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獻給王彩玲

探索 03-05

Cavalleria Rusticana - Intermezzo

Mascagni: Cavalleria Rusticana / Leoncavallo: I Pagliacci

Philharmonia Orchestra;Riccardo Muti

00:00/03:40

利維坦按：此文有大量影片劇透，沒有看過電影《立春》的，請酌情考慮是否繼續閱讀。

文/德伊扎克

「這樣的風一吹過來，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給感動了。」

——王彩玲

自幼身處中國一線城市的人，想必不是特別能夠了解一個長在農村、工作在三四線城市的人對於大城市的熱切嚮往和渴望。我一直覺得大城市像一個龐大的寄生生物，通過可見和不可見的道路，如吸血一般吸榨著周邊的一切，密布在它周圍的縣城、鄉鎮、農村都是它的養分來源，用「燈下黑」來形容也再貼切不過了。

無數的「外省青年」，如同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紛紛湧向他們心目中的巴黎——北京也好比巴黎，一個絕對的中心，一個所有不甘庸庸碌碌老死在小城的夢想青年嚮往的所在，這座龐然大物的城市渾身遍布觸角和幽暗的熒光，向周邊地區持續發出著曖昧的信號。過去常說「農村包圍城市」，但按照崔健的歌詞則是一種場域資源乃至身份的不對等，「你們有什麼了不起的/要不是我們/你們到哪兒吃東西呀……你們的前幾代也是農村兒的/現在你們一轉臉兒變成貴族了。」

破敗的鶴陽師範學校：王彩玲就住在學校分的宿舍中，過著單身的生活。

這些前身農民的「貴族」既抽象，又很具體。在顧長衛執導的電影《立春》（2007）中，鶴陽師範學校（根據影片口音，這個虛構的城市應該在河南，估計是合取了鶴壁和安陽兩個城市的名字）的音樂教師王彩玲（蔣雯麗飾）就是一個把大城市北京具體到了可以以身相許程度的人。

王彩玲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她相貌平平，甚至可以說是醜陋，但因曾在北京進修過，後為了紮根北京，不惜花費數萬元打算買一個北京戶口，她的目標是到中央歌劇院上班，終極目標則是一定要唱到巴黎歌劇院。當王彩玲對她的女鄰居說出「中央歌劇院正調我呢，他們請我去看《托斯卡》」時，她周圍的人都覺得她肯定在「北京有關係」，調到北京是遲早的事。至於鶴陽這個小地方，那只是她的暫時居所。

正因為如此，鍊鋼廠工人周瑜（吳國華飾）聽到廣播里播放王彩玲的歌聲後心動不已，打算拜後者為師，順便幫同在鍊鋼廠的朋友黃四寶（李光潔飾）托王彩玲在北京的關係，看是否能上個美院之類的。可實際情況是，王彩玲在北京沒有任何關係，只認識一個所謂能辦北京戶口的大爺，中央歌劇院請她去看《托斯卡》更是子虛烏有。但王彩玲完全瞧不起身邊那些自甘平庸的人，她認為上帝給了她一副好嗓子，自有其冥冥中的人生使命，以至於為了這個崇高的目標，她甚至不會在鶴陽這個小城市中跟任何人發生愛情。

有人會說，這不就是自我欺騙嗎？我不這麼認為，起碼，一開始並非如此。首先，王彩玲認為自己的北京戶口一定可以辦成（當然，影片中一看那位大爺就是個騙子），有了戶口，她便有了合法而正當的身份，自然可以在北京紮下根；其次，憑藉著自認為不錯的歌喉，在中央歌劇院上班也不是沒有可能。

朗誦普希金詩句的周瑜（右）並未嚮往過北京的生活。

而對於考美院考了五年都沒考上的黃四寶來說，北京也是他實現人生的目的地。正因如此，王彩玲看到了黃四寶與周瑜的不同——後者除了當年操著河南口音朗誦過普希金的詩句之外，現實生活中似乎並沒有什麼遠大的抱負，而在黃四寶身上，王彩玲找到了自己的映射，概括起來其實就是兩個字：北京。這讓她也對黃四寶漸漸產生了好感。

