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代管的譚門弟子：鈕仲勛先生訪問記
原標題：侯仁之代管的譚門弟子：鈕仲勛先生訪問記
案語：鈕仲勛（1928- ），別名鈕先鏜，江西省九江市人，1953年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1962年研究生畢業於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後留所工作，長期從事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水利史研究，著有《我國古代對中亞的地理考察和認識》（測繪出版社，1990年）、《中國邊疆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合著）、《地理學史研究》（地質出版社，1996年）、《黃河變遷與水利開發》（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9年）等。
鈕仲勛先生是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的代表，其人生履歷可資世人品鑒，其治學經驗可供後學汲取。因此，2014年清明節小長假期間，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華林甫教授在鈕先生門下弟子王均研究員的陪同下，赴北京市海淀區上地小區先生府上，就其家世淵源、求學經歷、學術師承、科研歷程進行了訪談。
家世：九江鈕氏
王均：鈕先生，您以前介紹過自己的傳奇家世。我最近發現清朝浙江吳興有個狀元叫鈕福保，是你們同宗嗎？
鈕仲勛：他是不是我們一宗的，我不敢說。我的先祖來自浙江紹興。據家裡的長輩說跟鈕永建[①]是同宗，戴季陶的夫人[②]也和我同宗。
我的堂兄叫鈕先銘[③]，是個傳奇式的人物。抗戰時期，他當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工兵團的營長，參加了南京保衛戰。戰敗後，上不去船，跑不了，就躲在南京雞鳴寺當了八個月和尚。日本人懷疑他的身份，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讓他念佛經。好在他有舊學底子，能背下前半部《心經》，才得以倖免。張恨水的小說《大江東去》就是以鈕先銘的經歷為原型。後來他寫了一本《佛門避難記》，講的就是這段經歷。
鈕先銘後來去了台灣，當過警備副司令，後來沒升上去，可能與不是浙江人，沒有畢業於黃埔軍校有關。他能當上副司令，有人說是白崇禧推薦。我們家裡人認為，這也許與魏道明[④]有關。魏道明是我父親的表弟，我的嬸嬸是魏道明的妹妹。
華林甫：鈕先生，您有家學淵源嗎？先輩是不是讀書人？
鈕仲勛：我們家搬到九江後，讀書之風就不盛了。家裡有一個藏書樓，裡邊大都是普通版本，都是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路貨。因為樓梯是活動，我奶奶不讓我上去。我記得最大的一部書就是叢書集成，總共八十箱，缺了一箱。後來，我哥哥上去過。我的這個哥哥後來成了戰略學家，叫鈕先鍾[⑤]，是台灣淡江大學的教授。
鈕先鍾也是個傳奇人物，即下鄉養過雞，也回城教過書。當過蔣夫人宋美齡的秘書，給蔣緯國上過課，講授戰略論。台灣好多將軍都是他的門生。當時，他考中央大學沒問題，但英文比較好，於是就考了金陵大學。
華林甫：您的子女繼承你的事業嗎？
鈕仲勛：實話實說，我沒有家學淵源，孩子後來也不搞歷史地理。我的大女兒鈕海燕本科在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大）讀書，本科論文指導老師是寧可先生[⑥]，剛剛去世。後來到中國人民大學讀過研究生，開始學魏晉南北朝史，後來改成隋唐史。她的第一個老師是曾憲楷[⑦]，曾國荃的玄孫女。她跟的第二個老師是沙知先生[⑧]，改學隋唐史。後來到外國專家局工作。我的二女兒鈕春燕是學海洋學的，從青島海洋大學畢業後到中科院地理所氣候室工作，搞過一點環境變遷研究，研究過歷史氣候，後來去了德國。
求學：我是復旦的第二等學生
華林甫：鈕先生，我1982年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本科，咱們是系友。請您談談在復旦的求學經歷怎麼樣？
鈕仲勛：我是1953年在復旦大學畢業的。徐連達[⑨]是我的同班同學，後來留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陸慶壬[⑩]也和我同班，後來當了學校的副書記，再後來調到別處去了。陳匡時[11]比我晚幾級。比我高一兩班的還有金沖及，低一兩班的有裘錫圭。裘錫圭後來調回了復旦大學，給了個傑出教授頭銜。從培養人材的角度看，我們班的成績是中等，不是最好的，也不算最差的。我們班上比較出名的是蘇德慈[12]，當過神學院的院長。這個人是全國政協委員，前幾年剛退休，當時睡在我的上鋪。
