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為什麼不到百年就崩潰
本文所指的元朝均不包括北元。傳統觀點認為是民族壓迫導致了元朝的滅亡。其實不然，導致元朝滅亡的本質原因是階級壓迫。
民族壓迫的觀點來源於四等人制度，所謂四等人制度按擁有的特權排序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但實際上，元代對所有的上層人士都是籠絡的，即使對漢人和南人，元朝統治者也是優待的。而底層，即使是底層蒙古人，也是被剝削的對象，生活非常慘淡。
比如，元代出於鞏固北方統治的需要，封勢力大的漢地主頭目為世侯，可以世襲，既管錢又掌兵，專制一方，和小朝廷沒區別了，夠優待吧？擊滅南宋主要大將之一的張弘范是漢人。
一直到漢人刺殺權臣阿合馬以及李璮叛變，讓忽必烈對漢人懷疑，世侯制才逐漸消亡。
而且，南人的地主們過得也是很不錯的，優渥到一堆江南地主和士人在元滅後是懷念元朝統治的，隱居山林甚至甚至寧可自殺，都不願意加入到由漢人統治的大明朝。史料記載，統一全國後，元統治者多次下詔減免賦稅，有一次就免了江南稅糧的三之二。當時的南人瞬間就忘記南宋了（其實兩宋對士大夫們也夠好了），都覺得相比於大宋公田之累，元的減稅讓他們以釋重負。
而底層蒙古人過得並不好，基本被蒙古貴族當奴隸使的，尤其是考慮到畜牧業高度不穩定，對自然災害抵禦能力差，大量底層蒙古人被迫遷徙到江南地主那當奴隸，這種現象也不是個例。更貧苦的蒙古人甚至只能被迫販賣到海外為奴，早在忽必烈至元年間，就有蒙古人被販賣到阿拉伯和印度。
在元代，蒙古貴族>色目貴族>漢人世侯>南人地主這個排序大體沒問題，而擔任一定職務的漢人、南人，其地位又一定比蒙古、色目底層平民高。因此，決定社會地位的關鍵是階級位置，而不是民族，關鍵詞是貴族>平民，而不是蒙>漢。
大家都知道，成吉思汗非常厲害，佔領了非常遼闊的土地。在成吉思汗眼裡，他把佔領的這些土地都算成自己家產。這些被佔領的土地都分封給親貴們去管理，而每個分封的領土內，親貴們都有獨立財權、事權還有兵權。
在大家一起做蛋糕的時候，這樣做是有好處的，可以鼓勵親貴和功勛們更勇猛地殺敵。畢竟，佔領的土地多寡是決定領主的剝削收入和實力強弱的最重要因素。蒙古汗國剛成立的時候，各親貴們還不敢謀私，主要是蛋糕還沒有做大，選汗王當然要選最有聲望、能力、戰功的人帶著大家做蛋糕。
但到了忽必烈即位，元王朝接近統一，蒙古騎兵已經是打遍天下無敵手了，此時不是做蛋糕而是分蛋糕的時候了。每個親貴們多少都有自己當汗王想法，就算自己選不上去，也得選個代表大夥利益的人來當汗王吧。
可偏偏這個時候，忽必烈選擇漢化，開始將統治重心逐步由漠北移到中原漢地，效仿過去漢人用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統治模式。除此之外，忽必烈也開始保護農業發展，下令禁止蒙古軍隊和牧民破壞農桑，興修水利，重視和提倡屯田。
問題是你搞官僚體制制衡親貴，又搞農桑不發展畜牧業，讓王公貴族們還怎麼混啊？所以，忽必烈漢化的舉措必然導致親貴們集體反抗，先後爆發了與阿里不跟帝位爭奪戰還有海都之亂等。
做蛋糕的時候，為了爭奪土地和屬民，集中力量打別人；分蛋糕的時候，是為了爭奪土地和屬民，內部經常打來打去。
在元朝，每個汗王的推選，是靠前大汗指定+親貴們集體決議。按祖制，元王朝是屬於親貴們共有的，皇帝是親貴們選出來的利益代言人。儘管忽必烈比較強悍，但在更替祖制上，也無能為力的，否則不可能坐穩位置。
忽必烈推了漢化，加上他不可能完全更替祖制，這樣的結果是出現了親貴集團和官僚集團兩個利益階層。前者的利益訴求是祖制，後者的訴求是漢化。朝廷在集權官僚化的過程中即使對親貴們進行一點極其微小的約束，也會招致親貴們的不滿。一直到元朝滅亡，親貴們和中央官僚集團的矛盾一直無法調和。
親貴和漢官僚們的矛盾無法調和會有什麼問題？問題太多了！
1、任何有利於民但不利於親貴們的改革政令都無法推行
