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謝衛：監管政策需要科學預判，謹慎使用窗口指導

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已經有近30餘年的歷程，但A股指數似乎無法完全反映資本市場的發展質量。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副總裁謝衛在其2018年提交的「兩會」提案中建議，資本市場的終極監管目標只有兩個，一是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二是讓資本市場發展成果惠及百姓。

此外，對於「一行三會」在2017年密集出台超過300份監管文件這一強監管氛圍，謝衛建議，金融監管政策需要科學預判，謹慎使用窗口指導。

這已經是交銀施羅德基金副總裁謝衛參加全國兩會的第11個年頭，作為中國基金行業唯一的全國政協委員，2018年他提交了兩份提案 ——《關於新時代建設資本市場強國的建議》、《關於加強金融精細化監管的建議》。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和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分別於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開幕。

關於新時代建設資本市場強國，謝衛提出3點建議：

1，金融監管部門應強化目標意識和責任意識。

謝衛認為，監管部門首先需要明確監管目標，資本市場的終極監管目標只有兩個，一是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二是讓資本市場發展成果惠及百姓。監管部門應不忘初心，把上述目標作為工作的核心內容，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接受社會公眾和輿論的監督。

第二，保持監管政策的定力，持續優化市場環境，避免政策的相互攀比和大起大落，緊緊圍繞市場發展的主線展開監管。

第三，處理好監管和創新之間的平衡。對長期影響資本市場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比如，新股發行制度，投資者利益保護，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中介機構的發展與誠信建設等，要以敢於擔當、敢於負責的態度，積極推動。

2，實行嚴格的退市制度。

一是應建立健全市場化、法制化、常態化的退市機制，通過修訂《證券法》、《公司法》、《刑法》等法律，進一步加大對上市公司的違法行為整治力度。

二是在退市過程中加大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保護，推出與退市制度相配套的退市責任追究和賠償機制，特別是建立集體訴訟制度，鼓勵投資者維權索賠。

三是加快完善退市制度的指標體系，更多引入流動性等指標。

四是嚴格落實企業退市責任，增加退市後重新上市的難度。

3，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

一是優化差別化發行上市條件，實施創業板、新三板市場的分層制度（包括：差別發行上市門檻、差別交易機制、差別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再融資制度等）。在分層制度建立之後，還要建立內部轉層機制。

二是要明確創業板市場、新三板市場、區域股權交易市場和股權眾籌的各自定位，建立轉移、轉板機制，促進中小企業股權融資市場層次化、系統化。

關於加強金融精細化監管，謝衛建議金融監管政策需要科學預判、謹慎使用窗口指導。

2017年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金融管理部門要努力培育恪盡職守，敢於監管，精於監管，嚴格問責的監管精神。」

過去一年來，各金融監管部門不斷加大監管力度，積極彌補監管短板。據不完全統計，「一行三會」在2017年密集出台了超過300份的監管文件。

在當前強監管的氛圍下，謝衛提出5項建議：

1，監管政策需要科學預判。監管政策需要不斷研判經濟金融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趨勢，並做出及時的應對。

謝衛認為，前瞻性是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的生命所在，監管者更需要對新的金融行為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保持高度的警覺性，對苗頭性，趨勢性的金融新現象及早作出科學研判，早早築牢監管大壩。

2，監管政策需要保持定力。任何一個監管政策的出台既要著眼當下，也要兼顧長遠，給被監管者一個明確的預期。

謝衛建議，金融管理部門不能因為經濟形勢的變化和行業的訴求而競相降低監管標準來支持所轄機構獲得相對的競爭優勢。

前些年，監管部門間的「監管競次」行為時有發生，金融機構間的不當激勵；漠視風險，追求規模的激烈競爭也愈演愈烈，混業經營下的各類套利，加槓桿行為大量產生，成為此次金融風險積聚的重要推手。

歷史經驗表明，金融監管政策應具有內生的反周期性，重要的監管政策必須從更長的視角來審視，在科學研判的基礎上保持政策定力是科學化精細化監管的基本前提。

3，謹慎使用窗口指導。窗口指導是指監管部門不需要通過頒布法規和規章等文件，通過約談或電話的方式對被監管者進行監管。

從中國的監管實踐看，窗口指導更多地運用在監管企業具體的經營行為，因而運用得比較廣泛，謝衛認為，對於一些苗頭性問題，窗口指導往往比較有效，但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是政策有效期難以明確。一些指導意見事隔多年因沒有後續政策還在發揮作用，但往往已經時過境遷不合時宜了。

二是標準難以統一。不同監管部門，甚至同一部門的不同監管人員對窗口指導意見給出自己的解讀，導致監管尺度各不相同。

三是嚴肅性不夠。頻繁使用窗口指導更容易引發監管部門重視短期的監管調節，忽視中長期的監管布局，從而使監管政策始終處於打「補丁」的狀態。

4，提升監管的技術手段。當下金融業務相互交織，錯綜複雜，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技術已經深度嵌入金融領域，金融市場的繁複程度遠非以往。

這對傳統的以現場和非現場為主要監管手段的金融管理部門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謝衛指出，監管技術落後會使我們在面臨風險時難以精準施策，2015年的股災已經給了我們慘痛的教訓。

因此，加強對金融數據的分析和共享，提升科技監管的水平，從數據中出監管政策應該成為下一步監管的方向。

5，監管人才需要優化。精細化監管需要高質量的監管隊伍。

謝衛稱，目前我們的監管隊伍絕大多數是從學校畢業進入監管部門後逐步成長起來的，基本上沒有在一線金融機構供職的經歷，雖然也有輪崗的制度安排，但基本也在本系統內輪轉。

這樣的先天弊端使得監管部門很難摸准企業發展和風險管理的痛點，帶出不少監管的盲區。而長期以來，受制於體制和薪酬因素，金融機構的專業人員很少能夠充實到監管部門，我們應該從金融發展和風險防範的高度出發，對部分金融監管的崗位進行必要的體制創新，優化和充實現有的監管隊伍，使金融監管政策更具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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