華林甫：回顧您的大學生活，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鈕仲勛：大學畢業的時候，陳望道校長請搞《孫子兵法》研究的郭化若將軍[13]做報告。郭化若說大學畢業生比喻成出廠的汽車。第一等的，車子很好，直接開到終點，不用修理。第二等的，遭遇道路坎坷，車子在途中出現點問題，經過修理，也到了終點。第三等的，就沒有開到終點。當時聽這個報告，不以為然。現在看起來，我算是第二等的，關山難越，在歷史地理學界的道路也不順利，歷經了一些坎坷，最終也算開到了終點。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同班同學大部分成了人大、北大的研究生，當了助教或者公務員。後來，一般同學也就當個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總的來說，我也就算個中上等，後來中科院的研究員也當上了。
華林甫：大學畢業以後，您直接就去中國科學院工作嗎？
鈕仲勛：1953年畢業後，我在天津大學當了幾個月助教。接著，我到了清華園，不是當助教，而是當了幾年中學老師。我們班當中學老師的就兩個人。我當時教的中學，名稱很特別，叫「工農速成中學」。你們人大也有，更出名一些。工農速成中學很奇特，六年的課程要在三年內修完。學生們學得很苦，寒暑假就十二天。有這段經歷，我勉強算是清華校友。1955年，又到鮑家街的北京市三十四中教書，再後來就考上研究生，一讀就是五年，直到1962年畢業。我讀的研究生，不是復旦大學的，而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導師是譚其驤。[14]
師承：侯仁之代管的譚門弟子
譚其驤「遙控」的研究生
王均：您是譚其驤先生的第一個研究生嗎？
鈕仲勛：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怎樣才算譚先生的學術呢？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次在延安飯店開會，葛劍雄問譚先生：「現在說自己是譚先生的學生很多，嚴格說起來，哪些真正算是您的學生呢？」譚先生回答說：「有兩種人可以算我的學生：第一種，上大學時選過我的課，填過我的選課單的本科生。還有一種人，就是我的研究生。」
從這兩方面說起來，我都夠得上是譚先生的學生。讀大學的時候，我選過譚先生三門課：一門是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一門是隋唐五代兩宋史，一門是中國歷史地理。後來，又做了他五年研究生。
當然，我不能算譚先生第一個研究生。因為譚先生的研究生，要從浙江大學那時候開始算。建國前，譚先生在浙江大學招了兩三個研究生。第一個是王愛雲，也就是地理學家黃秉維先生的夫人，算是我的大師姐。王愛雲開始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跟侯先生的夫人張瑋瑛是同事，後來自己要求調到北京市十九中工作。譚先生的第二個研究生是文煥然[15]，搞中國動物地理出名的。第三個研究生是不是吳應壽，我拿不準。有人說吳應壽是北大的研究生，師從周一良。究竟是不是算譚先生的學生，我不敢說。[16]
我可以算譚先生建國以來的第一個研究生。在我以後，譚先生又招了胡菊興[17]、史為樂[18]。再往後，就是恢復研究生制度後招收的葛劍雄、周振鶴他們了。與我同年，譚先生在復旦大學是否招研究生，我就不得而知啦。我也是中科院地理所招的第一個研究生。在我之前，地理所沒有招過研究生。[19]
可以說，我是譚先生「遙控」的研究生，後來既不在譚先生身邊工作，也沒有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
侯仁之先生代管
華林甫：您算是侯仁之先生的學生嗎？是不是也上過他的課？
鈕仲勛：我和侯先生的關係是這樣的：我讀研究生的第一年，譚先生主要在復旦大學，沒時間指導我。於是，譚先生就委託北京大學的侯仁之先生代管。地理所黃秉維所長對我說，你是譚先生的學生，但你趕緊去北大找侯先生上課去。當時，侯先生有兩個研究生，親自在北大燕南園自己家裡給他們上課。其中一個叫鄭景純[20]，是羅振玉的外孫女，有家學淵源，後來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工作了。鄭景純沒寫畢業論文，讀到第四年，就要求不寫畢業論文，給了個實習研究員，工作去了。後來落實政策，研究生讀兩年，就算畢業。另外一個研究生是王北辰。王北辰[21]可能是四年制研究生，比我早入學，但我是五年制的。
除了旁聽侯先生的課，當時和侯先生有個約定，每兩個星期去侯仁之府上一次，彙報學習中的問題。侯仁之對學生很負責，完全是英國式的培養方法。他很守時，如果你遲到了，會不高興。侯先生對我比較客氣，說過好幾次「你是譚先生的學生」。但侯先生真正的研究生於希賢后來送我書，還是稱呼「同門後學」。
