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入為主」不如自我重構，國家形象該用「世界的語言」講述

文化研究

長期以來，在西方主流媒體的主導之下，世人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形象多有誤解，因此用世人所能讀懂的語言來建構中國的國家形象勢在必行。

原文：《國家形象的建構與重構》

作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 王寧

由於西方的媒體長期以來佔有世界傳媒的主導性地位，因而西方的媒體建構出的國家形象就有著很大的影響，比如西方媒體對中國以及中國人形象的描繪和建構，導致世人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形象多有誤解，就是如此。這一形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藉助於東方主義的虛幻性和意識形態偏見。因此我們首先要對這一意識形態進行批判。

「東方學」或「東方主義」的虛幻性及其批判

提到西方的「東方學」或「東方主義」（Orientalism），我們會想起後殖民理論家賽義德的建構和批判。我們說，賽義德所建構的東方主義除了本身帶有的鮮明的意識形態意義外，還有著另一層涵義，即對作為一個存在於西方高等院校多年的學科——東方學或東方研究領域進行批判。

眾所周知，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主要是為西方人寫的，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專為處於西方世界話語中心的美國人而寫的，因而這一「美國的」立場便意味著「對統治權力在一些邊緣地區的所做所為的批判正在被帝國中心用作東方主義話語之內的一種錯位或顛覆的策略」。由此可見，東方主義或東方學作為對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的一種顛覆和解構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和作用，它至少向我們啟示，隨著東方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日益強大，西方世界對其研究也應當逐步受到重視，具體體現在學術界就以西方高校對東方語言文化的研究日益發展和學科化為特徵。

西方的東方學研究早在18世紀就已經作為一個學科出現在當時的中心——歐洲，而建立東方學的目的旨在從西方人特有的視角來看待東方，運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來研究東方的問題。而更為狹窄一些的「漢學」（sinology, 或sinological studies）學科的建立則旨在從西方的視角來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問題，與我們中國學者所從事的國學研究有著本質的不同。由於西方人從西方的視角來看中國，因而難免存在著偏頗和曲解的成分，有時甚至帶有故意的歪曲成分，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現象。

但是不管出於何種目的，對東方世界（包括古老的中國）的興趣仍促使一批又一批歐洲學者漂洋過海，不遠萬里來到東方諸國，或從事經濟貿易，或進行文化教育活動，在東方的國土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足跡，為東西方之間的溝通和相互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同時，由於西方人習來已久的觀察事物的視角和迥異於東方人的思維方式，致使他們對東方的理解和描繪仍自覺不自覺地帶上了某些片面的看法或偏見。

正是由此出發，東方學從一開始就作為西方學術界的「他者」和點綴物的形象而出現。即使是賽義德本人也不例外，他一方面承認東方主義主宰了生產東方文化的人們，致使他們很難超越自己的視野，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認這一事實，即並非只有東方人自己才能討論東方文化，有些問題需要從他者的立場出發才能得到某些洞見，因此討論東方問題並非東方人的專利。我們不可否認，由於東方研究這門學科的客觀存在，致使東方語言的普及和東方文化的流傳一直在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發展著，東方研究專家的層出不窮更是使得這個領域的學科化和機構化逐步成型。它不但本身自成體系，而且還滲透到一些新興的邊緣學科——如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對這些學科領域內的超越西方中心模式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僅在歐洲漢學界，就出現了像普實克、馬悅然、高力克、米列娜、伊德馬、佛克馬、杜德橋、顧彬、魏安娜、羅多弼、李夏德這樣一批兼通東西方文化並且尤其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內有著深厚造詣的著名學者，他們對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和普及以及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同時，由於他們中的一些人有著紮實的西方文化理論功底和很強的理論闡釋能力，因而得出的一些理論洞見實為中國國內的研究者參考和借鑒。例如，美國華裔漢學家夏志清（C.T.Hsia）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海峽兩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影響就是一例。

但是像前面提及的這些西方漢學那樣對東方有著深厚感情的學者並不在多數，更多的東方文化研究者並非出自對東方文化的熱愛而畢生從事東方文化研究，而只是將其當作一個謀生的職業和工作，因而他們對東方文化的態度往往是矛盾的：既將其當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又不那麼投入，只是在東方文化的國度以外樹起一面大旗，自我標榜為「東方學研究者」（Orientalist）。這部分學者的研究特色是厚古薄今，致力於歷史問題的分析，很少觸及當代現實問題或提出自己的見解，或者有意地迴避或遠離現實問題，專心致志地在故紙堆里從事純學術研究。可以說，一大批老的漢學家就是如此。他們往往可以做到在某一點上鑽研得很深，並能提出一孔之見，但在其他方面卻一無所知。應該承認，這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依然客觀地幫助了東方文化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儘管其中難免存在誤解甚至曲解的成分。

但在西方的東方學研究領域內，還有一些學者或出於對東方的天然蔑視甚至意識形態上的仇視，或出於自己的個人生活、家庭或學術生涯中曾有過的某段不愉快的經歷而對東方國家抱有敵意，他們學習東方的語言和文化是為了搜集情報，從而迎合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向東方國家的政治滲透之需要。這些人實際上是披著學者外衣的新的文化殖民主義者，一旦某個東方國家遇到政治風波或其它類似的社會經濟問題，他們就會乘虛而入，脫掉學者的外衣，充當起新殖民主義的御用文人，向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進行煽動或挑唆，促使他們起而反對自己的國家。對待這樣一些人的所作所為，我們應該有所警惕，對他們「唱衰中國」或鼓吹「中國威脅論」應予以揭露和駁斥。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之演變

