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真商人與東北亞絲綢之路

欒凡

[內容提要]明朝沿用遼、金、元古道開設的東北驛路，不僅加強了明朝中央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統治與管轄，而且在東北亞貿易方面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往來於東北驛路之上的女真商人，由女真各部的首領構成，雖然有別於普通意義上的商人，但在溝通中原地區與東北地區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的貨物往來方面，他們的地位舉足輕重。由於女真商人的存在，中原地區的絲綢得以流轉到朝鮮、日本等東北亞的大部分地區，使這條驛路成為明代中國與東北亞地區之間名副其實的絲綢之路。

[關鍵詞]明代東北亞絲綢之路女真商人

明朝時期，東北驛路承擔著十分繁重的迎來送往與物資輸送任務，是促進東北地區各民族與其他地區各族人民間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和紐帶。明朝在東北建立驛站之初，主要是為了經略東北，掃清故元勢力，運輸軍隊、糧草等。在明朝確立對東北地區的統治以後，驛站的作用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更加擴大了。它不僅是聯繫女真與中原的橋樑和紐帶，而且為東北亞絲綢之路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明朝採取了賞大於貢的政策，使以女真為主的各少數民族首領的進京朝貢日益頻繁，規模也不斷擴大。在朝貢貿易的過程中，擁有貢使身份的女真商人往來於京城與女真地區之間，不僅得到豐厚的金銀、絲綢、糧食和其他用品的賞賜，還獲得了在中原地區進行貿易的機會。於是，大批的絲綢、絹、苧絲襲衣、金織襲衣等物品，源源不斷地進入東北境內，最遠到達黑龍江流域的庫頁島地區，那裡的人們又用這些賞賜的物品與北海道的日本人進行貿易，因此，此類中國絲綢被稱為蝦夷錦。運送這些絲織品的東北驛路，則成為一條名副其實的「東北亞絲綢之路」。

一、明代東北驛路——以朝貢貿易為主要特徵的絲綢之路

明代在東北地區設立的驛路驛站，多沿用遼、金、元以來的古道，遼東通往各衛所的驛路以開原為中心，有開原東陸路至朝鮮後門、納丹府東北陸路、開原西陸路、開原北陸路、海西西陸路、海西東水陸城站。明代東北驛站、驛路是明朝經略東北地區的重要交通要道，明廷派往松花江流域、黑龍江下游地區的官員是通過這些驛路到達目的地的，女真、蒙古各衛也是通過這些驛路進京朝貢的，他們所獲得的大量賞賜更是通過這些驛路運送回來的。

其中，第一條，開原東陸路至朝鮮後門的路線是建州左衛的貢道，也是女真商人與朝鮮政府、朝鮮百姓、朝鮮五鎮進行貿易的絲綢之路。第二條，納丹府東北陸路的路線是明初通往建州衛，其後通往毛憐衛的貢道。第三條，開原西陸路的路線是溝通福余衛等游牧部族的路線，是一條草原絲綢之路。第四條，開原北陸路的路線是從開原出發，向北經過龍安站等九個驛站，最後到達海西。這條驛路從海西賓州處分成兩路，一路西行，通向兀良哈，另一路北渡松花江與海西東水陸城站相連通往奴兒干都司。第五條，海西西陸路是由肇州出發，向西經洮兒河、台州等站，終點是兀良哈，是明朝初年兀良哈三衛的朝貢道。第六條，海西東水陸城站，其水路是從今吉林市阿什哈達出發，順江而下，直抵奴兒干。陸路各驛站基本都在今黑龍江省境內，全線共有45個驛站，海西東水陸城站是明朝經略東北的最長的也是最重要的交通幹線，是松花江、黑龍江下游等地的海西女真以及「野人」女真進京朝貢的貢道，也是中國絲綢等物品流入日本、俄羅斯的貿易通道。

明代東北地區的驛路與驛站表

永樂七年(1409)，奴兒幹頭目忽剌冬奴等65位頭領前來朝貢，請求明朝在他們那裡設立「元帥府」。明成祖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決定設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簡稱奴兒干都司，今黑龍江下游黑龍江與亨滾河匯合處右岸的特林地方)。永樂九年(1411)，明成祖任命亦失哈為欽差，率領一千餘名官軍，25艘大船，裝滿了從關內各地運來的布帛絲綢、糧食、器具等物資，從吉林船廠(今吉林省吉林市郊)起航，到達奴兒乾地區，開設奴兒干都司。永樂十年(1412)八月，奴兒乾地方的乞里迷、囊加爾等178名「野人」女真頭目一道來京，向朝廷進獻貢品。