王均：聽說侯先生與譚先生當年給你開了一份書單，這是歷史地理學發展史上值得關注的事情，對今天的研究生培養也很有價值，您能介紹一下嗎？
鈕仲勛：當時，除了在北大聽了幾門地理課，侯仁之還與譚其驤共筆給我寫出一個書單。這份書單後來被人借出去了，沒有歸還，很遺憾。當時沒有複印條件，早知道會丟失，抄寫一份留底也好。
這份書單把書目分成精讀、瀏覽。舉個例子說，《讀史方輿紀要》要求讀前九卷，後邊的幾卷要求精讀一個省。這本書的版本不要求，一般的平裝書也可以。《水經注》這本書要求精讀某一條水道，用王先謙的合校本。《山海經》要求用郝懿行的箋疏本。
第一次拜見侯先生，他就要求我讀《水經注》，問我有沒有這本書，是什麼版本。我說有一部戴震本。侯先生就說這個本子不好。從侯先生家裡出來，我馬上去隆福寺舊書店，一口價花五塊錢買了一部王先謙合校本。現在還有人讀王國維的批註本。我覺得，水經注的版本因水而異，不一定說哪個版本是完善的。
華林甫：您當時讀研究生是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嗎？
鈕仲勛：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不能算調干。當時的研究生分兩類。一類是工作三年以上的，工資打八折發放。一類發國家助學金。當時的研究生，都留原單位工作，哪個單位培養的就留在哪個單位。我後來留在地理所工作，一直到1988年退休。
禮節性拜訪顧頡剛
華林甫：您長期在中科院工作，和顧頡剛先生曾經是一個單位。你又是譚先生的學生，是不是和顧頡剛先生交往也很多？
鈕仲勛：我和顧先生的結識，不是通過譚其驤先生，而是經過胡厚宣先生[22]。胡先生在復旦大學的時候教過我先秦史，我每年春節都要去乾麵衚衕拜訪他。他說顧頡剛先生也住在這條衚衕，你要想去看他，我打個電話，說譚其驤有個研究生想看你就行。「文革」前，我拜訪過幾次顧先生，完全是禮節性的拜訪，沒有請教學術問題。「文革」期間，就不敢去了，怕受衝擊。「文革」後期，局勢稍微寬鬆一下，我又去拜訪顧先生。顧先生說自己孩子都上山下鄉，我還安慰他，說孩子們很快都會回來的，讓他放寬心。後來，顧先生搬到三里河樓上後，我就沒再去看過他。
我認為顧先生的學問，貢獻主要在先秦史，其次才是沿革地理。中國的邊疆地理研究，開始貢獻最大的是徐松，後來就是顧頡剛先生。
王均：送給您一本《顧頡剛年譜》，這是3月份在紀念「禹貢學會」創辦80年座談會上發送的。您和顧先生還有什麼值得說道的交往？
鈕仲勛：說到顧先生，還不得不說說他的助手劉起釪。有一次在夏商周斷代工程驗收會議上，我和他住在一個房間。他當時耳朵已經不行，我們只能筆談。他說家裡人不會做湖南菜，我有個侄兒在湖南，想去那裡養老。我對他說，你得考慮好醫療條件，能不能報銷醫藥費，還要考慮怎麼把研究資料搬到湖南去。後來報紙上說他去南京養老，雖然被說成是國寶級的學者，但晚景很凄涼。
雖然和顧先生沒有深交，但我跟他的弟子比較熟悉。像史念海先生，一直對我很支持，關係也很融洽。他的幾個博士生學位論文評議，都找過我作指導、評審和答辯。
華林甫：前些年，顧潮女士編《顧頡剛全集》，想找顧先生為1979年西安全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寫的賀信。我想來想去，估計您會有原件，結果還真在您這裡找到了。
論文：遍訪名師
華林甫：您在兩位名師的指導下學習，他們是怎樣指導你的研究生論文寫作的？
鈕仲勛：我的論文研究的是山西呂梁地區的農牧開發、森林破壞。選題確定之後，本來想對相關的陝西地區也做，但論文寫作只給半年時間，很緊張，只能放棄了。現成的資料沒有，地方志也很少，就二十幾個縣。除了這些，「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部頭太大，讀起來很麻煩，不容易搜集資料，該從何查起啊！？於是，譚先生給我出主意，讓我去找謝國楨[23]。謝老文獻很熟悉，對於明清筆記很了解。他建議我去讀《寄園寄所寄》，這本書的作者趙吉士在呂梁山的交城縣做過知縣。後來，讓我去找傅衣凌[24]。傅先生對於史料（尤其是地方志）非常熟悉。後來，譚先生還讓我去拜訪過顧廷龍[25]。顧先生對於文獻也是相當熟悉。這裡插一句，顧廷龍輩分大，是顧頡剛先生的族叔。
但是，這三位文獻熟悉的先生都幫我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我到科學院圖書館借的《合河紀聞》這本書幫了我很大忙。這本書的作者是康基田，一般人只知道他寫的《河渠紀聞》。合河是興縣的故稱。譚先生說他在北平圖書館工作時看到過《合河紀聞》，但這部書不是善本，當時沒在意。正是憑藉這部書，再去返查正史、《資治通鑒》，就很省事啦。
我的畢業論文是在上海一個親戚家裡寫的，7月1號之前把初稿寄回地理所就可以。當時我每一禮拜去見一次譚先生。譚先生當時住在浦江飯店，正在修訂《辭海》。
