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
儒家講「仁義禮智信」，「信」作為一項重要的品質，歷來為人們所推崇。
關於「信」，最著名的言論大概要數孔子那句「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
「輗」是車轅與駕轅的橫木相銜接的活銷，「軏」是車轅前端與車橫銜接處的關鍵。這兩樣東西雖不起眼，卻必不可少。對於一輛車而言，有些部件不是必備品，比如一些起裝飾作用的東西——有固然好，沒有也不影響車輛行駛。但輗和軏則不同，若是缺了這兩樣，無論大車還是小車，都將寸步難行。
孔子將人比作車，則「信」就好比輗和軏。所以，一個人若失了「信」，那麼他也將舉步維艱、一事無成。可以說，「信」是一個人立於世的基礎，是一個完整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絕非可有可無。這就是儒家將其作為核心理念反覆加以強調的原因。
先來說說何謂「信」。
「信」字由「人」和「言」組成，可知「信」最初針對的就是一個人的語言。老百姓所理解的「信」一般就是指踐諾，通俗地說就是講信用。
一個人對自己說出去的話負責，言出必行；若是一貫如此，他就在人群中建立了自己的信譽，別人就會尊重他、相信他。所以，人們一直以來都把「言必信，行必果」當做一種美好的品德加以推崇。
但儒家所說的「信」和這樣的一般理解不大相同，儒家口中的「信」更多地是與「義」相關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就是說，許下的諾言如果合乎義的話，這樣的諾言才是可以遵循踐行的。
而「言必信，行必果」在孔、孟這裡，也不算是什麼高尚可敬的行事作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
總結其意，大致就是踐諾與否，關鍵還要看這個承諾是否違背道義；如有違背，那麼寧可失信，也要守住道義。而那些不管道義，只知要守信的人，孔子稱之為「小人」。注意，這個「小人」不能理解為壞人，而是指固執而不知權變者，是相對於孟子口中的「大人」而言的。
這就出現矛盾了：
一方面人應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要「守信」；另一方面當自己原先的承諾有悖於道義時，又不得為踐諾而敗義。
那要如何才能兩全其美呢？很顯然，最好的辦法只有一個——不隨便說話，盡量保證自己所做的任何承諾都是合情、合理、合義，且以自己的能力能夠踐行的。
孔子有個為人所共知的主張，就是「訥於言」。對「訥」通常的理解是「嘴笨」，即不善言辭。但孔子所強調的「訥言」，更接近「慎言」的意思。
孔子反覆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論語·學而》），是為什麼？這裡面有多重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避免說出一些不合乎道義或自己力所不及的諾言。
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又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
正因為君子認為口裡說的超過實際做的（俗謂之「說大話」）是一件深可為恥的事，所以他們說每一句話都留有餘地，以防行動跟不上。
而與此相對的，有相當數量的人好把話說「滿」，求那一時的風光豪氣，引人稱羨的快感；及至後來發現自己的實際能力根本達不到，也不以為意，所以常常失信於人。人們形容這種人有個專門的說法，叫「滿嘴跑火車」——就是說這個人一貫地說大話，言語誇張卻不實。對他的話只能是「姑妄聽之」，聽個熱鬧罷了，當不得真。
對此，老子有句話說得極其到位：「輕諾必寡信。」（《道德經》第六十三章）喜歡隨口許諾的人便總是失信。
孔子也說過一句與此意思相類的話：「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論語·憲問》）指一個人說話時大言不慚，踐行起來就十分困難。
所以，當子貢問及何謂「君子」時，孔子作出了這樣的詮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為了防止出現說過的話不能兌現的情況，乾脆先實踐所要說的，待事成後，再將其公之於眾——說到底，還是為了守住一個「信」字。
而老子也持類似觀點，他在《道德經》中反覆強調做人，特別是身居高位的人，一定要「希言」、「貴言」，而切忌輕易地發號施令。因為話說多了，規矩多了，也是給自己設置了更多羈絆，一旦力有不逮，就會失信於民，而「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道德經》第十七章）——為君者的誠信度不夠，則百姓就會不信他、輕慢他甚至侮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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