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周守於野」與元明之際的書法轉向
【書理畫論】
「盧、周守於野」與元明之際的書法轉向
□張眠溪
盧熊與周砥是元末明初頗具影響的書家，《書述》有「詹、解鳴於朝，盧、周守於野」的說法。本文根據前些年發表的《張雨自書詩冊》題跋的有關材料，對盧熊與周砥以及元明之際的書法轉向問題加以探究，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問題與材料
顧復《平生壯觀》卷五「周砥」條：
自書詩。五言古五首，七言古四首。牙色紙，真書帶行。題云：元度中舍持此紙須近詩，漫錄如上。元度年妙才俊，清詞麗翰，有足高於人者。尚有以取此，何哉？野人硬語，政自不滿一笑耳。至正二十年六月八日。
《書述》云：「詹、解鳴於朝，周、盧著於野，朝者還須讓野。」履道書當齊驅三宋而俯視解、盧矣。自書詩平平無奇，題《銅官山色圖》詩、題子昂畫馬詩皆小楷，學蘇。若題《伯雨詩稿》潦草極矣。盧、解落筆無不佳者，何哉？
顧復指出周砥自書詩「平平無奇」，而題《伯雨詩稿》「潦草極矣」，兩者之間存在矛盾。據此，顧復認為周砥書法水平高低不齊，與盧熊、解縉「落筆無不佳者」形成對比。更進一步，顧復認為周砥書法本來應該而實際未能「齊驅三宋而俯視解盧」，對他的書法地位提出質疑。很顯然，「詹、解鳴於朝，周、盧著於野，朝者還須讓野」是顧復立論的基礎。這一說法來自祝允明《書述》：
蒙古數子未足甲乙。吳興獨振國手，遍友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昌裔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詹解鳴於朝，盧周守於野，朝者乃當讓野。而希原干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耳。自余彬班甚眾，夫則不暇。
《書述》將元明書法放置到漢唐以來的書法史當中加以評述，「盧、周守於野」則是其中一個環節。此文可能並非完全出於祝允明的自撰，而是沿襲舊文，改訂而成。《書述》作「盧、周守於野」，《平生壯觀》所引《書述》作「周、盧著於野」，兩條材料的文字異同或是其證。因為關涉全文，這裡仍以《書述》文字為準。
上引顧復文中列舉周砥四件作品，其中《伯雨詩稿》地位重要，周砥書法「潦草」的結論即從此而來。顧復曾親見《伯雨詩稿》《平生壯觀》卷四「張雨」條：「自書詩稿五十五首，粉箋二冊。題跋一冊……後冊楊維楨張紳三跋。余詮、陳世昌、倪瓚二跋。顧安、袁華二跋。張無為、高啟、王行、張適、張羽、張昱、王彝、吳文泰、盧熊篆書、范益、周砥、張肯、姚廣孝、謝徽、顧元臣、繆貞、余大亨、蕭登隸書觀跋。後楊循吉、黃雲、項元汴跋。」《自書詩稿》即上文所云《伯雨詩稿》。在顧復著錄張雨自書詩稿的題跋中出現了周砥的名字，由於記載簡略，無從知曉具體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題跋者中也出現了盧熊的名字。《張雨自書詩冊》最早著錄於《鐵網珊瑚》書品卷第六「張外史書雜詩」條。這也是所有著錄中記載最詳細者，全錄張雨五十五首詩，題跋者收錄至張肯，未見周砥。汪砢玉《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一「張貞居雜詩冊」條載王彝題跋云：
歷代史臣不為釋老氏立傳，或老氏有可書者，則以置方技傳中。皇明詔修元史，始別有釋老傳之目，而老氏首丘處機，釋氏首八思馬，且各有數人焉。張雨生東南，以工書善詩為名道流，一時學士大夫若趙文敏、虞文靖、黃文獻諸公多與之游，乃不得入傳，或者疑之。然處機、八思馬之徒在其太祖、世祖時，大抵皆以功業顯，故釋老氏傳蓋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則夫雨之可傳，政不在此。余嘗執筆從史官後得預是議。今觀雨自書雜詩於溫陵陳寶生家，詞翰之妙如是，自當與趙、虞諸公詩集並傳也。洪武壬子秋八月稽岳王彝識。洪武辛酉三月廿六日重書於春草堂，周砥。