由於忽必烈滅南宋、征日本、討南安，軍費支出壓力靠印票子解決，通貨膨脹非常厲害。忽必烈認命盧世榮來負責國家理財，針對時弊盧世榮推出了一攬子給政府理財的方案，包括財政多少適度發紙幣、重商抑牧、酒鐵鹽由國家專營、由國家壟斷海外貿易，這是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讓財政支出不用印票子解決，從根本上抑制通貨膨脹的好方法。但國家專營酒鐵鹽和壟斷海外貿易讓親貴們斷了以走私悶聲發大財的途徑，這不僅觸犯蒙古貴族的利益，連漢人官僚地主也跟著一起得罪了。結果盧世榮是身死獄中，彈劾他的御史是漢人。
忽必烈之後的成宗、武宗、仁宗、英宗都有些漢化的想法，但成宗武宗由於得位依賴於親貴們支持，所以只做了些修修補補工作，限制了一些權貴們的利益，但均不觸及根本。到了英宗，他太著急改革，太想快點建立自己的權威，一上來就大規模啟用漢官僚、裁撤冗官、增加江南田賦、均貧富。他讓有百畝田的地主分三畝充公用來補貼給底層做差役的人（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之助）。這些政策舉措利國利民，史稱「至治新政」。但利國利民的措施是以切權貴的蛋糕為代價的，無一不觸及到權貴們的根本利益。結果大家應該已經猜到了，元英宗被權貴刺殺，史稱「南坡之變」，在位四年，享年僅二十歲。
到了元惠宗，這時已經爆發農民大起義了，大元王朝已經奄奄一息，到了不改革鐵定滅亡的絕境。元惠宗為了挽救元王朝的統治危機，趕走了罪大惡極的權臣伯顏，任用宰相脫脫，開啟了「至正新政」。還是熟悉的配方，改革措施包括減少冗官、裁減僧尼、開科舉、開經筵、開馬禁，減鹽額、恢復儒家禮制、派巡視組糾察地方官員不法行為等。可惜的是國難當頭，權貴們也不忘切身利益，所有改革措施仍遭遇激烈抵抗，親貴和地方各行其是，中央無法統一指揮。最後，脫脫被貶，元惠宗心灰意冷，開始貪圖享樂，最終大元朝被農民起義軍推翻，逃往上都。
2、皇位頻繁更迭，政策朝令夕改，中央權威喪失殆盡
除了世祖忽必烈、成宗鐵穆耳和惠宗在位的時間稍長點外，其他幾個皇帝在位時間很少有超過五年的。成宗後，武宗4年、仁宗9年、英宗3年、泰定5年、天順27天、明宗184天、文宗3年、寧宗52天、惠宗37年。天順、明宗、寧宗三位皇帝繼位不到一年，尤其是寧宗，繼位的時候才7歲，享年也是7歲。皇帝在位時間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央集團官僚化和親貴派系鬥爭過於慘烈，陰謀與紛爭不斷，暗殺層出不窮。
皇帝頻繁更迭直接導致中央政策經常朝令夕改，沒有連貫性。一時減稅一時加稅、一時開放海禁一時關閉、一時國營一時私營、一時漢化一時又少數民族本位。每個皇帝上來都要用自己的班子，都有自己的執政理念，代表了一派的利益。比如強推漢化的英宗去世後，景泰帝繼位後，立即把英宗的政策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以海禁政策為例，很多學術觀點認為元代開放海禁極大地促進了江南工商業發展。實際上，這種觀點過於靜態化了，忽略了海禁是否開放是不斷變化和調整的過程。一般來講，權貴和官僚們都喜歡開放海禁，因為參與走私可以偷偷撈錢，一旦海禁或海外貿易被官方壟斷，就沒油水可撈了。所以，海禁政策也是利益集團博弈的焦點。
忽必烈一開始是開放海禁的，民間商船可以出海貿易，盧世榮上來變取締了民間海外貿易改為官船貿易，盧世榮被罷免後，成宗又改為官商並舉的貿易模式。到了成宗中後期，又一度禁海，到武宗時又回到官商並舉的貿易模式，但至大四年，再度禁海。仁宗時，又恢復官方海外貿易，到英宗又禁止海外貿易，泰定時又恢復商人海外貿易，然後就再沒禁過了。
政策朝令夕改的後果是嚴重的，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地方玩起了「無政府主義」，基層徹底被地主豪強控制。中央既整頓不了吏治腐敗，也阻止不了土地兼并，還遏制不住通脹，只能看著財富不斷向少數人集中，最終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元王朝山河破碎，風雨飄搖。
