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李鴻賓 | 疆域?空間:唐朝權力博弈的場所
原標題:【邊疆時空】李鴻賓 | 疆域?空間:唐朝權力博弈的場所
李鴻賓
1960年生於吉林長春。先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讀書並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唐史學會、中國民族史學會、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等理事,中國長城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等。主要從事隋唐五代史、中古民族關係史(含長城學)等領域的研究。
摘要:本文是對唐朝疆域?空間性質進行的專門研究。作者認為,疆域?空間這些原本自然地理的形貌之所以具有意義,與其說在於其自身,不如說是活躍其上的人群,尤其以國家政權為主建形式的政治體所內涵的價值。人群的活動只有進入國家政權的建設層面,疆域、空間才有了備受關注的意涵。就唐朝而言,其疆域的意義就體現在以漢人為核心的政治集團構建了以農耕區為中心,並向四周非農耕地帶發展的勢頭之上。在此期間,尤以步入草原游牧地帶構建的王朝所具有的超越以往農耕的單一限度形塑的混融歐亞大陸東部的南北特質而彰顯於世。於此,作為溝通南北的長城地帶亦由令原王朝範圍內的邊緣遞升為中心,這至少構成了唐初50年王朝地域的基本特質。
關鍵詞: 疆域 空間 國家政治體 博弈 活動場所 政治 內涵
我曾撰寫《唐朝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有關「唐朝邊疆問題」的若干思考》等文,就唐朝的疆域若干問題進行申論。因其範圍所限,有諸多問題仍待闡明,此文擬在前文討論的基礎上就唐朝疆域前後衍變的特性做一概觀式的歸納,以彰顯我認識中疆域或地理空間的映像。
今人對唐朝疆域的認識,多從主權國家的角度著眼,它強調的是確定而分明的疆界、公民權的保障與國家主權的維護,這是近代以來源自歐洲民族—國家進而影響全世界的範式。以它的標準來討論唐朝不但不合適,還會造成誤解。唐朝是典型的王朝國家,與民族—國家的模式迥然有別,它的疆域問題應當置放在那個特定的語境下去理解,這是我一再強調的。那麼,我們是怎樣理解這一問題的呢?
唐朝的建國始於李淵太原起兵,他在文臣武將的輔助下,矛頭直指隋朝首都大興城。佔據都城就意味著佔據者能夠獲得新王朝的法統地,這一標誌性事件亦成為不同時代各路諸侯豪傑競相爭取的目標,如同秦末東方反秦勢力的(名譽)為首者楚懷王就曾與項羽、劉邦諸輩相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那意思很明顯:只有佔據關中的都城,才能推翻秦朝並取而代之。
李淵與其競爭者們建立王朝的方式,都是通過構建一支穩固的統治集團、佔據一個穩定的地區(通常以都城為核心),以此角逐爭戰、競相擴展而實現的,毛漢光將其歸納為核心區與核心集團之模式。競爭沿承的規則是「勝者王侯敗者賊」,李淵最終成功了。
618年李淵即位,標誌著新王朝的開始。唐朝面臨的任務就是征服與自己抗衡的對手或招降那些反隋勢力,一旦將他們納入麾下,就意味著唐本土形勢的安穩和緩,這正是唐廷合法性統治的訴求。這裡的「本土」是指農耕地區,這是漢人王朝建立統治的地緣基礎。倘若王朝實力未逮且觀念保守,那麼農耕地域的邊緣就成為王朝追求的「極限」了。秦始皇向以宏圖遠大著稱,他穩定中原農耕地域後試圖再向草原拓展,但遭遇游牧勢力的抗衡而終止於長城的構築,這表明:向北部的拓展已經超過了它的能力,真正打破農耕限域的漢人為主體的王朝,則是唐朝。
