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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媛姜思達的奇葩江湖

我一個特別好的朋友這樣跟我形容姜思達:「喜歡看他表達時候的動作和表情,擺弄腰帶和紐扣,眯眼和提胯,勇敢又脆弱,他就像是在一首歌的時間裡,解構了原來的節奏,在別人平靜的鼓點裡,擲地有聲的同時看他嘴角一抿,狡黠靈活地跑開了。

他跟我說完,我誇他是「像思達一樣的詩人。」大抵能捕捉到一個人最細微的動作與狀態的,不是詩人,就是天才。

思達太敏感了,就像肖驍說他「是個詩人」。「詩人」在當下的話語里,似乎已經剝離了原先讚美的那層意指。可是在思達這裡,我願意相信「詩人」於他是個好詞。而且他不是杜甫那種憤郁寡歡苦憂天下的詩人,他是蘭波式的那種浪漫深情純真兼具的詩人。

在第二季的時候,在討論辯題「我和伴侶的顏值分布,誰98?誰2?」時,他說起自己一覺醒來,驚喜地發現自己有了內雙:「你這一天都不敢使勁眨眼睛,你就生怕這個小小的內雙小時,你這一天大概都是這個樣子。」這種小心機倒也合了他的對生活的細緻入微的敏感。

最新一季的《奇葩大會》上馬薇薇與姜思達緊挨著坐在一排,引起人們熱議和關注,座位的安排顯然能看出馬東已經頗費苦心了。第三季開始,姜思達告別了前兩季的蟄伏之態,在《奇葩說》舞台破繭成蝶,可終究在與黃執中的決賽中落敗。第四季,思達止步半決賽,肖驍奪冠。思達的粉絲在微博上為他不能奪冠而抱不平,遷怒於肖驍,馬薇薇便開始在微博大罵姜思達,並且振振有辭:「因為是他的粉絲在罵朋友啊……如果我的粉絲罵我朋友,我早就去對罵粉絲了。」

姜思達沒有就此事做任何說明,但心裡一定委屈之極。在《透明人》節目採訪papi醬的那期之後,他寫了《採訪papi,就像採訪我自己》,裡面寫了這麼幾句:「我有個習慣很難以啟齒,就是在微博上搜自己。每天條數不等,絕大多數還是粉絲表達對我的日常想念。這些我都照單全收了,心滿意足覺得自己確實詩歌小小人才。但是,每次搜索,我都特別緊張——因為我生怕看到一條負面評價。」「發生在我身上的小風波,我一直避而不談,它常常在我心中迴響,我想起來的時候,還是會難過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呆住一會兒。」

「小風波」指什麼我們心知肚明。這種人性角落的微妙的歡欣和波動也印證了他的敏感和孤獨。能承受得起很多的讚美,卻也經不起多少的詆毀。他就像所有普通的青年那樣,焦慮,自我折磨。

他寫下這些文字,坦白自己的脆弱,仿若是一場自我救贖。寫作是克服這種焦慮的途徑。他用他詩人的平靜力量克服悲傷。「小風波」後,他發了一張自拍,沒有附上任何文字。

奇葩說這個生態並不如它表面上看上去的那麼友善,可是這一切的分野似乎無可避免。

如果說奇葩說的大部分辯手都是懷疑主義者的話,那思達就是理想主義者。奇葩說的辯手們喜歡否定,語言於他們是話術,是詭辯,他們用漂亮的比喻,用縝密的邏輯來質疑,他們熱衷於撼動觀眾們的經驗世界。

第四季《奇葩說》的半決賽的辯題是:「奇葩村有一口愚人井,喝了井裡的水會變得意識錯亂,顛倒黑白,所有人都喝了只有你沒喝,你會喝下『愚人井』里的水嗎?」選擇喝的一方是肖驍,顏如晶,陳銘,胡漸彪。選擇不喝的一方是姜思達,董婧,飛飛,傅首爾。辯題的選擇完全是按照個人意願。

選擇喝的一方在反覆論證的就是,真的存在絕對的對和錯嗎?而選擇不喝的那一方則認為自己心中認為的東西應該存在。簡而言之,就是王陽明的那句「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選擇喝的一方,是非常典型的懷疑主義者,真理不復,一切皆可否定皆可質疑,甚至連懷疑本身都是可以被懷疑的。而選擇不喝的那一方,則是典型的理想主義,他們有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他們選擇做那頭只能發出1500赫茲的孤獨的藍鯨。