洪武壬子為1372年，洪武辛酉為1381年。這條材料表明，王彝在1372年為《張雨自書詩冊》題跋，時隔九年之後，周砥重書王彝題跋。至於重書原因，因為文獻有缺，已經無從考證了。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書卷十九「張外史雜詩卷」條、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卷八「張貞居雜詩冊」條均著錄周砥為重書者。由此可見，在明清人的著錄當中，周砥不是題跋者，而是王彝題跋的重書者。
盧熊和周砥的墨跡在清人著錄中多有記載，近代以來則甚少見到。幸運的是，《張雨自書詩冊》流傳至今。詩冊入清之後先由梁清標收藏，後歸內府。偽滿洲國政權建立，隨溥儀來到東北。日本投降後，一度不知下落，人多以為失傳。《張雨自書詩冊》原為三冊，其中詩冊兩冊，題跋一冊。顧復所記不誤。1945年以後，三冊分離。其中詩冊共64開，一部分24開為上海博物館所藏，另一部分流散民間，並於近年見諸拍賣會。題跋一冊38開，現藏吉林省博物院，保存完整。《張雨自書詩冊》及其題跋對元明之際的書法研究，尤其是對盧熊與周砥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近年有關《張雨自書詩冊》題跋的資料陸續發表，本文的寫作正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
二、周砥書法的風格
為方便敘述，我們首先討論周砥的書法。吳寬、王鏊《正德姑蘇志》卷五四：
周砥字履道，號匊溜生，吳人。博學工詩，豪放自好，嘗寓居無錫，轉徙宜興之荊溪，與馬治孝常窮山水之勝，著《荊南倡和集》。晚歸吳中，復與高楊諸人結社。兵興，去客會稽，竟死於兵。砥效東坡書甚工，亦工畫山水。
《正德姑蘇志》認為周砥「效東坡書甚工」，吳寬的書法取法蘇軾，並且時代距周砥不遠，這個說法是可信的。周砥作品至今仍有流傳，《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第二十七冊收錄周砥《送叔方詩帖》：
奉送叔方先生之笠澤，兼簡雲林居士一笑，吳人周砥再拜。獨客天涯歲已窮，相違一向恨匆匆。三杯更是尋常事，幾日重陪七十翁。竹月半灘停雨槳，江雲千里送孤鴻。憑君再四勤迂叟，五字詩成絕世工。頃歲將盡矣，不得奉陪一游，聊寫此為別。雲林丰度昔昔在夢，春初別圖口口耳。會間道此，砥。十二月十日。
《送叔方詩帖》是周砥目前傳世最可靠的作品，正是取法蘇軾的風格。上文提到，顧復指出周砥題《張雨自書詩冊》「潦草極矣」，顯然認為這件作品與其他周砥作品的風格不同，對此有必要加以說明。對照《張雨自書詩冊》題跋的墨跡，重書的王彝題跋確實比較潦草，不似《送叔方詩帖》的勻穩、整飭，看不到蘇軾的痕迹，倒是趙孟頫的影響更多。更重要的是，在比較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件題跋的重書者並非周砥。反覆核對墨跡，我們認為重書者應是周位而非周砥。元明之際確有周位其人，徐沁《明畫錄》卷二：「周位字元素，太倉州人。博學多能，工于山水。洪武初征入畫院，凡宮掖畫壁多出其手……後因同業相忌，以讒死。」重書者正是這個周位。
那麼周砥有沒有可能重書王彝題跋呢？來看周砥的卒年。《正德姑蘇志》說周砥「死於兵」，未有更多交待。馬治《追和周履道舊詩韻》小序云：「周從張氏，後沒軍中。」《悼周履道》云：「賦詩還愛軍中樂，破柵因提帳下兵。」可見周砥因出仕張士誠政權而死於兵亂。關於周砥卒年，黃暐《蓬窗類紀》卷三：
周砥字履道，與馬元素有《荊南唱和集》，頗有唐人家法。至正壬寅客會稽，卒於兵中。
顯示周砥死於元至正壬寅年，即1362年。這個說法需要驗證。高啟《荊南倡和集後序》：「庚子春余始識履道於吳門……越二年，履道客會稽，竟卒兵。」庚子年為元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越二年當為至正二十二年，即1362年。徐賁《荊南倡和集序》：「履道亦從軍去，遂沒於兵。嗚呼，今已十又五年矣。」按，徐賁此序作於洪武丁巳年，即1377年，以此逆推十五年，當為1362年。周砥與高啟、徐賁均為北郭詩社成員，且三人關係密切，徐賁《荊南倡和集序》：
及予東還，與高季迪以詩倡和於吳，履道亦避地來居，故予三人交結又最密。