王彩玲借給黃四寶梵高的傳記，以鼓勵他為了去北京應該加倍努力奮鬥。

王彩玲告訴黃四寶，她不想在這個城市裡發生愛情。

為此，她將梵高傳借給黃四寶看，甚至為了黃四寶畫畫，做了一回人體模特。由此有了以下的對話：

王彩玲：你看過契科夫的《三姊妹》沒？

黃四寶：沒。聽說過。

王彩玲：那姊妹三個住在遠離莫斯科的一個小地方，老想去莫斯科就是去不了，我忘了是姊妹三個里的哪個了，她懂六國外語，她說，住在這種小地方，一個人懂六國語言，就跟六指兒一樣是個累贅。你明白吧？就像咱倆。

【此時，隔壁隱隱傳來女性的呻吟聲，黃四寶為掩飾尷尬，打開錄音機，錄音機里傳出了馬斯卡尼的《鄉村騎士間奏曲》（在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也多處出現了《鄉村騎士間奏曲》的片段，而掌鏡攝影師就是顧長衛）】

黃四寶：你不是很快就調到北京了？

王彩玲：快了。

黃四寶：你一走我會很失落的。

王彩玲：我對你有那麼重要啦？

黃四寶：這麼多年，好不容易碰到一個可以交流的人，你一走，我真成孤島了。

王彩玲：你要是讓我留下，我可以放棄北京戶口。

黃四寶：放棄幹啥呢！能逃一個是一個！你說過你要唱到巴黎歌劇院的。

王彩玲：要是我走了，你以後永遠不可能碰上像我這麼懂你的女人了。

黃四寶：我遲早也會離開這兒。我一看見有人提著包離開這個城市，別管他去哪兒，我都很羨慕。

王彩玲說的《三姊妹》中那個懂六國語言的叫瑪莎，而且她記錯了，瑪莎的原台詞是這樣的：「在這個城裡學會三種語言是一種不必要的奢侈。甚至還不能算是奢侈，而是一種不必要的累贅，好比第六個手指頭一樣。我們學會了許多多餘的東西。」當然，三國語言還是六國語言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彩玲記住了六指兒這個比喻。一句「你明白吧？就像咱倆」，道出了兩個同病相憐的人。

王彩玲熱愛的歌劇和美聲，黃四寶的「野獸派」，他們所學習的這些藝術技能都屬鶴陽這座小城的「不必要」，是一種冗餘和累贅。但為了愛情，王彩玲說可以放棄北京戶口，這和她告訴黃四寶她不想在這個城市裡發生愛情本身似乎是矛盾的，黃四寶陷入沉默。之後，這場對話被忽如其來的校治安聯防隊的敲門聲打斷了。黃四寶認定，這種舉報肯定是周瑜乾的。於是二人決定一起動身前往北京。

黃四寶在王彩玲宿舍畫人體畫，治安聯防人員上門查訪。

這種倉促的決定往往帶有某種悲劇性，正如同王彩玲說的「六指兒是累贅」一樣，在一個小城市，不願融入庸常生活價值觀的人都是「多餘的人」。只不過，王彩玲只看到了能唱義大利美聲的她是這個城市的累贅，她是否也是黃四寶的累贅呢？換句話說，黃四寶從未想過和王彩玲能夠產生愛情，他只是很敬重王彩玲，把她當哥們兒一樣看待，在黃四寶看來，他們只是同病相憐的人，而這並不代表一定就是愛情。

這一次的北京之行，黃四寶再次名落孫山，而王彩玲也再次碰釘，歌劇院長期靠國家撥款養著，根本就沒有進人的指標。二人又再次落魄地回到了小城鶴陽。酒醉後的黃四寶稀里糊塗地和王彩玲發生了關係，待醒後，他感到了莫大的憤怒和委屈，認為是王彩玲強姦了他，粗暴地將王彩玲推倒在了學校的操場上。徹底喪失了希望的王彩玲登塔打算自殺了事，卻未死成，而黃四寶就此離開鶴陽，去了深圳。

失去了愛情和北京，王彩玲決定自殺，但興許是寬大的裙擺救了她的命。

影片至此，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一層分裂中的關係了：同病相憐者之間的分離。我們先來看看黃四寶和周瑜的關係。表面上，同為鍊鋼廠的職工，二人看起來是非常不錯的朋友，不過，按照黃四寶的話來說，「他（周瑜）是最不想讓我考上的，要是我考上了，他會嫉妒死，要是我考不上，對他倒是個安慰」，而周瑜自黃四寶去了深圳後也對王彩玲說過：「就他（黃四寶）那兩把刷子，註定這輩子都志大才疏……說句心裡話，他考不上，我就是挺高興的！」周瑜的嫉妒好理解，「去北京」和「藝術才華」都是周瑜所沒有的，某種意義上，周瑜只是不想失去那一點點圈子氛圍而已，但黃四寶至少還在抗爭，起碼在去深圳之前，並不想因理想而與現實生活和解。

