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的激蕩四十年，做對了什麼？

來源：雪濤宏觀筆記（xuetao_macro）

一、中國製造的激蕩四十年

圖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際GDP同比增速

資料來源：WIND，天風證券研究所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40周年。40年來，中國的名義GDP翻了近8番（254倍），年均名義GDP增速達超過15%，差不多每5年翻一番，這是一個奇蹟。奇蹟的背後，實際GDP增速卻表現出有規律的起伏，每個起伏都是持續大約十年的浪潮和低谷。40年來，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國製造企業和中國品牌，在浪潮來臨時站在了浪潮之巔，又在浪潮退去時消失地無影無蹤。這奇蹟的40年和規律起伏的四波浪潮，是屬於中國製造的激蕩四十年。

中國製造的前兩波浪潮（1978-1998），簡單說就是神州大地壓抑已久之後的原力覺醒。這包括了鄉鎮企業家的覺醒（比如魯冠球的萬向1，劉永好的新希望1982），對外貿易的覺醒（比如柳傳志的聯想，張瑞敏的海爾），離開體制下海經商的覺醒（比如李東升的TCL，宗慶後的娃哈哈，任正非的華為，段永平的小霸王，王文京的用友，馮侖的萬通，史玉柱的巨人，求伯君的金山，郭廣昌的復星，王傳福的比亞迪）和重新打開國門利用外資的覺醒。

貿易開放帶來了製造轉移，但沒有發生技術轉移。80-90年代的大規模技術引進主要是為了滿足內需，一些中國人需要的商品，在改革開放初期自己生產不了，就引進整條生產線到中國來生產，比如海爾引進德國的冰箱生產線，彩電引進美國日本CRT顯像管生產線等。然而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從終端直接引進生產環節，一旦出現技術升級，在技術匹配的制約下，中國不得不繼續引進技術來實現終端產品的國產化。

只有製造轉移，沒有技術轉移，結果是中國製造自主研發核心技術的能力也被擠掉了。中國CRT彩電工業一度做到全球第一，但遇到液晶技術替代時被打得措手不及，原因是80-90年代的中國製造與新技術的演進過程基本絕緣，中國彩電工業既不了解液晶技術的進展，也難理解新技術的影響，這也造成了中國電子工業直到今天仍然在一些核心技術領域處於看不到盡頭的落後狀態。

中國製造的第三波浪潮（1998-2008）是自主化，簡單說就是複製-模仿-進口替代，copy to China，美國有的中國也要有，美國日本造的中國都要造。相比80-90年代，這一階段的中國製造已經從集成組裝製造中積累了一定的技術基礎和勞動力技能，在計算機、手機、汽車製造等領域出現了自主品牌，但核心技術零件、自主研發能力仍然受限於技術、設備、材料，技術被卡脖子的情況下，品牌主要靠資本外延擴張吃規模化紅利。

1998年，中國商品房市場開放，城鎮化率在之後的10年上升了14%，快速膨脹的城市化需求催生了和基建地產產業鏈相關的製造業發展（比如梁穩根的三一重工）。2001年中國加入WTO，出口額在之後的10年間上升了613%，出口佔GDP最高達35%，出口導向型產業在東南沿海地區出現集聚，比如東莞的電子，晉江的體育，紹興的紡織，義烏的小商品等。20世紀末，美國的互聯網泡沫也催生中國的互聯網萌芽，新浪搜狐網易騰訊阿里百度紛紛登場，真正屬於他們的時代還在後面。

中國製造的第四波浪潮（2008-2018）是內需創造，簡單說就是美國沒有的中國也要有，從copy to China轉向innovation for China。這一階段的中國製造已經具有一定的自主研發實力，並能在一些產業做到創新迭代。儘管中國仍然處在城市化和投資驅動增長的浪潮末端，但風景已經和之前階段完全不同，產業迭代創新和新經濟的萌芽開始出現。在靠近消費端的消費電子、家用電器、汽車等製造業領域，自主品牌出現了明顯的研發創新能力和製造升級能力，比如小米大疆、格力美的、吉利比亞迪等。在人工智慧、移動互聯網、生物科技、新能源等新經濟領域，中國製造也開始成為創新引領者（比如科大訊飛，螞蟻金服，滴滴摩拜，華大基因，曠視商湯等）。