姑且不論選手們在這道辯題上的表現,我當時看到這道辯題的第一反應是想到了那部叫《浪潮》的電影。一名德國高中的老師,因為學生們不理解為什麼當年德國人會愚昧到淪為納粹,於是假想出為期一周的「獨裁」的實驗。他要求學生嚴守紀律,遵循集體主義,並使用被嚴苛規定了的儀式、口號和手勢,最終整個班級形成一個名為「浪潮」小集體,老師則是這個小集體的核心。遊離在這個獨裁集體之外的不服從者被排斥在這個小集體之外。喝了愚人井裡的水無疑就類似於融入了一個類似於這樣的小集體,在這個集體裡面,原先的不起眼者開始受到照顧,即便一個女孩是如何不樂意穿上統一的白襯衣,也會無奈妥協穿上,因為她並不想被這個集體驅逐。

思達選擇做的就是那個孤獨的「不從眾者」。

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對於群體的描述與批判可謂淋淋盡致了:「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

所以一個人內心究竟該多麼強大到混蛋,才能以個體之力抵抗去抵抗整個群體的狂熱與誘惑的。這個社會總是以群體為運行的基礎的,所有反抗群體的人都會被視為異類。其餘的人彷彿魯迅筆下的一群胡羊,在幾匹山羊的領導下,走向預定的死亡,只要沒人問:「往哪裡去?」

這個喊出「往哪裡去?」的就是清醒著的理想主義者,是皇帝新裝里的小男孩。沒有人聽的。孤獨沒有產生共鳴,孤獨本身的堅持究竟有沒有意義?姜思達在辯論時說到:「陳銘在問『其它的鯨魚在哪兒?鯨魚在哪兒呢』。鯨魚在這兒呢。」他指指自己的心。

他接著說:「我們不喝水,我們很孤單,我們沒有世界,沒有任何一個人和我們聊天和我們共鳴。人在哪兒呢?我們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思維,把自己的故事和經歷告訴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人是誰呀?另外一個人在這兒呢。」他再次用手指著自己的心。那個能發出1500赫茲的鯨魚,能聽到聲波的,只有他自己。

康德曾經很好地形容過懷疑主義,他寫道,懷疑主義是人類推理的安息之地,它只是讓我們在一些教條之間徘徊,它不是我們最好的安身之處。而什麼是最好的安身之處,康德沒有說。可是當他把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作為令自己愈久沉迷愈多震撼的兩樣東西時,我相信,他是相信一些永恆價值的,某種意義上,康德也是個理想主義者,儘管他幾乎批判了整個經驗世界。

我願意相信,理想主義於這個支離破碎的時代是最好的治癒。懷疑主義者的他們並不知道思達是如何地在治癒年輕人的。他們只會覺得他就是那個沒長大說著自以為是真話的孩子,他們覺得他不懂成人世界的運作邏輯。他們覺得他的身影太過孤獨了,他們用一點憐憫,甚至帶著戲謔的口吻互相耳語:「喏,那個人樣子好怪。」

思達做的《透明人》每期節目剛出,我的朋友就會把鏈接甩給我,有一次,我問他:「思達的透明人,總感覺每次說得有點無關痛癢,是不是真惹不起許多當紅明星的粉絲們,總覺得不夠犀利。」他回復我說:「怎麼說呢,他其實處於一種沒有態度明顯偏向的狀態。」

這種「沒有態度明顯偏向的狀態。」似乎就成了思達身上的一種特徵。他年輕卻不偏狹,天然地對一切不帶陳見。其實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李誕曾經坦言過羨慕池子,因為池子身上沒有過李誕的那種沉重的焦慮,池子沒有負擔,創作狀態非常輕鬆。90後的思達,身上同樣有這個特質。

能做到對很多事不持偏見是很難的。所以大部分人面對問題的時候做不到輕鬆自如,他們依仗著話術,他們深諳這個社會機關算盡的各種邏輯,他們生產出《好好說話》(《好好說話》其實是媒體時代的一種羅蘭巴特式「神話」,本質無非是一種在付費經濟的時代背景下被過度包裝的應對社會需求的一套倫理,邏輯或常識而已,像很多羅振宇兜售的產品一樣,它們恰逢其時,應對了時代的焦慮與恐慌)。我們那些涉世良多的父輩就是這樣,然後一再教誨我們社會的險峻和奇詭。

可是年輕的一代不在意這些,他們會接受這些工具性的指導,可這些卻不能讓他們動容。當其餘辯手仰賴著一種傳統的「辯論派」的話術時,思達似乎在用一種更加「後現代」的「綜藝感」消解著這些傳統的話術。他沒有語言的套路,他甚至極力地想消解掉自己打過「辯論」的那些痕迹,他完全是個人的語言。他給《奇葩說》的話語體系帶來了更新鮮和豐沛的表達。這些表達,是在被話術所訓練得太過成熟的辯手的話語體系里沒有的。他清晰地知道年輕一代的所愛所懼所恨,因為他也從中而來。