再來看王彩玲和周瑜的關係。周瑜一直對王彩玲愛慕有加，可王彩玲看不上周瑜的碌碌無為，雖然身在鶴陽，但王彩玲每天都在通過錄音機學義大利語——「我是寧吃鮮桃一口，也不要爛杏一筐」，骨子裡王彩玲就認為自己絕對不能和周瑜這樣的人划上等號。在王彩玲看來，老老實實嫁個男人在這個小地方過日子簡直就是自甘墮落的表現。於是，兩人就此不歡而散。

值得一提的是，王彩玲自殺未遂後對周瑜說過：「你知道不，我為他（黃四寶）放棄了進北京的機會。他一直追我，我被他的勇敢給打動了，我想留下來接受他。等我把決定告訴他的時候，他反過來說他不愛我。」這種明顯並非事實的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王彩玲至此都沒有放棄她高高在上的尊嚴，哪怕那只是她的一種自我安慰。

王彩玲繼續活在鶴陽小城，夢想著自己歌唱時觀眾如痴如醉的眼神，以及如雷鳴般的掌聲。這是她尊嚴的全部。在影片的一開頭，是王彩玲的一段畫外獨白：「立春一過，實際上城市裡還沒啥春天的跡象，但是風真的就不一樣了，風好像在一夜間就變得溫潤潮濕起來了，這樣的風一吹過來，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給感動了。」王彩玲清楚，日常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可一股春風吹來，她總覺得有什麼已經發生了變化，期盼這那種有尊嚴的生活終歸會來到她的面前。

但她知道，她只是自己把自己感動了。影片中，當那位酒吧服務生被王彩玲的歌聲打動，想要跟隨她去那個她構想出的北京之時，王彩玲只是給了一個充滿絕望的回答：「你以為北京那麼好去了？在這兒好好工作吧！」

在鶴陽被視為異類的群藝館舞蹈老師胡金泉

同病相憐者之間的分離也體現在了影片中後來出現的胡金泉（焦剛飾）和王彩玲的關係中。胡金泉是市群藝館舞蹈老師，因為痴迷於舞蹈，跳了幾十年的芭蕾，被周圍的人長期視為異類。印染廠工會主席不自覺地拿胡金泉的舞蹈和泰國人妖相比，而胡金泉早已習慣了這種無形當中的傷害。又一次，王彩玲在胡金泉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王彩玲：我一看見你，就覺得可親近了。你真像個赤子似的。

胡金泉：你高看我了。你不知道，我是這個城市的一樁醜聞。

王彩玲：那是因為你比一般人勇敢。

胡金泉：我這麼不正常的人，還這麼死皮賴臉地活著……

王彩玲：你挺正常的！

胡金泉：正常？我是很多人心坎里的一個懸案……我一直以為，時間長了這個城市會習慣我，但是我發現，我一直像根魚刺一樣，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我真是個怪物，像六指兒一樣。

胡金泉在公園遇到學舞蹈的女學生，她丈夫對胡老師充滿著惡意。

彼此之間充滿同情：但對於王彩玲來說，胡老師的出現可能更是堅定她繼續在小城市生活下去的動力。

這段對話里，再次出現了六指兒。和王彩玲不同，作為這個城市裡「多餘的人」，胡金泉在意周圍人看他的眼神，他自己也認定自己「不正常」。為了擺脫這種世俗輿論壓力，胡老師打算請求王彩玲和自己假結婚，這樣，外面有關他們倆的謠言也就消散了。但在王彩玲看來，胡老師和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她認為自己不是，她只是「不甘平庸」，況且當炮灰的是她，因為她「畢竟是個女人」。

在我看來，「與世俗水火不容」和「不甘平庸」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或許，王彩玲不願意假結婚的真實理由只是覺得這種行為是向世俗自願妥協和認錯，而她認為自己並沒有做錯任何事。對假結婚的拒絕，使得胡金泉走上了極端之路：為了拔掉他這根別人嗓子里的魚刺，胡老師故意猥褻了跟他學跳舞的女學生，就此鋃鐺入獄。