王均：經過這麼多知名學者的指導，您的論文答辯一定很順利吧？
鈕仲勛：我的答辯在錦江飯店舉行，這是上海當時最高級的賓館。中國地理學會在這裡開會，學會的副秘書長瞿寧淑[26]給安排了半天時間搞我的答辯。答辯委員共有十個位，除了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再加上地理所的一些先生，還請了華東師大的陳吉余先生[27]。旁聽的先生，一位是復旦大學搞中西交通史的的章巽[28]，還有一位是石泉[29]。可能還有別人，記不清楚了。當時答辯沒有優秀、及格之別，只區分通過、不通過。
華林甫：您的論文後來出版成書了嗎？
鈕仲勛：我的學位論文完成得比較倉促，不是很完善，只是發表在《地理集刊》上。[30]如果質量再好的話，就可以發表在《地理學報》上。當時地理所主辦的刊物分三等，第一等是《地理學報》，第二等是《地理集刊》，第三等才是《地理學資料》。
丁超：您畢業時也像今天一樣發學位證，舉行畢業典禮嗎？
鈕仲勛：答辯通過後，只發了畢業文憑，沒有學位證書。我的文憑有（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的簽章，以後研究生的畢業文憑可能就沒有了，只加蓋地理所或者中國科學院里的公章，不會有郭沫若的簽名章。
華林甫：史為樂也說自己沒有學位證書，只是研究生畢業。那麼，您對目前的研究生培養有什麼建議？
鈕仲勛：第一點，現在研究生培養少了潛心讀書的環節。第一年修公共課，第二年寫畢業論文，第三年找工作，也就沒了完整的讀書環節。第二點，寫學位論文以前，要寫一點文章，爭取發一篇文章。譚先生就是鼓勵這麼做。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寫了不少，水平所限，但只發表了一篇《東漢末年及三國時代人口的遷徙》，發表在1959年的《地理學資料》。這個雜誌等級較低，但這篇文章的引用率還不低，有些人口地理研究引用過。
工作：以任務帶學科
華林甫：您是怎樣走上獨立研究道路，又如何確定研究領域呢？
鈕仲勛：我的文章，相對來說數量不少，當然不能和黃盛璋[31]先生相比。黃盛璋研究領域很廣，有語言文字的，有考古的，還有研究李清照的。我的研究領域相對狹窄，基本上是歷史地理，少量的是地理學史，稍微涉及點中西交通史。
華林甫：在歷史地理學界，您較早開展區域研究。我仔細拜讀過您1984年《揚州大學學報》上的《歷史地理怎樣研究地區開發》這篇文章，您是怎樣確定這個研究方向的？
鈕仲勛：本來，譚先生希望我寫人口地理方面的論文。如果要是寫了，就趕在葛劍雄前頭了。但是，地理所業務處不同意這個題目，後來改成研究山西呂梁地區的農牧開發。從此，走上了搞歷史時期地區開發、水利開發的研究道路。從八十年代，又開始搞環境變遷、植被變遷。
王均：您的這些研究方向，是個人興趣，還是單位要求？
鈕仲勛：我們的那個時代，雖然生活上很苦，但工作中最苦的就是無條件服從集體要求，講究「任務帶學科」。可是，有的任務帶不動學科，上邊有要求，你又不得不幹。六七十年代那時候，不服從集體工作要求，要挨批判。動作慢的人，什麼成果也搞不出來。有些工作，不是讓你寫論文，連研究報告都不要，只能提供資料，不能公開出版。
華林甫：您完成的任務有哪些呢？
鈕仲勛：各種任務都有，甚至包括處理人民來信來訪，黃盛璋稱為「抓差」的任務。當時我們的辦公室借用的是東廠衚衕考古所的房子。歷史博物館來了兩個人，一個就是後來當了國家圖書館副館長的楊訥[32]。他們要求我們繪製一幅唐代僧一行的測量示意圖。黃盛璋先生一口答應了，說讓我來做。我對魏晉南北朝比較熟，隋唐史不了解。後來硬著頭皮完成了，給歷史博物館交了差。「文革」後期，要搞天文史資料整理。地理所業務處說，只有我搞過相關研究，就派我去前門飯店開會。後來，圍繞著天文大地測量，我寫出了十篇文章。還有一次，也是在「文革」後期，中國科學院突然要搞《鄭和航海圖》研究，結果這個「抓差」的任務又派到我頭上。再後來，曹婉如[33]主編《中國古代地圖集》，其中的《鄭和航海圖》也是由我來寫的。有一年，中央電視台要拍有關鄭和航海的專題片，來採訪我，把我當成了鄭和研究的專家。
華林甫：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搞植被變遷的？
鈕仲勛：我搞植被變遷研究，與浦江清先生[34]的公子浦漢昕有關。浦漢昕六十年代畢業於北大地質地理系，也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我們合寫了一篇《清代狩獵區木蘭圍場的興衰和自然資源的保護與破壞》，引用率很高。後來，又研究了北京地區的植被變遷，論文發表在《地理集刊》上。
王均：除了集體項目的要求，您個人的學術興趣主要在哪裡？
鈕仲勛：我這個人，興趣比較雜，比較欣賞「觸類旁通」的治學方法。這一點，是譚其驤先生幫著打下的底子。我搞過區域開發、森林植被、人口地理、農業開發、水系變遷，但城市、水旱災害、氣候變化我不搞。即便是搞水系、水利，也只搞人類活動對水系的影響。不懂水文、地貌、水工、泥沙等學科，水系變遷研究就搞不深入。
