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師「失敗一代」：只為自己著想，不為用戶和社會著想

編者按：FastCodesign發表了一篇題為「This Design Generation Has Failed」的文章，作者為Mule設計的聯合創始人和設計總監麥克·蒙泰羅（Mike Monteiro），他認為當前的用戶體驗設計師們並不能為用戶和社會著想，為了使設計發展的更好，更正確。下一代設計師必須做出三個重大的改變。文章由36氪編譯。

一年前，我作為一名觀眾參加了一場在舊金山舉辦的設計師聚會演講。舞台上有四位設計師，其中有兩個在為我工作。我去在那裡支持他們。當時談到了設計責任的話題，可能是為我工作的一個設計師提出的，我不記得具體的細節了。我所記得的是，在討論的某一時刻，我舉起了手，向這群設計師提出建議：現代設計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我們應該需要一個許可執照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房間中，大約一半的設計師都不約而同地轉頭看我，尖叫著「不」，好像我剛剛提出了一些荒謬的建議，比如借1000萬美元開發一個智能鹽瓶。（它確實存在。 這種情況發生了。）

「你們中有多少人會去找一個沒有醫師資格證的醫生看病？」我問。房間里變得非常安靜。

「你們中有多少人會去一所未經認證的大學讀書？」我問道。房間變得更安靜了。

當我們的專業服務需要獲得許可/授權時，我們會喜歡它。事實上，如果你曾經有機會需要律師幫助的話，我敢肯定，你知道他們已經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你會感到很欣慰。更別提矽谷那些最具顛覆性的公司的自助餐廳了，它們必須得掛上衛生部門的成績單，讓去那裡吃飯的食客們可以看到它們。因此，雖然你可以暫時停止與保障乘用車安全的法規作鬥爭，但你可以放心吃這個漢堡，你知道這是安全的，這要歸功於阿特恩·辛克萊（Upton Sinclair）——一個記者揭發醜聞的工作所帶來的規章制度。

事實證明，當規章制度符合我們的利益時，我們喜歡它們。

然而，這一屋子的設計師們卻對我提出的這個說法感到吃驚。現在，我們的行業經常設計一些進入人體內部的設備，或者控制我們的藥物，或者正在為在街上放置無人駕駛拖拉機拖車編寫邏輯，無論哪一個情景，我們都應該需要專業許可。

「誰來決定誰能獲得執照？」他們問道。

我有信心，如果其他行業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以看看他們的例子。 最後一個離開街區的人通常可以通過跟著前面的人找到他的道路。

昨天我和一個在當地藝術學校教授設計的同事坐下來喝咖啡。

「新一代的孩子們怎麼樣？」我問他。

「太好了！你知道嗎，他們讓我驚訝。他們問的是可持續發展、公民組織和道德規範等問題。」

「這是真的嗎？」

「是的。直到最近，他們還想了解創業、融資和資金。」

「還有希望。」

「有的。」

那時，我認為我們——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正在為專業設計服務的人——是設計的迷失的一代。被貪婪所吞噬。由市場之手支配。 生活在美國終結的地方ー矽谷。

我們正懶散地走向沙丘路。我們正無精打采地走向另一輪融資。我們正無精打采地走向市場份額。我們正無精打采地走向創業。最終，我們正變得毫無意義。 因為我們待的時間越長, 我們留給下一代清理的時間就越多。 我們已經給了他們相當多的工作保障。

我們之所以沒精打採的，因為當社會迫切需要我們與其一起出生時，我們生來就沒有脊樑。

中心不成立

每個設計師都需要對兩個詞保持敬意：「不」和「為什麼」。這是我們所做事情的基礎。它們是建立倫理框架的基礎。如果我們不能問「為什麼？」我們就失去了判斷我們所做的工作是否合乎道德的能力。如果我們不能說「不」，我們就失去了站立和戰鬥的能力。我們失去了幫助塑造我們負責塑造的東西的能力。

維克多·帕帕內克（Victor Papanek），曾試圖在《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中賦予我們脊樑，他稱設計師為「把關人」。他提醒我們，我們的權力、我們的機構和我們的責任。他提醒我們，沒有法律顧問的勞動不是設計。我們有一套技能，人們需要這些技能，只有在我們有一個好奇的頭腦和強壯的脊樑時，才能把事情做好。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雙手。我們當然不能成為不道德的人的手。

我們是守門人，我們投票決定什麼才能通過我們的勞動和我們的法律顧問的大門。我們要對通過那扇門進入世界的東西負責。通過的東西帶著我們的認可。它承載著我們的名字。我們需要對抗怪物。當然，每個人都記得那個怪物，但是他們以它的製造者來稱呼它。我們所創造的最糟糕的東西將會比我們活得更長。

