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什麼人會反對轉基因？14個轉基因傳聞，你信過幾個？

崔凱在轉基因食品360度論壇上演講

前言

2016年和2017年，江南大學食品工程博士崔凱及其團隊在中國完成了覆蓋大陸全部31個省市自治區的關於「中國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的社會調查，詳細的學術論文Public perception of GM foods: A national study of Chinese Knowledge and opinion已被Nature旗下的Science of Food收稿，將於2018年4月發表。

2018年2月23日，加州農業與食品研究中心（CIFAR）主辦的轉基因食品360度論壇（GM Foods 360 Forum）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舉辦。參加會議的學者包括生物學家、社會學家、政策法規專家和科普人士。崔凱博士應邀做了題為《中國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Public Perception of GM Foods in China）的演講。中文譯文如下，經編輯整理。

演講 | 崔凱

責編 | 程莉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轉基因食品在為人類社會創造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 其安全性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注。由於複雜的國情，中國公眾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科學範疇。2016年和2017年，我們在中國先後進行了兩輪全國性的社會調查，調查範圍覆蓋了大陸全部31個省市自治區。很榮幸，今天能夠有機會在這裡把調查結果分享給大家。

2012年，公眾態度的拐點

作為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為了保障糧食安全，中國從1995年開始從國際市場進口大豆。中國的大豆進口量從1995年的30萬噸飆升到2017年的9500萬噸，佔全球大豆貿易的2/3。為什麼要進口這麼多大豆？為什麼不擴大國產大豆的種植面積？很多中國公眾對此並不理解。

大豆，不僅是主要的食用油原料，榨油後的豆粕也是主要的飼料原料。中國每年要消費8000多萬噸肉類產品和近3000 萬噸的蛋品，需要消耗1.8億噸的飼料，豆粕約佔30%的飼料比重，且不可或缺。相對於其它主糧，大豆的單產僅為小麥的1/3 、水稻的1/4和玉米的1/5。中國進口的9500萬噸大豆，相當於8億畝耕地的產量，佔中國18億畝耕地總面積的40%。在耕地面積緊張的情況下，用進口大豆節約出來的耕地種植相對高產的主糧物，是最合理的選擇。

就在中國開始增加進口大豆數量的同時，轉基因作物在1996年也開始由實驗室走向商業化，轉基因大豆的種植面積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農業發達國家迅速拓展。這種情況下，中國進口的大豆越來越多的是轉基因品種，這很快引起了政府和公眾的關注。

中國公眾本來對基因這個概念並不敏感，2000年前後中國甚至還出現過一款暢銷基因概念保健品「珍奧核酸」。然而中國在2002年開始施行《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以後，中國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開始發生顯著變化。自2002年起，有很多中國學者進行了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調查，篇幅所限，這裡不再列示具體的學者和調研細節。由於抽樣地點局限於不同的省市自治區，樣本數量也多為幾百份，統計數據存在很大的差異，不適合做簡單對比。但有一組數據仍具有一定可比性，就是每次調查結果中的支持/反對之間的比率——大於1說明支持者高於反對者，小於1則說明反對者多於支持者。我們將這一數據匯總如下：

圖1.2002-2017年中國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支持/反對比率匯總

由圖1可見，中國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支持/反對比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在2012年以前，支持者多於反對者，2012年以後，反對者開始多於支持者。為什麼拐點出現在2012年？那一年湖南發生了「轉基因黃金大米」事件，引發全社會關注。隨後的2013年，方舟子和崔永元兩位公眾人物爆發轉基因論戰，並持續至今。很多公眾不明就裡、無所適從，有些甚至一旦看到奇形怪狀的農產品，就會認為這是「轉基因」，談虎色變。

公眾對轉基因食品態度的群體差異

為全面了解中國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狀況，我們在2016年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社會調查，共收集有效問卷2063份，受訪者常住地包括中國大陸全部31個省市自治區的193座城市。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公眾對對轉基因食品持支持、中立和反對態度的比例分別為11.9%、46.7%和41.4%。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群體差異（如表1）：

年齡段與對轉基因食品的支持態度呈反比，1990年以後出生的青少年群體對轉基因食品支持率最高（19.5％），反對率最低（18.5%）。

男女性別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西部省份對轉基因的支持率最低（7.4%），反對率最高（51.3%）。