二、中國做對了什麼

圖2：中國上市公司的全球行業市佔率

資料來源：WIND，天風證券研究所

我們將中國上市公司和全球上市公司做對比，全球市佔率超過50%的中國行業有14個，超過20%以上的中國行業有50個。過去十年，中國製造快速提升的不僅有全球市佔率，還有人工智慧、信息技術等關鍵的基礎科技。中國擁有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超級計算機，中國超算神威的計算能力是美國超算泰坦的5倍；中國超算的CPU是上海國家高性能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研發的SW26010；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量子衛星網路；中國正在人工智慧研究關鍵領域迅速崛起；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綜合孔徑射電望遠鏡，也就是廣為人知的「天眼」；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物流系統。

中國真正開始出現大量的自主研發和創新迭代也就是最近十年，十年放在產業史上只是一個瞬間，但中國已經在多個行業從追趕者成為領先者，從模仿者成為創新者，並在一些高端製造業開始具備全球競爭力。中國製造在發展中國家裡算起步比較晚的，上世紀60-70年代後發展中國家先後出現了拉美奇蹟、亞洲四小龍、新四小龍，而今天也只有韓國還在消費電子、精細化工、汽車等製造業領域還具有全球競爭力。中國製造起步雖晚，但在全球製造業市佔率排名和關鍵基礎科技的進步速度上，僅次於美國，而且和美國之間的差距在快速縮小。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

圖3：中國製造業的微笑曲線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天風證券研究所

製造業不是零基礎就可以發展起來的，無論是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還是市場的規模優勢，都不能算作是一國製造業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人類產業史上不缺少要素大國的失敗案列，也不乏要素小國的成功案例。以美歐日的成功為例，一國要成為製造大國和製造強國，需要在產業鏈的上中下游都具備競爭力。

今天中國製造正在形成的全產業鏈優勢，主要來自於四個因素：巨國市場的規模效應、良好的基礎設施保障、完備的產業鏈基礎（包括高效率的產業工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隊伍）、共和國前30年技術基礎的傳承迭代。

我們借用施振榮的「微笑曲線」：市場容量足夠大，品牌服務的推廣空間足夠大，做終端設計、系統集成的國產廠商能夠存活；完備的產業鏈基礎、良好的基礎設施，給中游製造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保障；技術的傳承迭代、很強的政策扶持和政策執行力，驅動產業向上游發展，掌握自主研發能力和專利技術。

巨國市場的規模效應：

歐睿信息諮詢公司的研究顯示，到2020年中國的中產階層將達到7億人，相當於歐洲總人口(7.4億)。龐大的人口規模為中國的創業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長紅利，這使得每一個產業的進入者都有機會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嚴格意義上說，今天常被提起的新四大發明（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網購）都不算中國首創，但重要的是這些技術在中國得到了最成功的應用，都離不開中國市場巨大的規模效應。大市場能夠降低和攤薄成本，福耀玻璃到美國設廠的原因是美國汽車市場足夠大，當地設廠便於快速到貨。藉助大國效應的勢能，中國企業通過大量的研發投入或海外併購高科技公司，縮小和領先國家的技術差距，並建立核心競爭力，最終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創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變。

良好的基礎設施：

大國製造崛起需要良好的基礎設施保障，基礎設施和物流效率，決定了能否實現海陸空快速的運輸。2010年鄭州引進了富士康之後，2012年鄭州機場開始二期大擴建，鄭州機場的貨運量從2011年的10.3萬噸增加到2016年的45.7萬噸，2014年鄭州機場高速還是四車道，僅僅用兩年就全部改成了八車道通行，體現了強大的基礎設施保障能力。2017年鄭州成為亞馬遜在中國中西部的首個直郵口岸，這背後是高效率的運輸能力保障。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物流系統，而且基礎設施覆蓋完整，並不只集中於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這一點遙遙領先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且超過很多發達國家。根據中國鐵路總公司的數據，中國高鐵營運里程達到2.5萬公里，佔全球高鐵總量的66.3%；中國在修橋、鋪路、蓋樓、挖港的能力世界領先；中國具有世界領先的高壓輸電技術和港口機械技術；中國是世界太陽能發電量和風力發電量最大的國家。

