的通常的態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國演義》中的幕僚們的命運同他們的主人也結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澤東就繼承那一套做法——當然在形式上改變了不少。要華國鋒堅決反對這種封建殘餘，我認為是難以做到的。

他是靠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這幾個字來接班的，怎能做到這一點呢？但是許多人對他大搞個人崇拜這件事，的確受到很大的損害。也許那時他真的希望有人對他搞點個人崇拜，過過這種被崇拜的癮。如果真有這種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對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人搞個人崇拜，只要形勢一變，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並不是真心崇拜，不過是在利用他，想通了，這種滋味也沒有多大意思。我認為在這方面華國鋒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在三中全會閉幕會上他講那樣一篇話，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那一段時間內，《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在報道中、在文章中，同華國鋒對著乾的東西不少，可是華國鋒並沒有去整這些傳媒。這一點至今也還有對華國鋒的好評。

總的說來，我對華國鋒有比較好的印象，不過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後，我有時在會場上、有時在北京醫院裡遇見他，我對他總是很友好的，雖然我對他的有些主張曾經是堅決反對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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