請求和王彩玲假結婚的胡金泉遭拒後，在大雪夜推著自行車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

王彩玲探視獄中的胡金泉，胡金泉說：「我這根魚刺，終於從那些人嗓子里拔出來了，我踏實了，大家也踏實了。」

《立春》中還有第二層的分離。那就是理想者與世俗者的分離。影片中，壓根兒不知道什麼是《托斯卡》的女鄰居（董璇飾）有一個事業單位編製的丈夫（好像是工商局的？），世俗生活看似過得和和美美，她給王彩玲帶來治臉上黑斑和疙瘩的土方子，給王彩玲胃藥，甚至還買了震動棒以解決大齡女青年的生理需求問題，可謂十分熱心腸。自從胡金泉入獄後，王彩玲的日常生活也由於這位女鄰居的照顧顯得好轉了很多。

不過，這一切從女鄰居的丈夫捲款潛逃而發生了變化。女鄰居找王彩玲來哭訴，無意當中的一句「以後我連你都不如了」，卻點醒了王彩玲，於是，她冷冷地回應道：「你能把我當朋友，是因為我比你更不幸，我沒你好看，沒你年輕，又沒有家庭，有我這種人在你身邊墊底兒，你會安慰的，對吧？不管是誰，他不幸的時候就會跟我同病相憐，我要是比你幸福，你還會跟我說啦？」

人與人之間的階段性關係或情誼，往往是建立在一種奇怪的參照基礎上的：初見王彩玲，周瑜對黃四寶說：「（王彩玲）看那樣還挺牛逼的啊。」黃四寶則回應道：「牛逼個什麼呢，她根本不是音樂學院的正式生，是進修的。」周瑜也對王彩玲說過：「你也別以為我沒有才華，現在電視那些播音員算個啥東西！就是比我命好罷了。當年報考省電台，我朗誦的詩歌……在場的考官沒有一個不哭的！」

《立春》中的人物，多處都體現了一種「這方面我不如你，但另一方面我絕對比你牛逼」的心理優越感，陰暗嗎？或許。但同病相憐即便只是一種短暫的聯盟，那也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使得兩個在暗夜中前行的人可以彼此幫襯攙扶，渡過難關，可一旦情勢發生變化，比如一方失去了自認為對方無法擁有的強項，這種關係也是瞬間失衡了。

女鄰居為王彩玲買回了震動棒。

在女鄰居眼中，金錢、穩定的家庭生活、一個疼她愛她的好老公，這或許是她對人生幸福的全部定義，至於王彩玲的北京之夢，她從來也沒考慮過，不，嚴格來說，是完全沒有這種渴求。某種意義上，王彩玲就是這位女鄰居的安慰劑，安慰又是一種麻醉，雖然女鄰居並不這樣認為——起碼，所謂庸眾苟且的生活那只是王彩玲認為的。因此，不管是誰心理陰暗，當女鄰居忽然一夜之間喪失了她幸福的一切衡量標準的時候，她只能認為自己連王彩玲都不如了——畢竟，王彩玲還有《托斯卡》，還有北京夢，以及巴黎歌劇院。

當然，說王彩玲是理想者也屬大而無當的稱呼，她有她的日常，也有她的家庭關係，這在王彩玲春節回農村老家看望父母中就有體現。只不過，癱瘓多年的父親無法正常語言交流，而老母親問女兒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今年是不是能把婚結了？你這閑話總是傳到媽的耳朵里，咱這小地方不比大城市，你總得入鄉隨俗吧？」

是啊，小地方。王彩玲仍舊生活在小地方，哪怕工作的所在地是一個市。和所有北方的小城市一樣，它了無生氣，絕望而且壓抑。芭蕾和歌劇，對於廣場舞和秧歌隊來說，在這座城市顯得太過刺眼和格格不入——王彩玲一直試圖逃離這個城市，但影片里那列黑夜中行駛在華北平原的綠皮火車，一次次地載著王彩玲前往北京，又一次次地將她送回鶴陽。

擺在眼前的殘酷事實是，王彩玲並沒有她自認為那麼卓然出眾的歌喉，又沒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底層的她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來為未來的生活賭命一搏，而在資源高度集中和傾斜的場域內，她的努力註定是一個悖論：北京擁有著那些外省青年們夢寐以求的文化資源，而王彩玲卻由於戶口和「平庸的才能」無法進入到那個她夢寐以求的體制中。如果說戶口是一種客觀條件限制，那麼，「平庸的才能」就是王彩玲自身的局限了：小地方的出類拔萃，到了大城市，那可能就只是平平。