這就表明，周砥的確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壬寅）死於兵亂，黃暐《蓬窗類紀》的說法是正確的。王彝題跋作於洪武五年，即1372年，重書於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因此，無論題跋初作還是重書之時，周砥均已不在人世。
周砥卒年已定，上文所引《送叔方詩帖》的書寫年代又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叔方即陳植。根據鄭元祐《慎獨陳君墓志銘》，陳植「至正壬寅辜月五日卒，享年七十」，至正壬寅為1362年，逆推七十年，則其生於至元三十年，即1293年。周砥《送叔方詩帖》有「三杯更是尋常事，幾日重陪七十翁」句，可見此帖亦當書於1362年。也就是說，周砥和陳植均卒於此年。如果推測不誤，那麼周砥「死於兵」的具體時間也可以進一步確定。《送叔方詩帖》署款為「十二月十日」，那麼周砥之死必在1362年12月10日以後至年底的20天之內。需要注意的是，陳植卒於「辜月」，即十一月，與《送叔方詩帖》的日期存在矛盾。這既有鄭元祐誤記的可能，也有後代翻刻失誤的可能。周砥詩後題跋雲「頃歲將盡矣」，則此件必書於年底無疑。細觀周砥署款，「十二」或有刪改，若為「十一」，則矛盾全消，具體情況如何，有待詳考。
由此可見，周砥既不是《張雨自書詩冊》的題跋者，也不是王彝題跋的重書者，不能以重書的王彝題跋來判斷周砥書法的風格，因此也就沒有周砥書法「潦草極矣」的問題。上文指出，「潦草」不僅是顧復討論周砥書法的起點，也是比較周砥與盧熊、解縉書法的依據。既然「潦草」的問題並不存在，那麼由盧熊和解縉「落筆無不佳者」而引起的對周砥書法水平的質疑也無從談起了。無論從傳世墨跡還是文獻記載來看，周砥書法「效東坡書甚工」是不存在問題的，陶宗儀「正、行、草書用筆分布勻穩」是對其書法風格的恰當評價。
三、盧熊與「篆籀之學」
再來看盧熊的書法，高志遜《大明故奉訓大夫知兗州事盧君墓志銘》：
君諱熊，字公武。五世祖始遷吳郡鳳凰鄉集祥里。曾祖諱鑒，祖諱有常，又徙居屬邑之崑山。考諱觀，妣王氏。君生而慧敏，讀書日誦數百言。甫成章即能綴文詞。凡經史群籍搜獵靡遺，而務學之心孳孳弗少替。嘗游前進士會稽楊先生維楨之門。雖授業無幾而得春秋傳注所未發者，一時宗儒魁士多獎譽而與進之，遂以文學詞翰知名。用薦授吳縣儒學教授。講授之暇，益精研說文，而字學之工中吳寡二，凡篆、隸、行、草靡不攻習。又以翰墨名家，浙江分中書省辟君為掾。
根據墓志銘可知，盧熊「篆、隸、行、草靡不攻習」「以翰墨名家」，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書卷二十三「盧公武敖游陽羨帖」條：
熊端肅奉書方厓長老禪席。自經涉患難，遂不相見。近知敖游陽羨山中，法候清勝。吳中董惟冥先生，仆之故交，與公路乃同年友也。攜古本禊帖訪舊就謁坐下，萬望以平昔好義之心凡百汲引而吹噓之，實至幸也。義溪老師雖未識面，尤冀引忱申意。善權通公向曾一會，想住山如舊，欲躡屩去看囤碑，未有緣在，如有墨本或抄本見教至妙。匆匆不盡鄙懷，尚祈葆練，不備。
這是盧熊寫給方厓長老的信札，信中既討論了友人「攜古本禊帖訪舊」之事，也談到了自己訪碑未果，希望以「墨本或抄本見教」的想法，可見盧熊「篆、隸、行、草靡不攻習」並非虛言，陶宗儀說盧熊「篆、隸、章、草，悉諳其趣」也是這個意思。
明清時期盧熊的楷書、行書仍有流傳，顧復《平生壯觀》卷五「盧熊」條：
錄復劉龍洲先生墓詩稿，五言長古。與玄度茂異，黃紙，楷書兼行。贈耕漁軒主人詩，白紙楷書，主人高士徐良輔也。方厓札，白紙，行書如錢，較兩詩更有天趣，前連封面，圖書一方。
顧復指出方厓札的書法「較兩詩更有天趣」，表明盧熊不僅善楷、行書，而且時出新意。方厓札或即上文所舉《陽羨帖》。可惜這些作品今日已不傳，無法見其風貌。比較而言，盧熊書法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篆書上。文徵明《甫田集》卷二一「題七姬權厝志後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條：