3、吏治腐敗、通貨膨脹和兩極分化極端嚴重
蒙古騎兵之所以所向披靡，無非靠的是：養馬+軍紀嚴明+上下一心+同甘共苦+艱苦奮鬥+用人英雄不問出處。可惜的是，蛋糕做大後，親貴和官僚們墮落的速度實在太快了，以致於到了「張口談利祿，閉口想金錢，惟利是圖，惟利是爭」的地步。官僚們自己也感慨「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
軍隊也經商成風。軍隊基本被世襲的紈絝子弟把持，只知吃喝玩樂，奴役士兵，搶劫百姓，倒買倒賣國家專營的鹽、酒、鐵器等物資，甚至拿軍船搞海外走私貿易，「至於武事，略不之講」。還有武將故意剋扣士兵軍餉，然後再給士兵放高利貸的，極盡搜刮之能事。
吏治腐敗到難以忍受的地步。之前提到過元惠宗改革期間曾派巡視官員糾察貪官污吏，有意思的是，巡視的官員很快就和地方官狼狽為奸了。地方官通過賄賂封巡視官員們的口，還有的巡視官員自帶秤砣「檢鈔秤銀」，讓地方官員交「保護費」。在這種機制下，巡視官員反而百般維護那些行賄官員，更加變本加厲不擇手段地壓制百姓。巡視官員們檢舉的反而是那些沒錢賄賂，剛正不阿的清官。
吏治腐敗到這個程度，中央不作為不是，有作為也不是。不作為任憑吏治腐敗，肯定亡國；有作為，官員們會在執行的時候，故意曲解中央的政策意圖，並藉此謀取私利，然後把鍋都甩給中央。
元惠宗時期治理黃河大水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中央讓官員們治河賑災，中書省拿到治河的銀子後，忙於結交權貴，剩下的下發到地方，不過也被各級地方官員層層貪墨。沒錢了但總歸要治理黃河，否則無法向中央交差。他們一起搜刮百姓錢財，強征百姓為河工，讓他們在軍隊的皮鞭下勞役。一邊搜刮，一邊向中央虛報政績，欺上瞞下。朱元璋的父親、母親、大哥就是餓死在這次黃河治理之中了。
吏治腐敗也給農民起義軍行了不少方便，元末天崩地裂之際，竟然還在內鬥，也是服了。權貴和官僚們團結一致，共同對外，農民起義軍打到大都的難度無疑會大幅增加。可惜的是，都打到家門口了，權貴和官僚們還在搞黨爭。脫脫率大軍包圍了張士誠，結果被人彈劾，導致被貶黜，包圍張士誠的軍隊迅速潰散。王保保沒有在朱元璋和陳友諒爭奪江南地盤的時候出兵剿滅，反而陷入黨爭，與孛羅帖木兒掐得死去活來。有個北方的親貴阿魯輝帖木兒，在「已知國事已不可為」的背景下，元惠宗命其南下征討起義軍，他聚眾數萬人，脅迫其他親貴，不僅不南下征討，反而一起反了朝廷。
說完吏治，我們再聊聊民生，用一句話形容就是：「財政無節制擴張，惡性通脹，民不聊生。」財政擴張在忽必烈時期源於軍費急劇擴張，因為南征大宋，東征日本。從忽必烈至元十三年開始，貨幣發行量開始激增，從40萬錠一年增到了141萬錠，隨後一直穩定在100萬錠上下，但到了至元二十二年，又突然激增到200萬錠。
如果說忽必烈為了打仗為軍費融資大發貨幣，後面幾個皇帝印錢，就是純粹為了籠絡親貴們讓自己坐穩位置。之前提到過，成宗去世後，每個皇帝在位的時間都不長，因為充滿了政變的陰謀詭計。可以推演的是，皇權繼位過程越兇險，新一任皇帝對有功之臣的賞賜就越大。
武宗繼位後，招「諸王勵戚畢會」，即予賞賜，對繼位前賞賜過的功勛們，繼位後又賞賜一道。成宗時期，就己經在忽必烈的基礎上大幅提高了賞賜比例，而武宗決定在成宗的基礎上再加倍。因為大幅賞賜，全國余鈔止有二十七萬錠，在上都、西京、甘肅等地，已經到了「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的地步。
仁宗限制權貴，比較節約，但在位三年就去世了。英宗注重削減財政開支，賞賜比起祖輩明顯節製得多，但很快被權貴謀殺。英宗去世後，景泰帝應該是吸取了英宗的教訓，賞賜給親貴們的金是英宗的七倍，銀是英宗朝的二倍有餘。