唐之所以能夠取得突破,首先是它秉承了隋朝建國近40年的大一統基礎。隋朝留給唐的重要遺產,就是對王朝一統化地位的追求。從唐太宗口口聲聲要吸取隋亡之教訓而他仍舊延續煬帝征伐高麗、進取東北的行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一統化合法地位的訴求意願,這就是先秦時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延續。這也是華夏統治集團普遍的思想觀念,一旦條件具備,他們就將觀念變成行動。與此對應,唐朝宗室的鮮卑拓跋血脈及其文化傳統,也是促使他們突破進入草原的另一思想和觀念。此種路徑在北魏分裂為東、西魏之後尤其體現在宇文泰糾合各路諸侯和權貴組建關隴集團以抗衡東魏—北齊的追求中,並由此構建了此後的隋唐王朝政權,這也是學界流行的唐朝「拓跋國家」的根基所在。
這兩個因素是唐朝建構超越農耕王朝的基本動因。我想說明的是,630年征服東突厥之後又相繼征服西突厥的舉動,都能證明(漢人為主體的統治集團)唐朝統轄範圍的擴展,已經超出了漢人王朝的限域,這既沒有先例,也無後來者。這個時期的唐朝,除了將北部突厥勢力納入朝廷的控制下以及鐵勒諸部主動投附外,它又出兵東北征服高麗,派兵深入西域腹地建立軍政系統,進而囊括了東、北、西諸外圍地帶;其時吐蕃、吐谷渾等西部勢力亦相繼遣使長安向朝廷進奉。這一系列的行動表明:含括農耕外圍廣遠地帶、農牧交相混雜的諸民族構建的雄盛王朝,終於形成了。
但是,兼跨農耕、草原的一統化局面,隨著吐蕃勢力的崛起並向唐展開進攻,特別是東突厥24州縣的起兵叛亂導致的重新復國而遭到破壞。如果從630年唐征服東突厥算起,至680年左右東突厥復興,前後不過50年。此後的唐朝,遭受周邊各種勢力的抗衡而終於以外重內輕的節度使御邊的體系代替了初始的內重外輕方略。安史之亂以後的王朝,其地域與人群的有效治理,又局促於農耕、漢人的主體範圍之中。唐朝合法地位的喪失,正是在這個領域內實現的。這說明什麼問題呢?
我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經說過:就漢式王朝而言,它的地域與人群,大體是由中原內地與周邊外圍、漢人居中與非漢人守邊的格局而形成的。當王朝的實力雄強之時,它就能建立超越中原、漢人以外包括周邊廣遠地帶和眾多民族的巨型王朝;然而當它削弱之際,周邊地區和各民族勢力也能反過頭來向中原挺進和施壓,王朝遂萎縮並局限於農耕內地。一旦中原核心腹地及其漢人群體不再以王朝為合法依託而掀起反抗,王朝的命運就此告終。唐朝的整體歷程,就體現在這三個面向之中。所謂囊括農耕、草原並以皇帝、「天可汗」集於一身為標識的唐太宗統領下的帝國,正是其經濟和軍事實力發展到了足以支撐其構建「天下」政治的程度,才有太宗兼跨長城南北王朝局面的出現。然而隨著吐蕃的崛起擴大、東突厥帝國的復興,他們分別從西南和北方擠壓唐朝,契丹等周邊勢力亦叛服無常,唐朝的「盛世」局面頻遭到威脅和挫折,安祿山隨後掀起的叛亂則徹底改變了唐廷強勢拓展的勁頭,此後的朝廷被迫周旋於長安與各地藩鎮的權力博弈之中。這個時代的唐朝,基本處於朝廷與周邊外圍勢力攻守相兼的糾纏之內,而周邊勢力的挺進迫使唐朝回縮,則是這一階段的明顯特徵。黃巢起兵反唐之後的歷史,亦走上了節度使武力支配並取代朝廷法統的道路:唐朝的合法地位最終被剝奪了。
【注】 本文經作者授權,文章刊登於《民族史研究》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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