完備的產業鏈基礎：

完備的產業鏈基礎既能夠降低成本，也能快速高效地解決上下游帶來的問題，增強競爭力。打個比方，雖然蘋果產業鏈是蘋果扶持起來的，但也具有很強的自主研發能力，一旦未來蘋果手機銷量不佳，蘋果產業鏈的產品複製能力也能夠在汽車電子、AR/VR、智慧物流、智能城市等各種新領域複製，這才是驅動中國製造進一步做大和估值提升的核心。在技術密集型行業里，一旦下游（組裝生產製造）站穩了中國企業，上游（設備和材料）就會集聚，如果中國企業能夠通過技術轉移掌握了技術，上游最終也會被中國取代，這就是中國製造一步步實現完備產業鏈的過程。

產業鏈基礎——高效率的產業工人：

工業產品的價格優勢不僅取決於勞動力成本，還取決於勞動生產率，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但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也在提升。曹德旺提到過中國製造的兩個優勢，一個是人力成本只有美國的八分之一，一個是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比美國高。

中國工廠和美國工廠的勞動生產率差多少呢？2016年10月CCTV2《中國財經報道》播放了一期關於福耀玻璃的節目，裡面給出了答案。2016年，福耀玻璃從國內調集中國工人，在美國工廠和已經上崗了半年多的美國工人進行了一場生產效率比賽，給汽車玻璃壓膜。福耀公司制定的生產定額是800片，最終中國工人做到了1011片，超出要求20%，而美國工人平時的工作效率只有500多片，因為比賽激發了競爭意識，才提升到了792片。

產業鏈基礎——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隊伍：

中國從1999年開始大學擴招，擴招後大學從每年招生100萬到現在每年700萬。儘管大學擴招在初期引來一些非議，但之後這種非議逐漸消失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大學擴招在過去20年為中國的高速發展培養了大量人才，最重要的是儲配了工程師人才。十年前我讀工科的時候，「工程師紅利」已經是普遍接受的概念。過去十年，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大大提高了中國製造的生產效率，一個互聯網企業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很容易招到合適的程序員，這就是良好的技術環境。

共和國前30年技術基礎的傳承與迭代：

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工業基礎可能被低估了，認真了解一下中國的工業史，會發現技術是有傳承的，許多今天具有技術能力的中國製造企業，其技術源頭可追溯至共和國前20年的自力更生階段（1950-1970），且在改革開放時期堅持自主開發。

比如，今天被稱為「中國工業驕傲」的京東方，可以追溯至1956年建成的北京電子管廠（774廠），這家企業見證了中國電子半導體行業的興衰。今天被稱為「民族企業創新標杆」的華為，其技術基石可以追溯至1991年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自主研發的「HJD04」萬門數字程式控制交換機（04機）。今天唯一能和隆基股份一樣規模化生產單晶矽片的中環股份，可以追溯至1958年組建的天津半導體材料廠。今天中國商飛的C919大飛機，其技術積累可以追溯至1970-1982年研製的「運-10」。今天中國的核動力和核反應堆技術，可以追溯至1958年開始研發的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就連公認用市場換技術的中國高鐵，其技術根源也來自於中國鐵路裝備工業在50多年的自主產品開發過程中的技術積累，沒有這個，就沒有高鐵技術引進之後的消化吸收和自主開發的能力基礎。

前三個因素為中國製造的「做大」打下堅實基礎——巨國市場的規模優勢、良好的基礎設施、完備的產業鏈基礎（包括產業工人和工程師）。

但是中國製造能否「做強」，取決於中國製造能否具有對技術的掌握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創新迭代、自主研發。

這種能力，既來源於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技術基礎的傳承和迭代，也來源於共和國後三十年從終端生產過程中生成的技術能力，還有政府在新技術上的研發投入和政策扶持。

研究「中國做對了什麼」的意義，是為了了解中國製造從何而來，向何處去，從而捕捉中國製造的投資機會，在中國製造「做大」過程中尋找厚厚的雪，在中國製造「做強」過程中尋找長長的坡。

中國製造經歷了共和國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後三十年的製造轉移進口替代，最近十年中國製造開始發生從追趕者後進者到創新者領先者的角色轉變，我們相信未來會出現一批坡長雪厚的中國企業，成為重倉中國的核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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