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71周年，蔣介石棺柩遭潑紅漆
據台媒2月28日報道，今日是台灣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台灣民眾披露桃園「慈湖陵寢」今有人帶著紅漆闖入，向停靈其間的蔣介石棺柩潑撒紅漆。報道稱，這是蔣介石靈柩自1975年暫厝以來，首度遭到破壞褻犢，恐「激化意識形態對立」。
國民政府雖成立「台灣資源調查委員會」，擬定接收計劃，培訓專業人才，委派有「台灣通」之稱的陳儀主其事，但準備工作十分倉促，心有餘而力不足。為保持「行政不中斷」，陳儀除將原有的台灣總督府改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外，其他基本上沿襲舊有的行政制度。維持台幣及台灣金融自成體系，不致「使台灣像大陸各省那樣法幣泛濫成災，物價暴漲」。接收日寇資產，初步建立起龐大的公營經濟。設專賣局和貿易局，對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控制全部進出口貿易，避免奸商操縱。行政長官制度賦予陳儀至高無上的權力，甚至超過原來的台灣總督。各級機構中的官員，居肥缺要津者幾乎全是陳儀的親朋故交，其中一些人利用職權貪污腐化。經濟上的統制措施，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均遭到盤剝，並使某些產業受到損害。交通、工礦等方面的重建，需大量經費，長官公署只好「藉運用發行資金予以墊借」，以致台幣發行數額持續攀高，終失去安定人心、平抑物價的作用。
台灣光復後，日據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台籍精英以為從此可以當家做主了，但行政長官公署的集權體制及低劣的人事政策使得他們參政無門，參加公務員考試又不通國語。「幸運地在機關得到的職位，也不過是個閑職，別說幹部，就是課長職位都很難獲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著光復的結果，卻落得與殖民地無異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台籍精英轉而積極參選各級民意代表，僅有象徵意義上的議政權，難以發揮他們建設家鄉的能力。
台灣當時危機四伏
事實上，自日本侵佔台灣後，海峽兩岸的發展道路漸行漸遠。光復初期，廣大台胞對大陸的認知非常貧乏，不知道災難深重的祖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對腐朽獨裁的國民黨政權抱有過高的期望。然而，「貪污的盛行，經濟的統制，生活的困苦，和種種現實的教訓，使得許多本來對於祖國具有非常深刻懷念的台灣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喪……而那些少數深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台胞，更乘機大肆宣傳，說中國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趕不上台灣」。
緝私引發衝突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７日中午，台北專賣局獲報走私消息，派葉得根、傅學通等６人前往查緝，得悉走私貨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出售。晚７時３０分，查緝員趕到，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老婦林江邁的私煙，沒收其錢物。林江邁苦苦哀求，查緝員卻蠻不講理，還打傷老婦。圍觀的群眾強烈憤慨，高呼「阿山不講理」、「豬仔太可惡」。查緝員見勢不妙，狼狽而逃，群眾緊追不捨。傅學通慌亂中開槍警告，誤中看熱鬧的陳文溪。廣大群眾怒從心頭起，砸爛查緝員的卡車，要求槍決傅學通等人，以平民憤，遭到台北市憲兵隊的拒絕。群眾遂包圍憲兵隊。
２８日晨，廣大群眾因事件未獲解決，沿街打鑼通告罷市，沖入專賣局台北分局，打死２名職員，毆傷多人。圍觀群眾越聚越多，台北市憲警僅５００人，不敢妄動。下午１時，一批群眾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陳儀欲對群眾講話，忽然有人拔槍向陳儀射擊，警衛聞聲，立即開槍還擊，當場死３人，傷３人，頓時群形大亂。
下午２時，廣大群眾聚會中山公園，進佔台灣廣播電台，用閩南語及日語宣稱：「政治黑暗，米糧外運。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大家起來，驅逐各地的貪官污吏，爭取生存。」台灣已普及無線電廣播，民間收音機達幾萬台。各地台胞聞訊無不義憤填膺，紛紛拿起武器，反對國民黨在台灣腐敗統治的風潮很快蔓延全島。由上海駛往台灣的「中興號」途中接台灣民變消息，立即掉頭返航。
台籍日本退伍軍人成為搶奪武器、攻佔軍事要地的主力。在台北，台籍精英蔣渭川等成立「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島等地歸來的眾多失業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還有「大同青年同盟會」( 服役日軍陸軍者) 、「海南島歸台者同盟」( 海南島歸台者) 、「若櫻敢死隊」( 服役日本海軍自殺艇隊員) 。編製一如日本軍隊，帶隊者自封隊長，揮舞東洋刀，高唱日本國歌，甚至叫喊「皇軍馬上就要回來了」。這群親歷二次大戰又面臨失業困境、為數起碼在萬人以上的退伍軍人，在台中、虎尾機場等戰鬥中展現了較強的戰鬥力，尤其是海南島歸台退伍軍人衝殺在前。中統局台北站緊急電告南京：「此次參加台灣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徵用之海外回來浪人( 海南島回者為甚) ，全省約計１２萬人。」必須注意到，約１２萬人參加明顯有誇大之嫌。
