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踩油門、默克爾坐副駕，「歐洲跑車」能否發動？

近兩年，伴隨歐洲危機頻發，重啟「法德引擎」、要求法德兩國共同發揮領導力，帶領歐盟回到正軌的呼聲日益高漲。2017年5月，馬克龍戰勝疑歐派候選人勒龐，成功當選法國新一屆總統，掃清了「法德引擎」重啟的最大障礙。儘管隨後德國新政府的「難產」延緩了法德新一輪合作的步伐，但3月4日，德國社民黨全黨投票同意與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組成大聯合政府，終於打破了「二戰結束之後德國最長政治僵局」。法德合作是否將就此真正開始？兩國合作究竟能走多遠？

「法德引擎」必不可少

自歐債危機以來，從成員國到歐盟，既有政治秩序都面臨著嚴峻挑戰：法、德兩國大選中傳統大黨表現低迷，新勢力異軍突起；英國脫歐打破了歐洲一體化「只前進不後退」的政治神話；東西歐、南北歐分歧不見彌合，歐盟進一步被撕裂。與此同時，在全球秩序調整的過程中，歐美關係遭削弱，歐俄關係陷僵局，歐土關係步步惡化，周邊局勢不穩定衝擊歐盟安全，歐盟整體的「生存環境」愈加惡劣。由內至外，歐盟危機四起。

長久以來，「危機驅動」是歐洲人一度引以為傲的「模式」。歐洲人總自信、樂觀地認為，歐盟制度上的成熟與韌勁能夠幫歐洲人「化危為機」。但是，這種「危機驅動」的模式要求歐盟擁有足夠強的領導能力——而事實上歐盟正遭遇著「領導力赤字」(leadership deficit)的困境。傳統領導者德法兩國各有難處。

由於法國國內面臨的諸多困境以及領導人的相對「平庸」，法國在歐盟的領導力遠不如前。與此相反，德國作為歐盟及歐元區內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開始更多地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但德國在債務危機以及難民危機中的強硬做派在歐盟內部激起了不小的反彈——匈牙利總理直接稱德國為「道義帝國主義」。不僅如此，英國脫歐改變了歐盟長期以來的領導結構。英國在歐盟內部都扮演著一個更為靈活的、平衡者的角色。英國既平衡德法，又平衡新老歐洲。同時，作為非歐元區國家，英國還努力避免非歐元區國家在歐盟中被邊緣化。

在短期內難以尋找到英國替代者的情況下，加強法德兩國角色、重啟「法德引擎」就成為歐盟扭轉頹勢最切實可行的方案。

法德合作的光輝與曲折

「法德合作」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是法德雙邊關係合作；其二則是法德兩國在歐盟事務上的協調與領導。從歷史上看，前者為後者打下了堅持的基礎，而後者則推動了歐洲一體化的前行。某種意義上講，前者為「法德軸心」，後者是「法德引擎」。

1952年開始的煤鋼聯營標誌著歐洲一體化以及戰後法德和解的開端，但法德切實的合作始於1963年的《愛麗舍條約》。這一條約真正意義上地實現了法德和解，也確立了「法德軸心」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地位。法德兩位領導人戴高樂和阿登納在《愛麗舍宮條約》的簽訂中作用關鍵。

此後，德斯坦與施密特（1974-1981年）、密特朗與科爾（1982-1995年），這兩對可圈可點的法德合作夥伴攜手推進了一體化的進程。前兩者成功推動歐洲在金融事務上的深化合作，包括1975年歐洲理事會創設，1979年9個共同體成員國公民首次通過直接選舉方式選舉歐洲議會議員，以及同年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出現。後兩者則在1984年的凡爾登實現了世紀性的握手，將法德引擎作用推向全新的境地。

然而，法德合作要真正發揮作用並非易事。法德合作高潮時期有鮮明的特點或者說先決條件：領導人超出尋常的私人關係、對合作環境變化的敏銳感知以及緊密合作以推動歐洲向特定方向發展的高度共識。而密特朗—科爾之後，法德領導人成功協作的例子並不多見，在阿登納之後，戴高樂與艾哈德便不甚愉快，密特朗與施密特亦未有成果。而近年來，諸如希拉克與施羅德、薩科齊與默克爾，似乎又是「表面和平」遠勝於實質性認同。

至少在2012年之後，以軸心合作為前提條件的「法德引擎」開始處於相對停擺狀態。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法德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所帶來的能力失衡。另一方面，歐元危機發生後，在歐元區治理及歐盟機制建設的問題上法德出現了嚴重分歧。因此，無論是薩科齊或是奧朗德時期，在與默克爾共事時，都自然或者被迫地轉向多邊框架下與德國探討歐洲問題。而德國則逐漸在具體合作中意識到，一個自身問題重重的法國難以擔負起帶領歐洲前行的重任，自身需肩負起更多的責任。