由於受到「東方主義」和舊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制約，西方人對中國和中國人一直有著某種先入為主的概念或印象，這些概念或印象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描述者那裡都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對這些種種不同的形象作些分析，自然是我們研究中國文化在西方的一個重要方面。根據我本人的考察和歸納，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或中國人的形象可以大致分為這樣幾大類。

第一，中國是一個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國家，雖然它有著古老的文明，但這種文明早就衰落了，近代中國的先進東西幾乎都是從歐洲引進的，等等。持這種觀點的西方人有時甚至不顧歷史事實，把明明屬於中國人的發明或發現據為己有。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子就是，明明是中國人早於歐洲人發明了印刷術，但在那些頑固的歐洲中心主義者那裡，印刷術卻被說成是一位名叫谷登堡（Gutenberg）的德國人發明的。這種不顧歷史事實、貪天功為己有的海盜行徑同樣也遭到了一切有良心的歐洲人的有力駁斥。

第二，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它曾在歷史上有過自己的鼎盛時期，它的存在於古代世界是任何其他國家所無法企及的。持這種看法的部分人可能對中國並不了解，但卻出於藝術家的想像，對中國進行了種種美好的甚至理想化的構想，結果在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往往要甚於現實中的中國。一個較近的例子就是由印度籍國際指揮大師祖賓·梅塔（Zubin Mehta）指揮、中國導演張藝謀執導的歌劇《圖蘭朵》。這部由著名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根據義大利劇作家高齊的原作改編的歌劇於1997年5-6月間在佛羅倫薩歌劇院演出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轟動效應，可以說簡直是那位從未到過中國的作者做夢也想不到的。

第三，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有著最悠久歷史和最光輝燦爛的遺產的文化，中國的哲學思想博大精深，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處於危機之時，將擔負起21世紀統一全人類文化的重任。持這種看法者大都是一些有著中國血統同時又在海外執教的「新儒家」學者。他們提出了一個「文化中國」的口號，這顯然對於在全世界弘揚中國文化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這個「文化中國」也是一個建構出來的概念，它本身是不確定的，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疆界和大致的認同。提出這一概念的人們的文化背景和理論視角也不是單一的中國或西方的，而是這二者的揉合，因而他們從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出發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的博大精深，在很大程度上要比國內一些學者的觀點持中和更為合乎實際。

第四，中國是一頭睡著的獅子，它一旦蘇醒，將使整個地球發抖，因此中國的崛起將對世界是一個極大的威脅。這一從拿破崙時代起就有的關於中國的神話至今仍留存在相當一部分西方人的無意識中，他們承認中國的強大並非出於善意，而是出於某種無知或誤解而擔心中國這個歷史上的「東亞病夫」一旦崛起變得強大起來，就有可能威脅世界的和平，因此他們在種種場合利用各種機會向不明真相的西方人散布所謂「中國威脅論」，試圖從另一方面為某些人的制約中國的政策提供論據。

第五，中國也如同其他東方國家一樣, 有著種種令人神往的東西, 這些東西始終縈繞著想探索它的奧秘的人們；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有著本質上的各種劣根性和醜陋的東西，中國人愚昧、懶惰，遠未達到文明的程度。這實際上是賽義德所描繪的「東方主義」的第三個含義的一種變體，由於這種形式的中國形象時常出現在西方作家的想像性作品中，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國的形象就有著不可調和的兩重性。

第六，中國人最勤勞、節儉，具有東方人的許多美德。這一形象可以說不僅在西方人的著述和藝術作品中得到不同形式的描繪，在更大的程度上，這一特徵是由在海外定居或留學的中國人自己塑造的。因而就連最帶有種族主義意識的西方人在竭力反對中國移民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移民在現代西方文明建設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不少主持公道的美國人甚至認為，以中國和印度為主體的亞洲移民對美國近幾十年的高科技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沒有他們的貢獻，美國的科技是不可能處於現在這種領先地位的。

用世界通用的語言向世人講好中國故事

應該承認，上述種種現象主要產生於一些西方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習慣看法，有些通過翻譯已經訴諸學術性或想像性文字，而有些則留存在人們的頭腦里，並且不時地在與中國人的交往中通過言談或舉止表現出來，往往真實的成分和虛構的成分混為一體，難以區分，對於我們的進一步研究僅僅具有參考價值，但卻不能作為我們據此進行理論分析的主要論據。因為上述所提到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及中國人的形象並非一成不變的，它實際上始終處於一個發展演變的狀態。

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成為少數幾個直接受益的大國，中國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身份也普遍受到質疑。為此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我認為，既然全球化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產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影響，那麼它在影響中國文化的同時，也給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北京奧運會中國體育健兒的突出表現便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的「東亞病夫」的形象，同時也給今後再舉辦奧運會的國家和城市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則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風貌。如果說北京奧運會僅僅是一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功的話，那麼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則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現在我們看到，不少西方發達國家的知識精英也申請到中國，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來工作或發展自己的事業。這顯然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的國家形象得到了大大的改變。

從上述的描述來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地發展演變。準確地把握這種歷史的演變對於我們制定自己的對策不無裨益。我們在建構或重構中國的國家形象時，不僅要重視傳統的以語言作為表達媒介的翻譯，更要關注作為國家形象建構之載體的文化翻譯和再現。這樣，我們才能用世界通用的語言向世人講好中國的故事。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97期第6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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