在矽谷再也沒有空間去問為什麼了。設計師的任務是快速移動起來和打破常規。「怎麼做」變得比「為什麼」更重要。我們能多快做到這一點？我們怎樣才能獲得最大的市場份額？我們怎樣才能擊敗競爭對手，進入市場？

今天的設計師們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學習如何更快速地工作。雖然速度快，但速度過快往往會使你的目標變得更加模糊。在沒人注意到它們是什麼，它們有多難聞的時候，產品就已經通過那道門了。因為我們破壞了一些東西。打破資料庫是一回事，但當資料庫掌握了人際關係的關鍵時，資料庫並不是需要唯一打破的東西。

除了速度，我們還得處理規模化的興奮劑。所有的東西都需要更快更大。它能有多大，能走多遠。「一百萬美元並不酷。你知道什麼是酷嗎？」你知道這條線的其餘部分。當我們快速移動，破壞東西時，這些東西變得越來越大，碎石遍地。

Facebook聲稱擁有20億用戶。（這些用戶中有多少是俄羅斯人的機器人，目前還有待討論。）但是20億的1%是2000萬。當你快速移動，並打破東西時（順便說一句，這是Facebook的內部座右銘），1% 就已經在開展新工作的可接受的突破點之內了。但它代表著2000萬活生生的人。他們有名字。他們有自己的面孔。科技公司把這些人稱為邊緣案例，因為他們生活在邊緣地帶。從定義上說，他們是被邊緣化的人。

讓我向你介紹其中的一位：當波比·鄧肯（Bobbi Duncan）還是一名大學一年級的新生時，就被Facebook「意外」地出櫃了。當波比上大學時，她加入了一個有 Facebook 小組頁面的同性戀組織。當合唱團的導演把她加入到這個團體的時候，她加入了在UT-Austin的同性戀合唱團的一個通知被加入到她的信息流中。她的父母看到了它。波比非常小心翼翼地通過了 Facebook 錯綜複雜的隱私設置, 以確保她的父母看不到她的性取向。 但是，她（以及Facebook的絕大多數用戶）不知道的是，快速移動的Facebook做出了一個決定，即群體隱私設置應該覆蓋個人隱私設置。波比與她的父母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後來又企圖自殺。Facebook鑄就了這一切。

一年後，我在Facebook做了一個演講。我提到了波比的故事, 在這個時候是公開的。觀眾中的一位工程師大喊：「這是合唱導演的錯，不是我們的錯。」這就是整個故事中最恐怖的部分。我們把最需要我們的人置於危險境地，我們沒有看到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對此，我必須問為什麼，然後說「不」。

我們在殺人。我從設計界聽到的唯一的不，是關於設置許可執照的建議。如果「為什麼」和「不」是我們的中心，那麼，中心還沒有成立。

我們需要放慢速度。注意我們實際設計的東西。我們向世界發布新事物的速度比特朗普製造醜聞的速度還要快。

為什麼我們失敗了：第一個原因

「我想做正確的事，但我怕會丟掉工作。」

「能站出來肯定很不錯。」

「我要付房租。」

「如果你是在告訴人們如何工作，那麼你就是法西斯！」

我從世界各地的設計師那裡聽到過各種各樣的話語。有時他們會對此表示歉意。有時他們會生氣。有時他們在尋找寬恕，而我卻不能給予。但大多數時候，他們感到疲憊和沮喪。

是的。你有時會因為做正確的事而丟掉工作。但我想讓你問自己的問題是，為什麼你願意做錯誤的事情來保住你的工作？道德框架需要獨立於工資標準。如果以每小時12美元的價格建立資料庫來跟蹤移民是錯誤的, 那麼以每小時200美元的價格建立這些資料庫仍然是錯誤的, 無論 Palantir （一神秘的大數據公司）付給僱員多少工資。金錢不會出錯。但是，一個鍍金的籠子仍然是一個籠子。

生活中你會有很多工作。害怕失業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恐懼使你不太可能質疑和挑戰你需要質疑和挑戰的東西。這意味著你沒有做好你的工作。

做好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做正確的事。而迷失的一代設計師並不想做好它。他們發現自己站在一扇門前，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守門的，他們認定自己是侍者。

我們失敗了，因為我們看了看我們的薪水，看到了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簽名，然後忘記了我們實際上是在為波比·鄧肯工作。