研究生以上的高學歷群體對轉基因支持率最低（9.5%），反對率最高（47.8%）。

大學及以上學歷群體中，理科背景的受訪者對轉基因的支持率（14.1%）顯著高於文科背景(7.5%)。

低收入群體對轉基因食品的反對率（34.2%）要顯著低於高收入群體（51.6%）。

表1.公眾對轉基因食品態度的群體差異分析

公眾關於轉基因食品最想了解的信息有哪些？統計結果如表2。

表2. 公眾對轉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關注點

還有幾個問題的統計結果非常有趣（如2，3，4，5，6，7），比如：43.8%的公眾認為雜交水稻也是轉基因作物；45.7%的公眾認為相對於地溝油、農藥殘留、動物激素超標、飲用水污染等問題，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要更為嚴重或相差不多；45.5%的公眾認為生物科學家對轉基因的觀點也不可信；47.1%的公眾認為政府應該對轉基因加大監管力度，最好完全禁止；64.3%的公眾認為關於轉基因食品的網路爭論和媒體報道總體上偏負面，強調轉基因弊大於利；77.4%的公眾認為雖然現在沒有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存在安全問題，但不等於將來沒有。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圖7

為什麼顧慮？14個轉基因負面傳聞

通過上述調查結果不難看出，中國公眾對於轉基因食品存在很大的顧慮。原因何在？我們通過媒體和網路檢索，搜集整理出關於轉基因食品的14個負面傳聞，如表3：

表3.關於轉基因食品的負面說法

2017年，針對上述14個轉基因負面傳聞，我們再次進行了社會調查。調查共收集有效問卷1200份，受訪者常住地包括中國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的86座城市。調查結果顯示：在上述說法中，公眾知曉度最高的三個是Q1、Q5和Q9，知曉比例都超過70%。而對上述說法認同度最高的三個是Q3、Q8和Q9，贊同比例分別為51.1%、60.1%和65.9%。

另外，Q12（美國孟山都公司毀滅中國大豆產業，轉基因可能是一個巨大的陰謀，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生物武器」）贊同比例也達到45%，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對這一問題的態度也存在一定的群體差異（如表4）：老年人比年輕人認同度越高，小城市比大城市認同度高，低學歷比高學歷認同度高。這種差異背後隱藏著複雜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表4.對孟山都公司轉基因陰謀論這一說法的態度

更多關於中國公眾對轉基因的調查結果，將於2018年4月發表於Nature旗下的食品刊物Science of Food，文章題目為Public perception of GM foods: A national study of Chinese Knowledge and opinion，歡迎大家關注。

根據上述調查結果，我有以下幾個觀點和大家交流探討：

1轉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

大家都知道，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科學院歷時2年研究，搜集、整理和鑒別了過往數以千計的轉基因研究報道，在2016年聯合發布了長達606頁的研究報告，並做出結論：「沒有發現確鑿證據表明目前商業種植的轉基因作物與傳統方法培育的作物在健康風險方面存在差異。沒有任何疾病與食用轉基因食品之間存在關聯，不會為人體健康帶來更高的風險。」

面對世界權威的研究機構做出的結論，很多中國公眾依舊心存疑慮，網路上關於轉基因的傳言依然大量存在。對此，我們需要理性面對。

今天全世界還有8 億饑荒人口，他們亟需解決溫飽問題。當夏威夷的木瓜和非洲的香蕉因為植物病害而大面積死亡時，是轉基因技術拯救了這些物種。再看看中國：人口佔全世界的近20%，耕地面積僅為全世界的7%，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量卻是全球總量的35%。中國面臨糧食安全和環境污染的現實壓力。想想中國40%的耕地缺口，再想想江河湖泊的水體污染，還有菜籃子里的農藥殘留，中國是否有「萬無一失」的選擇？轉基因能夠實現農作物的高產，大幅減少農藥投入，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一條有效路徑，應該得到公眾的理解和尊重。

相對於傳統的雜交技術，轉基因是一項更為先進的育種技術。打個通俗的比方：傳統育種方式相當於驢和馬雜交生出騾子，而轉基因相當於把驢耳朵的那段基因移植到馬身上，讓馬也長出一對又大又長的驢耳朵。如果驢和馬的基因整體結合都是安全的，那麼只移植一段耳朵的基因也沒有問題。或許有人會擔憂，雜交騾子就是不育的，轉基因是否會影響人類的生育能力？拋開複雜的生物學解讀，我們可以反向思考一個問題：人類食用騾子肉已有千年歷史，是否影響到了生育能力？騾子和人類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物種。

2關於科普工作

今天上午，我們在這裡共同觀看了今年上映的轉基因科普紀錄片《食物進化》（Food Evolution），我覺得這是一部很好的電影，有理有據、理性平和，中國也非常需要這樣的紀錄片。只有公眾真正了解了相關知識，才能對轉基因食品有理性的認知和態度。中國還有近一半的消費者對轉基因持中性態度，這部分群體的態度走向將決定轉基因食品在中國的未來走向。我們需要在深入了解公眾「支持」和「反對」原因的基礎上，積極開展科普活動，解答公眾關於轉基因的常見疑問，並對報道過的一些轉基因安全事例進行客觀和深入淺出的分析，使公眾不再為一些莫須有的問題擔心。公眾對轉基因的資訊獲取大多數來自網路、報紙、電視等媒體。這也要求媒體在轉基因相關報道時應秉承科學的態度，承擔其應有的社會責任，避免為吸引眼球而進行誇張和虛假報道。政府也要積極向公眾傳遞權威、詳細的轉基因安全與評價資訊。多方努力，將對未來中國營造科學和理性的氛圍具有建設性。

