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懼還是愛戴？
當掌權者必須在被人畏懼還是受人愛戴之間做出取捨時，一個異常清晰的聲音一直強烈回蕩在過去500多年的歷史長廊中：
「被人畏懼要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因為愛戴是出於自身的卑微，是由義務的紐帶維繫著的。然而由於人性的弱點，在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人們便把紐帶一刀兩斷了。可是畏懼卻由於害怕受到懲罰而永遠維繫著，因此就難以失去其功效，長久地發揮著作用。[1]
這就是那位跨越15、16世紀的佛羅倫薩人馬基雅維利（1469-1527年）在他那本《君主論》中發出的聲音。
誠如20世紀羅素的評價，馬基雅維利是文藝復興時期最有名望的政治哲學家。其實，他的名望一直飄浮到現在，想不出什麼理由不會繼續飄浮下去。原本只是作為呈給當時佛羅倫薩最高統治者美第奇家族私人獻言報告的《君主論》，成文於1513年，公開出版則是作者去世5年後的1532年的事了。然而，一經出版，就成為長久不衰的暢銷書，甚至成為很多歷史強勢人物的案頭必備之書。這恐怕是馬基亞維利沒有想到的。
馬基雅維利因懷有博取權杖執掌者青睞和職位的心思，所以，他在《君主論》所述的內容未必全部是其真實看法，在他專為出版而寫作的《李維史論》中就表述了很不同於《君主論》的觀點；但他所述現實政治生態及其人性特點，卻是赤裸裸的真實。他的著筆並不在於「應當」如此，而是「實際」如此。
五百年來，凡是讀到過《君主論》的人，無不被馬基雅維利拋掉一切面具的直言直語所震駭，正如羅素所說，這位當時既不富裕也不貧窮的律師的後代，有時確實是驚世駭俗的。他只講求權術手段，不問目的惡善，極力主張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有關權勢者要擁有狐狸的狡黠和獅子的力量等一系列觀點，被拿破崙這樣的人奉為寶典；他關於執權者應隱藏這些獸性特點而顯出相反溫和印象的偽善術，同樣被政客記在心田。於是，他被作為人性惡論的典型持有者，深深影響著其身後的諸如霍布斯、洛克、休謨、亞當.斯密、邊沁以至尼采等哲學思想家。然而，難以否認的是：
「他的政治哲學是科學的，也是以他本人的事業經驗為基礎，來自於實踐，因而有很強的操作性……將政治上的不誠實，能如此誠實地在心智上加以思考，這在其他時代與其他國家幾乎不可能。」[2]
不只過去和今天，就是綿延續遷的未來，只要提到政治哲學思想，恐怕仍然無法繞過馬基雅維利。這也難怪，他的《君主論》，被選為與《聖經》一樣影響人類歷史的十部著作之一，至今仍是有些美國大學學生的必讀書籍，自莎士比亞之後，極少再有人計較這本書的隱善揚惡，而是從較為積極意義上看待這本書及其作者。
回到本文開篇引用的馬其雅維利的那一觀點，這是我在此感興趣的。
無論是一個政體的統治者，還是一個組織的管理者，畏懼果真優於愛戴嗎？
按馬基雅維利的邏輯，愛戴是基於「自身卑微」、「義務」和「自私自利的人性弱點」。相對掌權者，自身的卑微決定了對掌權者的義務，然而，一旦對自己有利的時機出現，不再需要那種義務紐帶時，愛戴也就蕩然無存了。因而，在馬基雅維利看來，所謂愛戴是脆弱的，掌權者無法仰仗這一點而切實把握局勢，維持自己的權威與統治。
而畏懼，基於的是「害怕受到懲罰」而會永遠維繫一種不會弱化的「義務紐帶」。無疑，這會維持並強化著掌權者的地位與權威。
但是，無論是按照邏輯，還是歷史事實，都難以支持馬基雅維利的上述觀點。這裡，並不關乎是否偽善抑或「假仁假義」的一切面具。儘管《君主論》的很多觀點為人們所瞠目結舌，卻也在各自內心深處所難以否認，但是，馬基雅維利有關畏懼和愛戴的觀點，還是可以輕易破除的。
「卑微」、「義務」、「自利」，統統都是理性概念和意識。真正的愛戴，更多是出於內心的自然自發意識與行為，理性計算與權衡的色彩很淡，更多的帶有感性成份。雖然沒有像宗教信仰那樣的狂熱，但也帶有強烈的情感情義因素，或者更多是基於後者。被愛戴者的種種要素，贏得了他者的這種自發性情感情義。否則，就算不上真正的愛戴。那種獨裁者依賴高壓專制恐怖工具，獲得的由強大手段組織與監視的所謂愛戴，僅僅是形式上的，是假的，不但不是愛戴，恰恰是畏懼的扭曲體現。