現如今新一輪的法德合作中，雙方仍然有各自的「小算盤」，如何磨合、適應對方，仍然是法德合作的核心所在。當下，兩國對於法德和解，又有著怎樣的看法，面臨著怎樣的困境呢？

法國的訴求

在法國對歐洲的認知邏輯中，一體化及所帶來的歐洲整體力量，是「使法國再次強大」的必然路徑。從戴高樂開始，沒有哪個法國領導人會否認「法國需要歐洲/歐洲需要法國」。所以，不管德國是否是法國所中意的最佳合作夥伴，或者過去55年法德合作方向多大程度上背離了法國的原本意願，法國仍不得不與德國達成必要妥協，以推動歐洲的強大。

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法國內部對歐洲一體化的方向和路徑發生分歧，法國人不再鐵板一塊地支持一體化。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微弱優勢在法國通過，2005年《歐盟憲法》在法國的全民公投中遭到否決。這源於一體化深化過程中法國地位的變化——統一後的德國在一體化中的作用顯然不是法國所預料到的，法國的話語權也隨著歐盟東擴而被稀釋。法國不再是一體化的忠實擁躉，出現了反歐和疑歐的聲音。

為獲取國內疑歐派選民的信任，馬克龍提出了「主權的、民主的、統一的」歐洲說法。這位新總統所欲塑造的歐洲並非「超國家主義」，而是部分延續了戴高樂主義的道路，即強調成員國的國家主權。這符合大部分法國民眾期待。同時，馬克龍的歐洲內核是「保護」，這也是歐洲一體化的關鍵屬性，即對一體化內部成員和成員國的經濟政治利益進行保護，防止歐洲公民受到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為了重拾歐盟領導者地位，馬克龍多次明確表態支持歐盟未來白皮書中關於「多速歐洲」的提法，允許那些有意願的成員國在包括國防、稅收等一些特定領域深化一體化。不過，法國通過「核心集團」模式保持自身在歐盟中的核心地位的做法也多次引起過小國也就是新歐洲國家的不滿。這種不滿出於被排除在政治決策外的恐懼，也進而引發這些國家對「法德軸心」的負面態度。

另一層面看，「法德軸心」合作的背景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既包括前面所說的領導人歐洲觀念和私人交往情況的變化，也包括深層次的經濟實力、政治話語權等硬實力的對比變化。歐債危機後，法德經濟實力對比顯示出了明顯的不平衡，相應的是，薩科齊更多選擇多邊主義框架下與德國合作，而奧朗德過於溫和的政治作風導致了話語權的失衡。

馬克龍的上任和默克爾國內權力的下滑將改變原有的法德合作局面。首先，「朱庇特」式的法國新總統與其前任劃清了界限，他絲毫不掩飾其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和法國「大國外交」的野心，並且在就任不到一年時間裡，就成功將自己塑造為一體化堅定的捍衛者。其次，英國脫歐也促進了輸贏概念的弱化，法國方面也似乎意識到在於實力強大的德國鄰居合作時，最重要的不是誰來主導一體化進程，更重要的是如何協力實現難以實現的「強大歐洲」目標。

而從「法德引擎」角度看，馬克龍當選適逢關鍵時期：歐洲「危機」積累到閾值，改革被自然地推到歐洲議程，改革「機遇」期到來。英國的離開改變了三大國互相平衡的局面，法德合作有了更多必要性也有了更多可能性。

德國的回應

相較於熱情洋溢的法國人，德國人一直扮演著更為冷靜的角色。針對馬克龍9月26日在巴黎索邦大學「重築歐盟」的講話，默克爾的回應堪稱「冷漠」。她說：「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或者划下紅線……（改革）無關口號，而是關乎口號背後所隱含的內容。」

德國人的審慎並非沒有道理。2017年的歐洲經濟形勢整體向好，作為領頭羊的德國也創下了2011年以來的最快增速。難民、移民問題也在簽訂歐土協議、關閉巴爾幹路線後得到了控制。英國脫歐議題上歐盟方面立場堅定，整體談判亦有所進展。儘管歐洲局勢仍不樂觀，但最艱難的時刻已經過去。在歐盟開啟過於「激進」的改革並不為德國視作必須。

此外，德國能否投入到法德合作中、接受法國人的訴求更取決於德國對以下兩個問題的思考與判斷。

——如何在「犧牲」德國利益與維護、推動一體化間求得平衡，將是德國領導人的主要考量。維護歐洲一體化的成果始終是德國核心利益之一。歐盟尤其是歐元區既是德國經濟健康增長的保證和支撐，也是德國在國際上更好地發揮其政治、經濟影響力的重要依託。維護、推動歐洲一體化已經成為德國國內的「政治正確」。但與此同時，德國也意識到需在必要時候適當「犧牲」己方利益來維護歐盟的團結，推動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但問題在於：這種「犧牲」，或如施泰因邁爾所講的「投資一體化」的限度在哪？