永樂十年(1412)冬，亦失哈第二次以欽差大臣身份巡視奴兒干。在這次巡視中，亦失哈等人在明朝東北驛路中的海西東水陸城站的終點站——滿涇站(今俄羅斯境內阿姆貢河口北側莽阿臣屯)左側附近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宏偉瑰麗的寺廟——永寧寺，同時還建碑一座，上刻「敕修永寧寺記」碑文。

從永樂九年(1411)到宣德七年(1432)的二十多年間，亦失哈曾多次奉命巡撫奴兒乾地區。宣德七年(1432)，亦失哈最後一次巡撫奴兒干，繼承父職擔任奴兒干都指揮使的康福，同時赴任。亦失哈一行來到奴兒干城，看到永寧寺已被人破壞。得知是當地的吉烈迷人乾的，亦失哈並沒有追究，而是立即組織力量，重建寺院。宣德八年(1433)三月，為了記述永寧寺的重建，亦失哈再次刻石立碑，碑文題為《重建永寧寺記》。它與《永寧寺記》碑一樣，用漢文、蒙古文、藏文、女真文四種文字鑲刻。這兩塊石碑現在都藏於海參崴阿爾謝涅夫博物館，是這一地區自古隸屬我國的歷史見證。當亦失哈一行返回時，弗提衛女真指揮同知佛家奴等17人也隨同亦失哈來到京城，向明宣宗敬獻當地特產，受到了明朝的優禮和厚賞。

永樂十八年(1420)，明朝又在吉林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廠，擔負「造船運糧」和運送軍隊的任務。明朝積極發展東北地區的交通運輸，增設驛站，建立船廠，不僅加強了女真和遼東及中原地區的聯繫，而且促進了東北地區各民族與其他地區各族人民及朝鮮、俄羅斯、日本等國家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在這裡，我們之所以把明代東北地區的六條驛路全部展現給讀者，是因為各條驛路是相互關聯的，雖然這些驛路並不是全都通往朝鮮、日本北海道等國家和地區，但與朝鮮、日本北海道地區等的貿易貨品是通過其他驛路運載而來，都可以稱為這條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二、明代女真商人

明代女真商人也可以稱為貢使商人，興起於朝貢貿易與馬市貿易之中。明朝在女真地區實行羈縻政策，任命女真首領為各衛所官員，給他們頒發敕書。敕書，既是女真首領的任職證書，又是女真人進京朝貢和進入馬市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憑證。女真人進京朝貢，不僅能夠得到明朝政府的優厚賞賜，而且還可以在京城從事貿易活動。除貢品以外的貨物可以賣給明朝政府，也可以在京師的街市上自由販賣。因此，具有進京朝貢資格的女真各部首領同時具備了商人的身份，由於這部分商人主要是女真各部進京朝貢的使者，我們可以稱之為貢使商人。

女真商人利用進京朝貢的有利條件借貢興販，從事長途販運，甚至在京城設立根據地。不僅有自采自賣的情況，而且有專門的貨物集散地，先收購再販賣，為從事長途販運的女真人提供貨物(也可能自己販運)，從而導致中間商的出現。此外，還有馬市的貿易、與蒙古的貿易、女真區域內部的貿易、與其他部族之間的貿易、與朝鮮政府及百姓之間的貿易、與庫頁島等邊遠地區的貿易以及通過庫頁島等地區的部族與日本北海道的貿易，等等。

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是，女真商人主要由具有進京朝貢資格的女真各部首領和在本地區及周邊地區從事物品交換活動的人員構成。有的女真首領借朝貢之機，運來大批毛皮，由其妻子或部下長期駐守京城從事販賣活動，而其本人則往返運輸提供貨物。此外，從京城獲得的賞賜，或在京師貿易中獲得的物品，還可以在歸途或女真地區從事貿易活動。「三衛海建女真先後輻輳，計九百人。三衛悍而縱橫無忌，女真詐而狡橫白端。四夷行李多至千櫃，少亦數百，恣買違禁貨物，遷延旬月不回。宴賞程廩車馬之數，費以數萬。此三夷者，借貢興販，顯以規利」，「韃子、海西、野人女直，歸自京師，道過邊境，輒以所得彩幣或駑馬，市耕牛及銅鐵器皿」。由於耕牛、鐵器是明朝限制供給女真人的物品，而且禁止買賣，但女真地區對此卻十分需要，因此，女真商人與漢族商人或百姓之間的私相貿易也是經常發生的。