為什麼我們失敗了：第二個原因

我也聽到很多人試圖把工作做好，然後一次又一次地碰壁。這些人在尋找後援，卻沒有找到。

讓我給你講個故事。幾年前，我和我的家人開車去了紅杉國家公園（Sequoia National Park ）。我們在路上的一個小餐館前停下來吃晚飯。有一對老夫婦坐在我們旁邊。他戴著一頂海軍帽，上面畫著他曾經服役的戰艦的照片。當服務員給出賬單的時候，老人對價格不滿意。他把女服務員喊來，告訴她不是早鳥價。服務員笑了笑，用她最好的聲音告訴他，他們已經坐了幾分鐘，並不能得到早鳥價。喬（Joe），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喬，因為他的妻子告訴喬不要大吵大鬧，他伸手去拿他的錢包，掏出他的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的名片, 並把它放在訂單上。爭論到此結束。

沒有人會跟美國退休人員協會較勁兒。 因為美國退休人員協會會照顧它的老人, 它會把你搞得一團糟。 如果那個服務員沒有給喬一個早鳥價，我敢肯定一排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的律師會空降到餐館。喬最終支付了早鳥價，因為喬擁有一個專業組織的力量。

想像一下，同樣的情形，一位設計師為了她的工作的可靠性而站出來。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 想像一下一個專業組織的力量在背後支持我們的情景。我們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也許AIGA是最接近的，但「最接近」並不等於就是。所以每個設計師都在努力奮鬥,因為她知道自己是在孤軍奮戰。

為什麼我們失敗了：第三個原因

直到最近，用戶體驗設計的歷史是由其他領域定義的。首先由工程師定義，因為，公平地說，他們是發明互聯網的人。他們對設計的定義，今天仍然被在這個領域工作的絕大多數設計師所廣泛接受。這條路很簡單。坐在角落裡, 聽著用昂貴的 DJ 耳機聽著《The War On Drugs》, 為一些界面選取顏色，並收取工資。

在過去的20年里，我們一直在向那些認為我們是在浪費時間的工程師們證明我們的合法性。直到他們意識到我們可以指數級放大他們的力量。

我們讓其他人來定義工作。當我們被告知要做什麼時，我們抱怨。當我們沒有被告知要做什麼時，我們抱怨。我們在桌子上爭取了一個座位，一旦我們開始坐上那個座位，我們發現很多設計師都不想要它。

當我說設計師們沒有戰鬥的時候，有點不公平。我們努力讓別人來定義我們。我們努力讓其他人來定義我們的責任。我們一直在努力放棄我們的機構。我們一直在努力不讓自己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我們都很樂意在我們周圍做決定的時候浪費我們的時間。

幾個月前，傑瑞德·斯圖爾（Jared Spool），他做了40年的yeoman設計工作，他在Twitter上寫道：

任何影響設計的人都是設計師。

這包括開發人員，PM，甚至是公司的律師。他們都是設計師。

這條推文里的所有東西都是正確的。任何影響最終事物的人，無論是產品還是服務，都在設計。然而，如果你點擊瀏覽，看看回復。你會發現，令人遺憾的是，它很快就變成了對頭銜的討論。我們很樂意放棄工作帶來的所有責任, 但是不要拿走我們的頭銜。 我曾見過設計師們花了一個星期，與新僱主討論他們的頭銜將會是怎樣的，但他們卻沒有細心地詢問他們的職責。

設計是一個動詞。一種行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撿起球, 然後跑起來。如果你沒有完成你的工作，當別人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不會感到沮喪。你不能不去設計。專業設計師給這個行為帶來的是意圖。 但是為了這個目的, 設計師需要有意識地表現出來。 設計師已經死了。 設計萬歲。

我們是資本主義最後喘息的孩子

我們一直都在一個衡量財務成功的體系中工作。我們討論的是一部電影首映一周賺了多少錢。我們關注的是音樂在排行榜上的攀升，當 Twitter 發布第一個盈利季度時，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的領導力終於得到了證明。

Mashable報道文章的第一句話讓人不寒而慄：「事實證明，削減開支、集中精力，或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以幫助賺錢。」

讓我們看看這個盈利季度的代價。Twitter的利潤是以民主為代價的。當一個美國獨裁者選擇它作為他選擇的平台來散播仇恨，蔑視婦女和少數民族，吹噓他的種族主義基礎時，Twitter就開始振作起來了。Twitter並沒有因為違反服務條款而拒絕他，而是選擇擴大服務條款，以適應特朗普所帶來的參與。Twitter和Twitter的每一位員工都失敗了。他們的道德規範讓人們失望了。 唐納德·特朗普擁有核武器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Twitter。

然而，所有這些都被原諒了，因為Twitter現在已經盈利了。利潤證明一切。矽谷，為美國的終結提供動力的引擎，需要利潤才能生存，而且它還需要大規模的利潤。我們仍然對自己的想法著迷，對它們的影響視而不見。

前進的道路

2017年8月，大眾汽車工程師詹姆斯·梁（James Liang）被判入獄40個月。底特律一家法院判決他故意設計欺騙聯邦排放測試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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