丁超：您的興趣這麼多，對學術素養的要求一定很高，您是怎樣讀書，怎樣進行知識儲備的？
鈕仲勛：黃先生曾經對我說過，歷史地理是一匹馬，有四條腿。一條是歷史，一條是地理，一條是考古，一條是沿革地理。[35]這四條腿，我只有歷史還紮實一點，這要感謝復旦的那些先生。地理方面，我只是聽了幾門課。考古，更不行，復旦大學沒有考古系，我也沒學過。至於沿革地理，也比不上我的復旦師弟們。當然，我還是受到譚先生很深的影響，我搞水系研究，就是受譚先生的啟發。譚先生曾對我說，黃河變遷、黃淮關係很值得搞。
華林甫：您也搞過沿革地理的研究，像《六胡州初探》就是傳統的地望考證。
鈕仲勛：這篇文章，其實是卞孝萱先生[36]鼓勵我寫的。卞先生是我在科學院圖書館看書的時候認識的，後來關係很熟。當時卞先生在編唐人年譜，遇到了這個地名，說你可以寫個東西考證一下。我寫了一個初稿，「文革」期間弄丟了，後來憑記憶寫了一篇文章。後來，我女兒鈕海燕考研究生，還請卞孝萱專門輔導唐史文獻。
寄語
華林甫：聊了快兩個小時了，您也累了，我們該告辭了。希望您多保重，身體允許的話，歡迎您多多參加復旦大學北京校友會的活動。
鈕仲勛：謝謝你們來看我。你們很幸運，從大學本科畢業，然後直接上碩士、博士，參加工作，基本沒有什麼耽擱，可以做很多事。我們這一代，耽誤的太久了。我現在再也做不了研究啦，期待你們的《清史地圖集》儘早出版。
[①]鈕永建（1870-1965），上海人。湖北武備學堂畢業，後留學日本，結識鄒容、孫中山等人。歸國後，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歷史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民軍參謀次長，署理參謀總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曾任國民政府秘書長、江蘇省政府主席、內政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和代院長等要職。1949年赴台灣，後定居美國。
[②]戴季陶夫人鈕有恆（1886-1942），浙江吳興人，與清朝狀元鈕福保同出一地。如果鈕有恆與鈕仲勛先生同宗的話，則鈕仲勛與鈕福保出自一宗，也不是沒有可能。
[③]鈕先銘（1912-1996），江西九江人，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曾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工兵營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副廳長，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中將副總司令等職。抗戰期間，參加過南京保衛戰、滇緬作戰、芷江受降等。晚年在台灣從事文教事業。
[④]魏道明（1901-1978），江西九江人，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曾任國民政府司法部要職，南京特別市市長，立法院副院長，台灣省主席，曾任駐英美等國大使、「外交部」部長。
[⑤]鈕先鍾（1913-2004），江西九江人，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曾任台灣新生報總編輯，國防計劃局編譯室主任等職，後執教於淡江大學、三軍大學。
[⑥]寧可（1928-2014），湖南瀏陽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生前任首都師範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經濟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學、史學理論的教學與科研。
[⑦]曾憲楷（1908-1985），湖南湘鄉人，畢業於湖南大學、燕京大學，生前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⑧]沙知（1926- ），江蘇泰州人，曾就讀於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並於中國人民大學就讀研究所，後留校任教，主要從事隋唐五代史、敦煌學研究。
[⑨]徐連達（1931- ），浙江臨海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治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和隋唐史。
[⑩]陸慶壬（1933- ），江蘇吳縣人，1953年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校工作，曾任校黨委副書記，1989年調任華東政法學院黨委書記。
