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書畫名跡的著錄
蓋滿收藏印的趙孟頫《雙松平遠圖》
雖說中國隋代就有了雕版印刷，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中國年畫和流傳甚廣的《芥子園畫譜》都是對繪畫作品通過摹寫上板，然後印刷，不是現代意義的書畫作品原樣複製出版。
中國古代書畫名跡歷來強調流傳有序，指下列兩種情況之一：要麼有清晰可考的傳承脈絡，要麼是文本著錄。初唐裴孝源的《貞觀公私畫史》，歷來被看作書畫著錄之祖，該書記載了當時秘府及私人收藏以及寺廟壁畫，有晉魏以來名畫 293卷，壁畫47幅。晚唐時期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既是一部繪畫通史，又兼書畫著錄。
宋以後，隨著書畫名跡數量的積累，自開國初期，朝廷即重視對古書畫的尋訪。至徽宗，內府收藏日趨豐富，於是將所藏曆代畫家的作品目錄編撰成《宣和畫譜》，後又將書法名跡編成《宣和書譜》。《石渠寶笈》是繼《宣和畫譜》、《宣和書譜》之後，清代乾隆、嘉慶兩代帝王主持編纂的大型書畫名跡著錄文獻。初編成書於乾隆十年，四十四卷；二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又四十冊；三編成書於嘉慶二十一年，共二十八函。作為我國書畫著錄史上集大成者，書中彙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時期的所有作品。這些作品絕大多數分藏在台北「故宮」、北京故宮、遼寧省博物館，而流落坊間的也數量可觀，近年在國內外拍賣市場出現，無不價值連城。
晚清民國私人收藏家崛起，《過雲樓書畫記》、《岳雪樓書畫錄》和《虛齋名畫錄》都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書畫名跡著錄，其中過雲樓藏畫約1／5，虛齋藏畫約1／4，分別成為上海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最壓軸的藏品。以上書畫名跡著錄，只是以文字形式對每件作品的內容、基材、尺寸、印鑒、款識，收藏流傳的印鑒、題跋，裝裱形制、瑕疵等倍加詳細記載，但不是畫冊。
德國A·遜納菲爾德於1798年發明的石印技術是圖文印製新的階段。它的原理是：將圖文稿平鋪在石版上，塗以脂肪性的葯墨，使原稿在石版上顯影，然後塗上含酸性的膠液，使圖文以外的石質略為酸化，因酸化的石材受水拒墨而無色，未酸化的部分拒水著墨而顯色，這樣圖文就可以按原樣印在白紙上。這種印刷技術於19世紀中下葉由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印刷教會宣傳品傳入中國，然後在上海開始盛行。但它仍然是通過摹寫紙樣然後上石板印製，此時出現冠以畫家名字的畫譜，並不是原作複製的畫冊。它與木刻水印一樣無法表現繪畫原作的複雜機理，特別是山水畫的皴法，只能通過格式化的刪簡達到形似，這種畫冊對後來學畫者造成了比較惡劣的影響。
珂羅版印刷，才是藝術品複製出版的真正開始。它賴於1839年，法國人達蓋爾製成了第一台實用照相機為前提。1852年英國科學家塔爾博特發現經過鉻酸鹽處理的明膠膜層曝光後表面會發生硬化的現象，1867年至1871年間德國慕尼黑攝影師阿爾貝特根據這一原理，在玻璃版基上以類同石印的方法用於實際印刷。至關重要的進步是書畫作品製版印刷的依據是來自照相底片。可喜的是這種印刷技術很快於1876年從日本傳入中國，現在拍賣市場上看到的上海有正書局出版的各種珂羅版畫冊，就是中國書畫名跡真正的原樣著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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