美國轉基因科普的領軍學者Alison教授與崔凱博士在嘉賓互動環節交流探討

2014年12 月，辯論電視節目「智慧廣場」 在美國紐約舉辦了一場很有影響力的轉基因辯論賽，對戰雙方都是挺轉界和反轉界的權威人士。經過100 分鐘正反雙方的激烈辯論，現場觀眾對轉基因持支持、中立和反對態度的比例從賽前的32%、38%和30%，變為賽後的60%、9%和31%。即：支持比例從32%增加到60%，反對者比例基本沒有變化。我個人認為：在這場辯論賽中，有的觀眾的確是通過辯論，在真正了解轉基因以後選擇了支持。但有的觀眾可能到最後對轉基因依舊似懂非懂，但他們更多地感受到了正方辯手的誠懇，於是選擇相信了科學家的觀點。

在科普方面，要立足現實，讓公眾了解糧食安全和化學農業污染的實際情況，再講清楚轉基因技術的原理和優勢，讓公眾自己權衡利弊。

要知道，站在科學的角度，科學家可以對轉基因食品做出評價，但是站在社會學的角度，民眾有權利要求知情、表達意願和做出選擇。比如，有些消費者是素食主義，他們不吃或者少吃肉類，並非因為肉類不安全，而是出於動物福利和宗教文化等複雜的原因。我們應該對公眾對於轉基因的顧慮給與理解和尊重。

3關於陰謀論

陰謀論很廉價，因為不需要事實證據，憑藉想像就可以隨意假設，其背後隱藏著複雜的社會心態。在中國，陰謀論主要指向轉基因育種學家和向中國出口轉基因大豆的美國。

先說說科學家。有些網路傳言甚至將轉基因育種專家描繪成亡國滅種的罪人，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全世界從事育種工作的學者數以萬計，大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分子生物學專家。他們的研究成果會在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選育的新品種也要經過政府和相關機構的專業評審才能夠商業化種植。育種專家不是恐怖分子，他們轉入植物的不是毒素，而是能夠優化植物生長性狀的基因，終極目的是造福人類。當然農民和消費者是最終的裁判，因為新品種必須能夠讓農民和消費者獲益，才會有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

再說說美國。我先後兩次分別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從事轉基因的公眾認知研究，此間也做了很多資料搜集和訪談工作。今天，轉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在美國的種植比例都在90%以上。美國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是世界第一，美國超市裡的轉基因食品品類也很多。如果斷言轉基因是美國的「生物武器」，那就意味著美國為了「亡我炎黃子孫」，首先自己「揮刀子宮」，大種大吃轉基因——這似乎不太符合邏輯。

為了謀求利潤最大化，付出巨額研發費用的種子公司會在轉基因技術上設置一些壁壘，這屬於在商言商，我們也要理性看待。比如：為了防止農戶私自繁育，有些轉基因種子是不育的。也許又有消費者會擔心：種子不育，是否也會影響人類的生育能力？穀物和人類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物種。我們主食中的水稻、小麥和玉米等，本身就是富含基因物質的植物種子，吃了數萬年，其基因對人類產生過什麼影響嗎？

4尊重民意，循序漸進

縱觀科學史，一項新發現被承認往往要經歷一段非常曲折的過程。自然科學的結論是一元化的，但文化態度卻可以多元化，我們應該尊重公眾對轉基因食品不同的選擇。不妨來借鑒一下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歷程。1978年，在無數雙眼睛的注視下，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嬰兒來到了這個世界。此間，「試管嬰兒之父」 Edwards博士飽受爭議：羅馬天主教廷說他褻瀆上帝；科學界說他實驗不規範，沒有做動物實驗，就直接進行了臨床階段；陰謀論者說，他的實驗過程是偽造的；新聞媒體上甚至有人稱其為「惡魔」。直到2010年，全球的試管嬰兒已經超過了400萬，而世界第一個試管嬰兒已經32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終於授予了已85歲的Edwards，而此時的他已經虛弱到沒有辦法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今天，全世界10%的家庭面臨不孕不育的現實問題，是Edwards用他畢生的努力給人類帶來了福音。試管嬰兒的商業化經歷了三十年爭論，即使今天得到了認可，生兒育女當然會首選自然受孕，而不是去做試管嬰兒。同樣的道理，消費者優先考慮非轉基因食品，把轉基因食品作為第二選擇，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公眾需要更久的時間來理解轉基因食品，「挺轉派」和「反轉派」都不必站在處心積慮地想擊敗對方的立場。相信伴隨著綜合科學素養的提升，轉基因之爭在中國將會回歸理性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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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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