為了滿足權貴們的貪慾，除了賞錢還不夠，江南地區的賦稅，由每戶五百文增為每戶二貫，這個增稅完全是為了賞賜權貴。但中央又不忍心增賦於民，所以剩下的部分，中央竟然貼錢給了權貴，民眾還是交五百文。
元朝的貨幣制度是銀本位，為了讓民眾接受統治者印的紙鈔，有多少鈔票就按一定的比例對應了白銀，這些白銀都存在各個地方政府那。權臣阿合馬為了討好忽必烈，把這些白銀從各個地方都運到了大都（當時忽必烈估計愁軍費）。但忽必烈後面的繼任者就可以直接拿白銀賞錢了，以致於存量白銀在成宗年間就已經縮水了80%！而紙幣發行量卻上漲了23倍！
元朝統治者在大量動用白銀賞錢之後還同時採取印鈔填補財政缺口，無疑加劇了居民對紙幣的不信任，進一步引發了物價大幅度上漲。
除了直接給錢之外，賜田的數量也比忽必烈時期大幅增加，忽必烈一般賜田不過數十頃，忽必烈之後的皇帝賜田都在百頃以上，有的多達千頃甚至數千頃，伯顏曾受賜河南田五千頃。賞賜出去的田由於是國有的，不能交易，沒有市場價值，只有出租價值。所以，親貴們得到了賜田，往往會把租金訂得老高，加劇對底層的搜刮。
元朝通貨膨脹嚴重，除了因為軍費和賞錢通過印發票子來解決以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不法商人和既得利益者大搞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為了賺錢，他們利用國內貿易壟斷權，肆意抬高物價。
那麼，元朝的通脹到了什麼嚴重的地步呢？據史料記載，元初江南米價不到一貫，大概600文左右。在忽必烈軍費擴張之後，就漲了10多倍，到了10貫的水平。再到成宗時期，由於不節制的印鈔賞錢，米價又漲了一倍到了20貫。到了元末文宗時期，由於江南饑荒，再加上不法商人故意囤積，米價到了一石100貫，又漲了五倍。到了元末農民起義之際，已經漲到了250貫。終元一代，米價漲了近300倍。底層人民生活水平如何，完全可以自行腦補了。
此外，由於中央對基層控制力弱，採取了包稅制。所謂包稅制，就是把徵稅的任務交給了商人，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後，剩下的部分是自己的。這個制度破壞力非常巨大，讓豪強和地主們勒索百姓以彌補他們包繳稅款，社會財富迅速集中到了地主豪強手中。
親貴、地主、官僚對底層的搜刮是竭澤而漁，自然導致兩極分化異常嚴重。一面是餓殍遍野，一面是江南的富可敵國，奢靡之風盛行。史料記載：「江南世風，富民以豪奢相尚」；「江南富室，一家雄據一鄉」；「雲肩通裹之衣，足穿嵌金皂靴」。而且當時的江南士人，為了討好權貴，已經完全蒙古化了，起居、飲食、聲音、器用都開始模仿蒙古。為啥呢？因為大元王朝給了很多江南士人特權啊，又減稅，又不抑制土地兼并，多好。
更有意思的是，現代人都在搞什麼華夷之辨，可元代的江南士人們完全不這麼看，在他們眼裡只有赤露露的利益。有士人在農民戰爭開始，就投靠張士誠的，希望讓張士誠充當其代理人，還有勸張士誠投降元朝的。有的士人甚至還跑到北邊，幫元王朝平叛，教他們怎麼鎮壓農民起義軍。
在明建國後，有的士人都已經洪武八年了，寫書還在用元朝的年號；有的士人隱居山林，四明山成了遺老遺少懷念元朝的根據地；有的士人寧可自殺也不肯為大明王朝賣命的，這氣節也是杠杠的（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有的士人甚至覺得漢人的裝扮丑，喜歡蒙古服飾的（衣冠復俗變，始字畏人知）。
難怪有人感慨，「明初諸臣不忘胡元，真屬不可思議之尤矣。」其實也沒啥不可思議的，誰讓朱元璋優待武將，愛戴底層和寒門，加強中央集權，對地主親貴們苛以重稅並強力抑制土地兼并呢？
參考文獻：
元代財政見怪不怪馬金華
元末的江南士人與社會鄭克晟
元朝興衰的歷史啟示趙永春
元代蒙古族經濟史研究薩爾娜
元代物價研究韓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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