近２萬大陸軍公教人員面臨著生命危險，短短几日，大陸軍公教人員死約２００人，傷約８００人。對於部分台胞盲目毆打大陸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台胞堅決反對。台灣民主聯盟發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書》：「我們可不要再亂打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他們和我們同一受政治腐敗的痛苦，他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現在我們要分別，為我們台灣建設的好人，我們要保護他；殘害我們的惡蟲，要驅除他。」絕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們看到被窮追猛打、孤立無助的大陸同胞，憐憫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二二八血案」
２月２８日，陳儀致電蔣介石：「奸匪勾結流氓，乘專賣局查禁私煙機會，聚眾暴動，傷害外省籍人員。」但認為事態不大，僅要求將２１師部分兵力調返台灣即可。中統局台北站密電南京，「今日之問題，已非陳儀能否統治台灣，而為祖國能否保有台灣」。若情勢再惡化，後果不堪設想，「中央宜速增兵。一個整編師可用運送海軍士兵前往台澎訓練名義，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蓮四港口登陸」。蔣介石一貫迷信武力，決定派兵鎮壓。３月５日晨，駐防崑山的２１師師長劉雨卿獲令，「限８日前開赴台灣平亂。旨在寬大處理，整飭軍紀，收攬民心」。７日，蔣介石電告陳儀，２１師直屬部隊與一個團於本日正午由上海出發，約１０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實做好軍隊登陸後的配合工作。命令海軍司令桂永清調派太康艦、伏波艦開赴基隆，歸陳儀指揮；空軍司令周至柔調派飛機散發傳單，「大家安心復業，勿輕信謠言，勿受人煽動，勿犧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
派兵赴台的消息很快走漏，美國大使館就此查詢，警告這一舉動的危險性，蔣介石置之不理。８日，蔣介石電示陳儀：「各地倉庫之械彈有多少，必要時燒毀，免為暴徒奪取；先做好台北、基隆間交通、通訊控制與固守待援之準備；台南方面則守住高雄、左營。」
９日，２萬軍隊在基隆、高雄陸續登陸，對台胞的自治運動血腥鎮壓，戰鬥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義這幾座城市。參加鬥爭的台籍日本退伍軍人組織鬆散，缺乏武器，各自為戰，加上良莠不齊，除少數人退往中央山脈進行游擊鬥爭外，絕大多數人都在大兵壓境時逃避，很快被國民黨軍隊各個擊破。「日軍征服兵役之役男十餘萬，雖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無官，難於極短時間內成軍；否則亦不致如此不堪一擊，最後一鬨而散」。
行政長官公署公開捕殺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類組織的領導人物，主要是省參議員、縣市參議員、地方士紳、工商界要人、律師、教師、新聞記者等，被殺害的有張七郎、林連宗、林茂生、王添燈等數百人。被逮捕或被通緝的有林宗賢、郭國基、林日高、蔣渭川、顏欽賢、彭清靠、謝雪紅、蘇新、廖文奎、廖文毅等數百人。國民黨士兵還誤殺了許多根本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新聞記者王康在台北目睹國民黨士兵槍殺無辜，就此責問軍官。其回答：「援軍到達時，還有暴民開槍抵抗，軍隊不能不採取戰地措施，士兵發現前面有人，問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對，士兵就要開槍。
關於台胞的傷亡人數，眾說紛紜，從「幾百人」到「十幾萬」不等。據近十年來台灣當局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賠償及相關檔案分析，台胞傷亡約４０００人。
歷史不容篡改
１９４５年８月，在重慶的台籍人士撰文，「國人往往忽略台灣人民的特性和心理」，「台灣自滿清統治下的所謂『三年小叛，五年大亂』以至日本時代的數十次暴動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異族的統治，而欲爭取其應享的自由」，「要台灣實行地方自治，要祖國上下以留東五十年老留學生看待台灣人民」。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有感而發，語重心長，卻不是陳儀等官僚所能細加體察的。
回到祖國僅５００天，廣大台胞實在不滿國民黨的專制政治，群起抗爭，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族群衝突，數日內約５０００人傷亡，這真是一場大悲劇！
「二二八事件」本是台胞自發的反對國民黨在台灣腐敗統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義鬥爭，是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的真實寫照，但蔣介石、陳儀卻私心自用，妄定為「背叛國家」的叛亂行為，用暴力淹沒其於血泊之中，一度高漲的台灣民主政治運動頓時寒風肅殺。國民黨當政者對「二二八」慘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１９４９年蔣介石集團退據台島，推行白色恐怖，將「二二八事件」諉過於「共黨奸匪」的煽動破壞，百般壓制受難者家屬的平反要求，「二二八」成為台胞心頭最大的禁忌。「日本侵台，絕大多數的台胞是揭竿而起奮勇抵抗的。我們也從未曾期待過日本對抗日運動鎮壓的平反或贖罪，因為那是罪無可逭( 音同」換「，逃避之意) 的！然而，台灣光復，可說無一台胞不是歡呼台灣又回到了祖國懷抱。不要說陳儀竟以『二二八事件』來回報我台胞對國軍的歡迎，即使僅僅是殺一不辜，都不是當時充滿祖國熱望的我台胞所能忍受得了的委屈。」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二二八事件」是廣大台胞的悲劇，更是所有中國人的悲劇！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橫暴踐踏，山河破碎，流了中國人太多的鮮血，欲哭無淚，欲悲無聲。多難興邦，迎著新世紀冉冉升起的朝陽，炎帝、黃帝的子孫有什麼理由不能以血濃於水的民族親情，「化干戈為玉帛」，變波詭雲譎的台灣海峽為兩岸一統之橋呢？如此，「二二八」的血淚才算沒有白白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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