偽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萃於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勛，位重宰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促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為太常司丞，其文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國朝為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逼鐘王。熊字公武，崑山人，國朝為兗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迪輩俱號高邁不為所屈者，今不免亦為之俯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衰代替，武人所好涉於衣冠，觀此有深感焉。
文徵明認為盧熊「篆籀之精，獨步一時」，並將他與張羽、宋克並列，認為三人「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可見對盧熊評價甚高。《張雨自書詩冊》題跋中保存了盧熊題跋一件，使我們有機會了解其篆書的真實面貌。盧熊題跋：
右張貞居詩翰，清原陳氏得於袁子英甫。盧熊記。
從這件題跋來看，盧熊篆書與元季篆書的風氣頗多同調，《說文》小篆仍是書寫的根本。但是盧熊的篆書更多表現出金石文字對其結構和風格的影響，與周伯琦等人的篆書拉開了距離。顧復認為盧熊「落筆無不佳者」，而周砥書法則有「潦草」的問題。事實上，周砥書法並不存在「潦草」的問題，而盧熊書法「落筆無不佳者」當是事實。
盧熊對篆書的精通來源於他對古文字的研究。倪瓚詩題云：
盧公武甫當世衰道卷之際，獨能學行偉然，不但賢於流俗，而遂已不慍人之不知，嗜古金石刻辭，汲汲若饑渴，隱居婁江之鹿城，淡泊無營，若將終其身焉。
盧熊「嗜古金石刻辭，汲汲若饑渴」，結合上文與方厓長老討論訪碑之事，可見他對古文字研究的執著程度。根據高遜志《墓志銘》，盧熊「精研說文」，著有《說文字源章句》，從書名來看，應該是對說文小篆字形來源的解說。當時可供盧熊參考的材料，除了傳抄古文字以外，金石遺迹當中的古文字是最重要的來源。高遜志認為盧熊「字學之工吳中寡二」，學問藝術足以「儷美」黃伯思。
甚至盧熊之死也與「篆籀之學」有關。高遜志《墓志銘》：
君於法書者流，悉究其閫奧，然未始深文黷貨以傳致人罪，而設施整暇，吏莫能欺。先是有司簿錄刑人家屬分給朝官，以供洒掃烹飪之役。至是追究其事，君亦就逮，赴京而卒。洪武十三年二月廿八日也，春秋始五十。
高遜志所撰墓志銘因距盧熊之死不遠，記述尚有隱晦之處。葉盛《水東日記》卷四：「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為兗州知州，既視篆，即具奏，以印文「兗」字誤類「袞」字，上不怡，曰：「秀才無禮，便道我兗哩。」「幾被禍。」葉盛認為盧熊指出官印篆書的失誤而致朱元璋不悅，是其得罪的重要原因。《墓志銘》「君於法書者流，悉究其閫奧」云云，暗示的就是這件事。正如高遜志所記述的那樣，盧熊之死主要還是受了「簿錄刑人家屬」一事的牽連。但是依朱元璋的性格，將前後幾件事情加以聯繫而處罰臣僚，是他的一貫做法，葉盛之說並非向壁虛造。
四、元明之際的書法轉向
對「詹、解鳴於朝，盧、周守於野」問題的探究，仍要回到元末明初的具體環境。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無論盧熊、周砥還是詹希元、解縉都難稱大家，顧複評周砥的「平平無奇」可以說是他們的共同特徵。明代中葉以後，上述書家的影響力明顯下降。以周砥為例。姜紹書《無聲詩史》稱其為「元遺民」。《書述》《三希堂法帖》視其為明書家。我們知道，周砥並沒有入明，不僅不是元遺民，更不是明書家。因為年代漸遠，後世對周砥的誤會漸深，朱謀垔《續書史會要》甚至說周砥「洪武中以人才授興國州判官」，將他與明代另一個生卒年、里籍、事迹毫不相關且不善書法的周砥混為一談。王世貞在談到周砥的時候「不知里閥」，許元溥因此指責王世貞不識周砥為「咄咄怪事」。與以訛傳訛相比，王世貞的態度也許更接近事實。