因「害怕受到懲罰」而去「維繫一種義務紐帶」，正好無可辯駁地說明了這種「義務紐帶」的脆弱，及其「維繫」的非自願性非主動性和非發自內心的自然自發性。如此，怎麼會真實且長久地發揮作用而不失去功效呢？
與馬基雅維利所想的恰恰相反，如此依賴重壓甚至恐怖手段而生的畏懼所維持的權威與地位，時時刻刻都處於火山口上。畏懼的滋生與累積，也是怨恨憤怒甚至仇視的滋生與累積，服從與恭順只是表面上的，絕對是假的。假面具下隱藏的，是畏懼者的理性權衡與計算，是對自身得失及周邊條件的無以復加的處心積慮地考量，不是不反抗，而是沒到時候。一旦有機會能夠逃離畏懼，或者被畏懼感壓得幾近窒息時，畏懼者會毫不猶豫地彈地而起，將「因害怕懲罰」而維繫的「義務紐帶一刀兩斷」，畏懼者排山倒海般的憤怒噴發，會將被畏懼者及其一切力量統統吞噬掉。
回望歷史，凡是依靠強壓手段培植民眾畏懼心理來維持自身權威地位與統治的，均沒有獲得預期效果。反而越是想讓人們畏懼，越是短命。古代的殘暴專制王朝是這樣，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的白色恐怖統治是這樣，隨後的拿破崙獨裁是這樣，20世紀希特勒的法西斯恐怖統治亦是如此，斯大林的恐怖清洗仍未將其放在長命安然的地位上。小到一個組織的管理者也是這樣。俗話說得好，一旦使人們怕你，就離罵你的時候不遠了。
馬基雅維利之所以有那些觀點，又之所以如此受追捧，是與他那個時代及其後時代的形勢分不開的，殘暴和背叛似乎是那些時代的家常便飯，至少不怎麼使人震驚。18、19世紀伴隨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由與進步追求，可以使當時的人們很容易駁斥馬基雅維利，尤其是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殘暴和背信棄義的市場大大縮小。20世紀初期以至上半葉，歷史似乎又回到了殘暴與背叛的時代，馬基雅維利又變得不容易被辯駁而廣受追捧。
21世紀呢？剛剛過去的十幾年表明，有些不太像上個世紀，自由與進步的前景似乎是可期的。但願在這個世紀，馬基雅維利變得容易被辯駁。但願掌權者能夠贏得真正出自內心的愛戴，而不是畏懼。果真如此，才是真正的安全。
（寫於2014年1月19日）
[1]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譯本，第95頁，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
[2]羅素，《關於馬基雅維利》，作為附錄，收錄在中文版的《君主論》中。可見，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譯本，第146頁，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
作者介紹
袁東，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曾供職於財政部國債司和金融司，以及閩發證券公司、中國銀河證券、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中再資產管理公司、中船產業基金、中國銀河金融控股公司、中非發展基金，2013年11月開始參與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2016年起曾擔任亞投行首席司庫專家和亞投行高級研究員。袁東教授在經濟領域深耕多年，對中國的經濟問題見解獨特，已公開出版《中國證券市場論——兼論中國資本社會化的實踐》、《公共債務與經濟增長》、《中國發展與全球格局》等專著15部，主編4部，合著2部，譯著1部，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40多篇，在一般報刊上發表經濟評論文章4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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