以各部首領為主構成的貢使商人是女真商人的主體，除此之外在女真社會內部還出現了以從事女真地區內部、女真地區與朝鮮邊境地區、女真地區與遼東地區之間貿易活動為主的個體商人。「大司諫趙元紀曰：臣受任咸鏡道，前後民弊，啟而祛之，但有一事未祛。狼尾土豹皮等物，國家以為方土所產，封而進上，此固非方土所產，必貿之於城底彼人，彼人亦知我之所好，貿於深處野人，須以大牛償之。牛乃國家所禁，而守令亦禁，然進上封限臨逼，則不得已，以牛償價」，明確指出朝鮮國民進貢的物品是通過鄰近的女真人轉貿於「深處野人」得到的。咸鏡道都觀察使康孝文，據鍾城節制使申興智呈，馳啟：「愁州住兀良哈中福柳於麟哈來告曰：伊應巨住兀良哈都哈，因興販往火剌溫地」，「今十月二十八日，愁州兀良哈柳尚冬哈、要時老等來告曰：『因販賣到古背地面，見尼麻車兀狄哈虧豆也多右』」。《燕山君日記》卷29，四年四月癸未條載「咸鏡道觀察使呂自新上疏曰：……今觀六鎮之困，甚於往者，非他……且野人等，利我國牛馬鐵物，常備貂鼠皮，以求買賣，而邊民不堪侵漁之苦，以農器釜鼎，交市於虜。又有京中興販之徒，馱載綿布、周行邊鎮，貿備鐵物牛隻，交結通事，日事和買。雖賢首令，亦不能禁。」

上述史料中屢屢提到的「販」，就是女真社會中的個體商人。他們「多儲匹段布物。一人所有貂鼠皮，可至三百餘張。雞初鳴始起，終日舂米，隔一江有他種兀狄哈，持皮物貿米而去。其人或留二三日，載二三馱而歸矣」，當馬市開放之日，個體商人還可以到馬市中進行貿易。「初八日一起，買賣夷人磨磨等四十四名，從廣順關進入，到市與買賣人李見等易換牛隻等物，共抽銀一兩八錢二分一厘」，「初九日一起，買賣夷人扯勞等三百四十五名，從新安關進入，到市與買賣人王錦等易換睡皮七張，抽銀七名」，「十六日一起，買賣夷人八哈木等七十二名，從鎮北關進入，到市與買賣人何金等易換牛隻等物，共抽銀五兩二錢三分八厘」。這裡的「買賣夷人」也屬個體商人，他們溝通了女真各部之間的有無，滿足邊遠地區女真各部以漁獵產品交換糧食及生活用品的需要，同時，也促進了女真地區與區外的商品流通。

由此可知，在明代女真社會中存在著兩種具有商人身份的群體，一種是從事朝貢貿易及馬市貿易的、由女真各部族的首領組成的貢使商人；另一種是活動在女真地區、朝鮮邊境地區以及遼東地區並可以進入馬市貿易的個體商人。由於明朝政府的特殊優惠政策，以部族首領為主的貢使商人手中又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加上明代女真社會的貿易活動主要是對外貿易，個體商人的貿易活動受到這樣那樣的限制，導致了明代女真社會的個體商人隊伍不如在朝貢貿易中發展起來的貢使商人隊伍壯大，個體商人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也遠較貢使商人為低。

三、明代女真商人與東北亞絲綢之路

明代女真商人通過朝貢貿易將漁獵產品與江南絲織業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促進江南絲織品北上，擴大了與朝鮮、日本北海道等國際市場的貿易，形成了地域廣闊的貿易關係網。在貿易關係網中，江南生產的絲織品通過明政府、官商、私賈之手轉到女真商人手中，又通過女真商人的轉手貿易投放到朝鮮市場，甚至遠銷日本北海道地區，這條貿易通道可稱之為東北亞絲綢之路。