「辯論派」與「綜藝派」的分歧在所難免,所以我們也就不難奇怪在第四季的決賽出現了馬薇薇手撕姜思達的那場鬧劇。

《奇葩說》本質其實是一檔綜藝娛樂節目,甚至可以說,辯論只是它的噱頭。從最初海選中的肖驍,范湉湉,姜思達等等的到來,第二季柏邦妮的參與,到第四季飛飛,劉凱瑞,傅首爾等辯論圈的素人加入,便能窺見一二。

馬東是個多精明的商人,他早就知曉在而今的媒體時代,網紅,流量,噱頭,話題,永遠勝過正兒八經地辯論。或許我們可以說,在「辯論派」與「綜藝派」的這種糾葛中妥協平衡正是《奇葩說》精彩的地方,可是「辯論派」始終把節目當作了一檔「辯論節目」,他們太看重這一切反而讓他們面對諸多現實的時候作繭自縛。

思達的「綜藝感」讓他在這個媒體時代下受益。他遊走在時尚,文學,辯論和寫作之間的姿態輕鬆自如,有時甚至讓人覺得太過輕鬆,他可以在「要不要刷爆信用卡買包」這個話題下嬌媚地說:「你特別喜歡一件東西,當你沒法擁有它的時候,你不能選擇向它下跪,你要讓它向你請安。你去逛街,你看到說:『哎呀,這包怎麼這麼好!』『沒錢!』『呸,真丑!』」

然後他可以在第四季非常淡然地把自己第三季的觀點完全推翻掉:「上一季有人說什麼?這個包你買不起,你罵它『呸,真丑!』這是人說的話嗎?這隻能證明一件事兒,就這人太酸了。」

第三季的辯題「交朋友該不該門當戶對」,在陳詠開說完了一大段關於跟不一樣的人交朋友的時候你會從他身上發現不一樣的世界的論述後,思達站起來,漫不經心地說:「你們交朋友真的好難,你們交朋友不僅不一樣,你們還得摩擦摩擦,像我這樣的名媛,就害怕摩擦,我怕起火。」他輕輕鬆鬆地一句調侃與吐槽遠遠勝過了其餘辯手們千鈞的語言重劍。

在第四季的辯題「和失憶的人結婚生子,如果可以一鍵幫她恢復記憶,我要不要按?」,思達說起自己過年時候,他拒絕了姥爺讓他在家多待幾天的請求,然後在一周後他收到了媽媽告訴他的姥爺去世的消息,他說:「我看到他遺體的時候,我只能想起來,我就在幾天前拒絕了在家繼續多待幾天的這個小小的請求。這個記憶對我來說特別特別沉重。其實我今天特別特別想要一顆失憶的藥丸就把這事忘了,我沒有那麼多的愧疚感。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我真的做了這件事情,我姥爺曾經說的咱們倆是老鐵,這不就白說了嗎?我做不到。所以我要背著這個記憶,因為記憶你不能簡單地用它快樂還是不快樂去說,因為記憶是有重量的,我就想感受一下這份重量而已。我就想緬懷我姥爺的時候,我有這個記憶可以抓尋,你知道嗎?人想要去緬懷,人想要歡笑,也想要哭泣,我總該有個理由。」

話術也許能能夠通過偷換概念,變化語意,在很多時候把年輕的受眾催眠進入某種語境,可是它卻無法喚起最本能的共情。這種共情需要更個體化的語言表達才能喚起,思達清楚年輕一代的慾望與焦慮,他也迷戀著消費之海,所以他清楚表述的邊界在哪,也知曉如何在某個點把自身的一些狀態突圍出來,獲得自我個體的自由。

思達在《寫在奇葩說第三季終》文章里寫道:「我曾經坐在二排,看他們如何融入氣場,乃至於創造氣場,未曾閉眼。換個人如此有幸被觀眾和節目組眷顧,從第一季坐到第三季,這種成長几乎是必然。」與第一季的《奇葩大會》不同,這次的《奇葩大會》並不為《奇葩說》第五季選擇辯手,而僅僅旨在尋找「特別人類」。

《奇葩大會》准入門檻越來越高,而普通青年進入《奇葩說》的途徑基本關閉。《奇葩大會》成了「網紅分享大會」。除了「特別人類」這個噱頭外,它與一般的綜藝別無二致。對此的失望這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

似乎在接下來的《奇葩說》上,我們再也難以看到一個像姜思達這樣的年輕人從青澀與稚嫩,最終成熟,破繭。社會階級逐步固化,媒體們時代的人們只想把瑣碎的娛樂和無關緊要的花邊新聞包裝成「奶嘴」,塞到我們嘴上,以杜絕更深入的獨立思考,所以我倒不希望自己陳年的無聊被治癒。無聊於我不見得是什麼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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