導致「平庸才能」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是天賦不夠，也可能是自幼身邊的配套資源不足。王彩玲身邊或許不乏仰慕者（比如周瑜），但沒有能夠指導她歌唱藝術精進的人；黃四寶習畫多年，但也充其量就是二手畫冊上的拙劣模仿，既無緣得見大師原作，又沒有像樣的藝術博物館可以觀摩。小城市極為匱乏的藝術資源無法供給他們足夠的養分，好比一個先天營養不良的孩子，即便有著極高的視野，但奈何在起跑線上就已經落後了。「孤芳自賞」往往會陷入自怨自憐，而「懷才不遇」、「虎落平陽」的消極挫敗感又會進一步加劇心態上的失衡。

我當然從不否認黃四寶當年追求繪畫的真切，王彩玲胡金泉對於歌劇和芭蕾的純粹熱愛，但拚命奮鬥並不一定就意味著「出眾才能」的獲得。努力從來都不必然帶來成功，更多的時候，這種較勁鬥狠的意志力會使他們的追求過程變得盲目而狂熱，以至於內心中形成現實與理想的絕對敵意，最終夢想成為一劑毒品，可以沉醉其中，卻也帶來致命的傷害。

可如果身處小地方，卻擁有著相對不俗的才能呢？影片中出現的高貝貝（張瑤飾）或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高貝貝假冒癌症患者，想拜王彩玲為師進京參賽。

高貝貝找到王彩玲時謊稱自己得了癌症，時日無多，最大的心愿就是臨終前能去北京參加一次歌手大賽。博取同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高貝貝以為王彩玲在北京有關係，認識不少專家。王彩玲聽了高貝貝的演唱後，斷定其絕對不是一般的音樂愛好者，如果沒有經過專業訓練定然不會如此出色，高貝貝堅稱自己的確沒有經過正經的音樂訓練。對此，王彩玲說，這孩子我教不了，讓她直接去北京參賽得了。高貝貝苦苦哀求，最終王彩玲還是同意了。

試想，如果高貝貝不憑關係是否能夠進入歌手大賽？影片未表。不過，這裡實際上呈現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如果說高貝貝代表了小地方出來的優秀歌唱者，那麼，「唱功+關係」卻恰恰是很多底層小人物認定的生存智慧和邏輯。換句話說，和真本事相比，關係才是硬道理，真本事卻只是加分項而已。

為了讓高貝貝能去北京參加比賽，王彩玲甚至放棄了辦理北京戶口，將自己買戶口剩餘的一萬兩千多塊錢給了高貝貝，看能否托關係進入比賽。王彩玲承認，她在北京沒有任何關係，那都是她瞎編的。或許正是因為王彩玲的這種真誠，使得最後在中央電視台獲獎的高貝貝向老師道出了實情，高貝貝沒有得癌症，她也不是簡單的音樂愛好者，已經學習了五年：

「王老師，我對不起你，我知道我會有報應的。可是，出名太難了……唱得好的人多了，咱們又是小地方出來的，沒點兒特殊手段根本出不去……」

高貝貝獲獎後向王彩玲道出了實情。

這又是一種分離。王彩玲面對下跪的高貝貝，選擇了奪門而去，一方面有對被欺騙的反感和厭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她對這種為了出名不擇手段的不屑。誰又能知道，高貝貝的獲獎，是否也摻雜了評委乃至觀眾的同情分？當王彩玲對高貝貝說出她在北京沒有關係的那一刻，實際上也是王彩玲放下尊嚴和身段的開始。

最終，王彩玲在孤兒院里找到了某種世俗意義上的寄託，她領養了一個唇齶裂的孩子，並帶孩子去醫院做了手術。在醫院，她偶遇了為人父的周瑜，也在大街上和已經成為欠債商人的黃四寶側肩而過。

王彩玲和她領養的孩子

這似乎就是故事的全部了，但又不是。王彩玲是否默默接受了去不了北京的現實？她是否還打算唱到巴黎歌劇院去？領養了孩子，是否意味著她已經開始和生活和解了？和解是否就意味著向生活的妥協？

《立春》終究是一曲底層人物的輓歌，一點兒也不勵志，沒有心靈雞湯可以喝。最終化為泡影的，不僅僅是王彩玲站在舞台中央享受雷鳴般掌聲的夢想，那個王彩玲一手杜撰出來的「關係」，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土崩瓦解。這個「關係」神話關乎尊嚴和身段，曾讓很多小地方的人圍繞在王彩玲的身邊，憧憬著那個遙不可及的大城市。殊不知，這對很多人的夢來說是一種慢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