[11]陳匡時（1933- ），浙江溫嶺人，195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後留校執教，主要從事近現代以來國際關係史研究。
[12]蘇德慈（1933- ），上海人，就讀於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曾任華東神學院院長、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兼總幹事。
[13]郭化若（1909-1995），福建福州人，曾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軍事理論家，著有《孫子譯註》、《郭化若軍事論文選集》等。
[14]據《中國科學院教育發展史》（科學出版社，2009年）中「中國科學院1956年度研究生招生專業和導師一覽表」記載，該年度地理所歷史地理研究所專業導師為譚其驤、侯仁之二人。另據該書「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前招收的研究生名單」記載，地理所1957年入學的研究生僅鈕仲勛一人，導師為「譚其驤（復旦大學）」。
[15]文煥然（1919-1986），湖南益陽人，生前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解放前考取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研究生，師從譚其驤。文煥然1950年8月至1962年在福建師範學院任教職，1962年調入地理所，任歷史地理組組長。
[16]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稱：「1948年秋季開學，譚其驤招收了他的第三位研究生吳應壽。吳是貴州銅仁人，因浙大內遷，才有機會就近考入大學，同年畢業於浙大史地系史學專業。浙大歷史系停辦後，譚其驤將他介紹給好友周一良，1949 年秋轉入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由周一良指導。吳應壽研究生畢業後進入新華地圖社任編輯，1953年初調入復旦大學歷史系，1957年調入新成立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並參加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
[17]胡菊興，復旦大學退休教授，曾參與《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製及《肇域志》、《太平寰宇記》整理等工作。
[18]史為樂（1937- ），江蘇豐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區沿革（1949-2002）》，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
[19]據《中國科學院教育發展史》（科學出版社，2009年）中「中國科學院1955年度研究生導師和各專業招生情況一覽表」記載，地理所該年設置大地測量地圖投影專業，導師為方俊，研究生為許厚澤。另據《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理學編·地學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方俊」傳載，1950年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設立大地測量組，方俊被調往南京任該組組長、研究員。1956年被批准為我國第一批研究生導師。1958年，中國科學院在武漢建立測量製圖研究所，1961年擴建為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方俊任所長。可見，方俊長期在南京、武漢工作。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鈕仲勛或應是中科院地理所在北京培養的第一個研究生。
[20]鄭景純（1935- ），女，福建福州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曾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編輯。
[21]王北辰（1921-1996），黑龍江齊齊哈爾人，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師從侯仁之先生。196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至逝世，主要從事中國北方乾旱區和半乾旱地區歷史地理、古代交通地理研究。