——如何在與法國「分享」領導權的同時堅持立場。德國既不願也難以獨力承擔歐洲領導角色，法國重新走到歐洲舞台中央將卸下德國一部分的擔子，也使得歐盟的領導核心更有代表性。然而，謹慎的德國人對於法國夥伴也不無擔心：擔心法國國內改革滯後拖了法德引擎後腿，擔心法國「調門太高」卻難以落實，更擔心法國走得太快進一步激發東西歐國家間矛盾。如何擁抱法國的「雄心」同時不讓法國過分「膨脹」將是德國需要謹慎處理的。

如上文所說，維護歐洲一體化已經成為德國的「政治正確」，但就本次大選及談判的情況來看，「歐洲政策」的優先順序恐怕並沒有法國夥伴所期望的那麼高。儘管歐洲議題被放在了大聯盟協議的第一章，但其實際內容並沒有太多驚喜。組閣談判期間，社民黨舒爾茨曾竭力想通過歐洲議題喚起黨內對他的支持，結果以失敗而告終。是否加入大聯合政府的爭論更多地圍繞著社民黨的生存、發展與傳統的社會福利議題展開，歐洲議題只有在舒爾茨提到「歐洲合眾國」時才短暫地成為了黨內的焦點，而在大聯合政府談判之中，聯盟黨與社民黨最後也是糾結於勞工、醫保等傳統議題上。歐洲議題給民眾的距離感也阻礙其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也不可能成為政黨博弈之間的重要籌碼，更多的只是用於求得共識，為雙方的談判「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在這種背景下，需要有阿登納、施密特、科爾式的領導人才能夠跨越黨派紛爭，在歐洲議題上有真正的突破。或許馬克龍正是看到這一點，才要求他的德國夥伴們展現出更多的「雄心」，然而，僅就當前這份執政協議而言，這種雄心仍然是有限的。

五、走向何方

用一個或許不太貼切的比喻：當下，馬克龍坐在歐洲一體化跑車的駕駛座上，腳踩油門、手握方向盤躍躍欲試，而默克爾則坐在副駕上擰緊鑰匙。法國或許將決定著歐洲一體化的方向及速度，但這僅僅會在德國同意的情況下發生。歐洲一體化跑車也只有在雙方達成一致的情形下才能夠真正啟動。就目前雙方的談判情況來看，要達到這一步似乎還很遙遠。

如果仔細比照雙方在《愛麗舍條約》簽訂55周年時所發布的共同宣言，會發現兩處微妙的細節。首先，對於歐洲的定位雙方一連用上了五個定語，雙方將推進建設「繁榮、有競爭力的、主權、聯合、民主」的歐洲——這種做法在西方世界並不多見。更有趣的是，前兩個詞恰好是默克爾在達沃斯講話中反覆提到的關鍵詞，而後三個則直接就是馬克龍索邦講話綱要的題目，這樣的簡單疊加，頗有各說各話之嫌。

其次，雙方在談及當前雙方面臨的幾大挑戰時，優先度亦有所不同。在共同將政治挑戰列為雙方面臨的首要挑戰外，德國更看重社會層面上的挑戰，而法國則強調經濟挑戰。德國這一處理不同尋常，但亦可以理解——在當前德國經濟發展前景看好的背景下，「社會」所涵蓋的從分配、福利、言論自由到移民等等議題才是德國國內政治爭奪的焦點所在。這兩處區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雙方在看待歐洲、應對挑戰上的不同優先。

在具體的合作領域上雙方也仍有待磨合。防務合作是這一輪法德合作中雙方最早開始的。在歐盟全球戰略醞釀過程之中，法德兩國就有了密切的交流與磋商。而在英國脫歐的第二天，兩國外長就共同宣布開啟防務方面的合作。但在具體的合作過程中，雙方側重點亦有不同。以去年底開啟的歐盟永久結構性合作（PeSCo）為例，法國追求的是合作上的效率，而德國則更多要求機制所具有包容性，照顧歐盟團結。歐元區改革將是雙方較量的重點所在。無論是在歐元區財長人選、歐元區共同預算、歐元債權、歐洲貨幣基金等領域，雙方都存在較大差異。

除了防務與經濟這兩大難題，在其他一些領域，雙方似乎更有可能達成一致：外交政策上的協調，包括對非政策、跨大西洋政策、包括在英國脫歐談判上的合作，應該不難實現；數字經濟也是雙方政府高度關注的領域，雙方合力推動合作或許能夠克服當前歐洲數字一體化所面臨的部分障礙；而在環境保護和人文交流等領域，雙方的合作將更為順暢，這從兩位領導人所簽訂的宣言便可見一斑。

儘管存在諸多分歧，但可以確定的是，重新簽署《愛麗舍條約》將為歐洲一體化進程注入新的動力。只是，在條約中究竟能有多少突破現有框架的內容值得觀望；而相較內容本身，新條約能否再現「二戰」一代領導人的雄心、智慧與魄力更值得人們期待。

（范鄭傑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研究助理、歐洲時政觀察平台「歐羅萬象」成員；胡黌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研究助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