女真商人以貂皮、馬、人蔘等土特產向明朝進貢，同時在京城貿易，可以從兩方面獲得收益，一是明政府賞賜的江南絲織品，如絹、緞、絲，或以絲織品製作的衣物，如素絲衣、冠帶、蟒衣等，這些物品深受各部首領的青睞。二是京城貿易中，女真人除絲織品之外還可以獲得鐵器、生活用品等。遼東馬市是女真族與明朝方面進行貿易的另一個重要場所。在這裡，女真人出售的物品主要是山貨、皮貨，明朝官商或漢族私賈攜帶蘇、杭等地出產的絹、絲、帛等貴重絲織品及大量的鐵器、耕牛、布匹、衣物、糧食、器皿等生產、生活資料，投放遼東馬市。然後把女真地區生產的皮貨、山貨等土特產品帶往其他地區銷售，不僅為江南地區的絲綢製品在北方找到銷路，而且也把女真地區的漁獵產品推向全國市場。明政府賞賜的絲綢製品都來自江南地區，當明朝斷絕與女真地區的貿易之後，不僅影響了漢族富商大賈的生計，而且影響了江南絲織業的生產。有歌為證：「遼陽一失，商賈蕭條，江南機杼之家，束手而坐。」這是一位經營布帛近四十年的商賈，在努爾哈赤攻佔遼瀋後所作《遼東倡勇歌》，反映了遼東貿易斷絕，江南絲織業皆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三朝遼事實錄》卷8載：「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緞匹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舊照例。」《三朝遼事實錄》卷7載：「廣寧失則市罷賞絕。市罷則土物皆歸於廢置，賞絕則老死不見金繒。」

由此可見，明代女真商人將本民族的漁獵經濟與江南絲織手工業建立起密切的聯繫，促進了雙方經濟的發展。明政府從江南地區獲得絲綢製品，通過賞賜，把絲綢製品轉到女真人手中，帶到女真地區，同時也把絲綢製品賞給手下的官員。從女真那裡獲得的馬、貂皮以及人蔘等皮貨、山貨，明政府把馬匹發放給軍隊，把貂皮、東珠等賞賜或分發給大臣及官員，供他們穿戴之用。

「野人」女真居於黑龍江及後來的東海女真地區，是優質貂皮——黑貂的主要產地，由於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無法與明政府保持正常的朝貢關係，他們的漁獵產品(主要是貂皮)有許多是通過建州或海西女真商人投入市場的。他們用貂皮等皮貨與建州、海西女真換取糧食、匹緞、布物等。「其作室之形，一梁通四五間，如僧舍，以大銅釜排置左右，一釜炊飯而食，一釜用秕糠作粥以養馬……多儲匹段、布物，一人所有貂鼠皮可至三百餘張。雞初鳴始起，終日舂米。隔一江，有他種兀狄哈持皮物貿米而去。其人或留二三日，載二三馱而歸矣」。其中的匹段、布物是通過貿易而來，是直接與明朝或朝鮮貿易，還是通過建州、海西女真進行的轉手貿易，我們不能做確切的回答，但「他種兀狄哈持皮物貿米而去」，則是一種轉手貿易。從「一人所有貂鼠皮可至三百餘張」來看，其貂皮產量不低。

此外，與蒙古的貿易是明代後期女真商人重要的貿易活動。當明朝斷絕與女真族(後金)的貿易，並脅迫朝鮮也不能同後金貿易(當然這種脅迫並沒有完全禁止朝鮮與後金的貿易，但確實使這種貿易受到一定的限制)之時，後金統治者一方面通過武力恢復與朝鮮的貿易，另一方面多方開闢貿易通道，其中主要是與蒙古的貿易。「是日往喀喇沁部貿易之人還，奏言：我貿易人為明兵堵截，三人被殺，所攜財物，俱被掠去等語」，「喀爾喀貝勒卓里克圖屬下蒙古十人攜帶牲畜前來貿易」，雙方互派商人往來貿易，可見其正常的貿易已經開展起來，但這種貿易同樣受到明朝的限制，「所攜財物」被掠，就是明朝派兵所為。即使這樣，也不能阻擋女真與蒙古之間的貿易。

明代女真商人對外貿易主要是與朝鮮的貿易，包括與朝鮮政府及朝鮮百姓的貿易。與朝鮮政府的貿易是通過向朝鮮政府進獻土物，從朝鮮政府那裡獲得賞賜實現的。與朝鮮百姓的貿易是用貂皮等土產品和從明政府、漢商那裡獲得的絲織品等易換耕牛、農器、箭鏃等。

根據《朝鮮李朝實錄》的記載統計，朝鮮政府回賜女真人的物品大致有：各色綿布、白薴布、冠弓矢、油席、衣服、帶囊、刀、鞍具馬、各類緞子、酒、肉、米、醬、靴鞋、笠、纓具、青紅紬、各種紙類、木棉等，其中，尤以綿布居多。明代女真商人輸出的物產有馬、貂皮、人蔘等，從朝鮮換取的有：鐵器、兵器、耕牛、農具、鹽、醬、布物等。