[22]胡厚宣（1911-1995），河北望都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生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主持編輯《甲骨文合集》。
[23]謝國楨（1901-1982），字剛主，河南安陽人，著名歷史學家，生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精於明清史、文獻學等領域。
[24]傅衣凌（1911-1988），福建福州人，著名歷史學家，尤以中國經濟史研究著稱於世，生前執教於廈門大學。
[25]顧廷龍（1904-1998），江蘇蘇州人，著名古籍版本目錄學家、圖書館事業家，曾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等職。
[26]瞿寧淑（1924- ），江蘇常州人，194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地理系。1956年後在中國科學院地理所工作，曾任中國地理學會秘書長。其堂兄為革命家瞿秋白，其丈夫為地理學家吳傳鈞院士。
[27]陳吉余（1921- ），江蘇灌雲人，1947年於浙江大學史地系研究生畢業，1952年院系調整後長期執教於華東師範大學，著名河口海岸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
[28]章巽（1914-1994），浙江金華人，建國前就讀於浙江大學、中央大學，曾赴美留學。生前任復旦大學教授，以中西交通史研究名世。
[29]石泉（1918-2005），安徽貴池人，本名劉適。畢業於燕京大學，生前任武漢大學教授。擅長歷史地理學研究，尤以荊楚歷史地理研究著稱於世。
[30] 1964年，該文以《歷史時期山西西的農牧開發》為題刊發於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輯《地理集刊》第7號《歷史地理學》。據此可知，該文初稿1961年6月28日完成於上海，第四稿1963年1月22日完成於北京。成文過程中，該文得到了胡厚宣、謝國楨、傅衣凌、陳述彭、羅開富、李慕貞等人的幫助，又受到侯仁之、史念海、章巽、吳傳鈞、張之英、孫承烈、鄧靜中、陳吉余、文煥然、黃盛璋等人的審閱。
[31]黃盛璋（1925- ），安徽合肥人，畢業於浙江大學，1956年後長期供職於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在語言文字、歷史地理領域內均有建樹。
[32]楊訥（1935- ），上海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精於元史研究，曾任國家圖書館副館長、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等。
[33]曹婉如（1922-1996），福建福州人，生前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精於中國地理學史和地圖學史研究。
[34]浦江清（1904-1957），江蘇松江（今屬上海市）人，生前執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世。
[35]地理學家吳傳鈞院士也有個類似的表述，他說「地理學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經濟地理學尤其如此，要求的業務基礎比較廣博。蘇聯莫斯科大學的斯傑潘諾夫教授曾把經濟地理工作者比作一匹四條腿的馬。一條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科學，一條腿是自然科學，一條腿是歷史科學，一條腿是生產技術知識和統計、地圖的技術方法。這匹馬必須四條腿都有力才能走得穩，跑得快。」（載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大躍進中的中國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48頁）。
[36]卞孝萱（1924-2009），江蘇揚州人，生前任南京大學教授，著名文史學家，擅長於唐代文學研究。卞孝萱曾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協助范文瀾修訂《中國通史簡編》，因此，鈕仲勛得以結識卞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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