既然盧熊、周砥、詹希元、解縉的書法在後世看來「平平無奇」，他們為什麼會成為《書述》評述書法史的一個環節呢？我們認為，這一情況的出現與元末明初的書法轉向有關。元代書法始終籠罩在趙孟頫的影響之下，直到元末才開始出現鬆動。顧復《平生壯觀》卷五「宋克」條：「元季書家一矯松雪遺法，嗜奇尚怪，幾忘規度焉。」顧復的時代還能見到大量的元季書法作品，「一矯松雪遺法」是對元末明初書法轉向的準確概括。元人對趙孟頫書風的擺脫是從張雨、楊維楨、李孝光、張紳等人開始的。在元末書法轉向的過程中，取法宋人成為一個明顯的特徵。張雨、楊維楨早年都曾力學趙孟頫，但是他們晚年書風的變革無疑受到了宋人的影響。與張、楊不同，李孝光、張紳書法很早就取法蘇軾、黃庭堅。顧復認為元季書家「嗜奇尚怪」，其中宋代書家的影響最大。至於元季古體書法也有所變化。受到金石學的影響，元末篆書比趙孟頫、吾衍等更重古意，周伯琦、吳睿等人的篆書都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周砥學蘇、盧熊工篆都承此風氣而來。
與張雨、楊維楨、李孝光、張紳相比，周砥、盧熊、詹希元乃至解縉是元末明初書法轉向過程中的後起之秀。他們在書法上不僅繼承上一代的規模，而且學有專精，因此備受重視，「詹、解鳴於朝，盧、周守於野」的說法即由此而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第二代書家的成就和影響力不如前代，對於這個問題也可以有不同的觀察和理解。第一代書家中的張雨、楊維楨的成就頗大，但是明清人的評價不高。以楊維楨為例，李東陽就說楊維楨「不以書名」，顧復也認為楊維楨「詩文為後世所重，並其書亦重之耳」。換句話說，第一代的創造性並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面對這樣一種局面，第二代書家必然有所調整和回歸。周砥、盧熊以及詹希元、解縉的書法都屬於這種情況，他們必須在狂怪與中和之間找到新路。盧、周、詹、解的書法受到重視也與此有很大關係。上文指出，《書述》當是祝允明沿襲舊文而來，「詹、解鳴於朝，盧、周守於野」或在元明之際已有成說。
更進一步，還可以從書法轉向的角度來理解盧、周與詹、解的「朝野」之分。從經歷上看，以詹希元、解縉為「朝」，以盧熊、周砥為「野」，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朝野之分的背後仍有文章。我們也許可以從地域和明政權建立的過程來理解這個問題。盧、周所代表的是張士誠政權統治下的南方書法。這個群體既包括了元遺民的書法，也包括了曾經與張士誠政權聯繫廣泛的北郭詩人的書法。詹、解所代表的是早期明政權統治下的北方書法。這個群體主要以參與明政權建立過程的書家為主，也包括了支持明政權的一些書家。由此可見，所謂朝野之分，實際上是新政權和舊政權、南方和北方書法勢力的區分。就政治力量的對比而言，北方顯然更佔上風，就書法水平而言，南方則略勝一籌。由於南方書家與張士誠政權多有瓜葛，因此政治地位不高，「朝者乃當讓野」的認識應該與此有關。顧復認為周砥書法當「齊驅三宋而俯視解、盧」，其依據也正在於此。
元末明初的書法轉向並沒有維持很長時間，第一代的張雨、楊維楨、李孝光等人基本在元末或者明政權建立不久即死去。如果這些人還算壽終正寢的話，第二代則沒有那麼幸運。盧熊和周砥都死於非命，與他們同代的書家命運也大多乖蹇。第二代書家的「平平無奇」實際上是一種外力的強加而並非創造力的枯竭。與第一代的大器晚成相比，留給第二代的時間實在是太短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元末書法的轉向在入明之後就已經停止了。盧熊、周砥以及同期其他書家的湮沒無聞，正是這段歷史的曲折反映。從永樂至正德年間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既沒有元明之際的百花齊放，也沒有吳門書法的一枝獨秀，台閣體成為書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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