女真商人把從明朝方面獲得的江南絲織品，拿到朝鮮去換取牛畜等生產資料，擴大了江南絲織品在朝鮮的銷售市場，「女真人這時朝貢的目的並非專為取得本身需要的消費品，也是想充當中間商人躉入商品」。表明女真商人從明朝中原地區、朝鮮等地輸入的手工業品，已經不僅是單純的生活資料，而是充當了轉手貿易的商品。女真商人在這樣的轉手貿易中，獲得了更大的利益。

關於明代絲綢遠銷日本北海道地區，楊暘先生《明清東北亞水路絲綢之路與蝦夷錦研究》一書做了詳盡的研究。明朝內地「絲綢諸物」賞賜衛所頭人，經由東北亞古道至黑龍江下游地區，衛所的頭領再用這些賞賜進行交易，「當時庫頁島土著費雅克先民、日本北海道土著稱黑龍江下游土著即現仍居其地的鄂倫春族、赫哲族先民為香旦，即鄰人的意思。後來這種交易發展擴大到與日本北海道今阿依奴人先民蝦夷人。蝦夷人則訛香旦為山旦，在日本文獻中又寫作山靼、三靼等，因此稱之為山丹交易，也稱山靼交易、三靼交易，是貢賞交易的延伸」。蝦夷人得到中國內地的絲綢諸物，返回日本北海道，「這就形成了較早時期日本北海道和中國大陸間的貿易」，「蝦夷人得到中國內地的絲綢袍服以後，冠以他們的族名，稱之為蝦夷錦，而且一直認為這種絲綢官服是中國古代龍袍。交易中也往往包括朝貢賞賜的綢緞、鞋、襪等，山旦人則換得蝦夷人的水獺、貂、狐等毛皮，以及日本內地斧、刀、鍋、針、酒、米、煙草和漆器之類的生活用品」，「山旦交易，形成一種獨特的蝦夷錦文化現象。因為在山旦交易中，中國的絲綢袍服是主要交易物品。可見蝦夷錦文化，也是漢文化傳播的結晶。漢文化是東北亞區域的主體文化」。?

綜上所述，明代東北驛路在溝通東北亞地區的貿易經濟往來中起了重要的橋樑和紐帶作用，而女真商人則是橋樑和紐帶作用的具體執行者。明代女真族的漁獵經濟通過貿易與江南絲織業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促進江南絲織品北上，擴大了與朝鮮、日本等國際市場的貿易。江南生產的絲織品通過明政府、官商、私賈之手轉到女真商人手中，又通過女真商人的轉手貿易，投放到朝鮮市場，甚至遠銷日本北海道地區，這條貿易通道是一條名副其實的東北亞絲綢之路。

[注釋]

楊暘主編：《明清東北亞水路絲綢之路與蝦夷錦研究》，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第23頁,120-124頁。

(明)畢恭：《遼東志》卷9，《外志》，《遼海叢書》第1冊，瀋陽：遼瀋書社，1985年，第471頁；李健才：《明代東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4頁；薛虹、李澍田：《中國東北通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34頁。《遼東志》卷9《外志》將賈道站、歸仁縣順序顛倒，海西賓州站與龍安站顛倒。

參見(明)畢恭：《遼東志》卷9，《外志》，《遼海叢書》第1冊，瀋陽：遼瀋書社，1985年，第470-471頁；李健才：《明代東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135頁；楊暘主編：《明清東北亞水路絲綢之路與蝦夷錦研究》，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

《明太宗實錄》卷62，永樂七年三月癸巳。

《明太宗實錄》卷84，永樂十年八月丙寅。

參見欒凡：《明代女真社會的商人群體》，《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4期；《15—17世紀東北社會的女真商人》，《明清論叢》第三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298-317頁。

《明神宗實錄》卷557，萬曆四十五年五月壬寅。

《明英宗實錄》卷54，正統四年四月已丑。

《朝鮮李朝中宗實錄》卷16，七年八月庚戌。

《朝鮮李朝世祖實錄》卷28，八年四月丁丑。

《朝鮮李朝世祖實錄》卷34，十年十一月庚申。

《朝鮮李朝成宗實錄》卷255，二十二年七月丁亥。

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明代遼東檔案彙編》下冊，「馬市」，瀋陽：遼瀋書社，1985年，第716-717頁。

欒凡：《明代女真的貿易關係網及其社會效應》，《北方文物》2000年1期。

《九十九籌》卷一，轉引自滕紹箴著《滿族發展史初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2頁。

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30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88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74頁。

[日]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日本：同朋舍株式會社，1965年，第227頁。

?楊暘：《明代東北亞絲綢之路與「蝦夷錦」文化現象》，《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1期，第123-124頁。

滿族文化網出品，轉載請註明。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