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小葉 | 《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作者考析
原標題：賈小葉 | 《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作者考析
作者賈小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讀史札記
《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作者考析
賈小葉
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一篇題為《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的上書被多家報刊競相刊載，該上書以彈劾大學士榮祿為指歸，內容之勁爆令人側目。一篇彈劾「時相」的上書，何以能在報刊上暢行無阻？作者何人，膽敢將此忤逆權貴之作公之於眾？這些問題背後隱藏的是戊戌己亥年間清廷與「康黨」、新黨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對於該文作者，目前學界認識尚不一致，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康黨」所為，另一種則認為是金梁所作。而且，相關成果對於所持觀點並未展開分析，只是點到為止。分歧的存在說明此一問題尚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緣是，本文擬將《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置於戊戌政變後的政局變動中加以考察，通過比較該上書與「康黨」、金梁各自思想的關聯性，分析不同觀點提出的緣由，以就教於專家學者。
一、 《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的刊出
八月十一日，《知新報》《中外日報》與《中外大事報》同時刊出「杭州駐防瓜爾佳氏」的《上皇太后書》。但作為「康黨」的機關報，《知新報》在刊出該文時，與後二者略有不同。就標題而言，《知新報》在目錄欄中題寫為《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那拉後書》；正文中，標題略為《上那拉後書》，並署名「杭州來稿」。而《中外日報》與《中外大事報》刊出時的標題為《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題後沒有「杭州來稿」，但加入「七月二十二日呈剛欽差轉奏」字樣。就內容而言，在《知新報》中，凡涉及榮祿之處均以「賊祿」代之；凡涉及作者本人之處均以「某」代之；涉及康有為之處，直書「康氏」。而《中外日報》與《中外大事報》則不同，凡涉及榮祿之處，均書以「賊某」；涉及作者之處，則書「臣」；涉及康有為之處，書以「某氏」。這些不同之處雖然細微，卻透露出如下信息：
其一，《知新報》標題中缺少「七月二十二日呈剛欽差轉奏」之語，絕非「康黨」有意刪除，而是《知新報》在拿到原稿時即缺少這一重要信息。其實，簡單的「七月二十二日剛欽差轉奏」字樣，卻包含著離間本已矛盾重重的榮祿、剛毅二相之意，這也是「康黨」己亥年著意宣傳的內容，對如此重要信息，「康黨」是求之不得，不可能主動刪除。十天後，即八月二十一日，同為「康黨」機關報的《清議報》轉載此文時，即採用了《中外日報》《中外大事報》的版本。何以會出現上述差異？我推測，可能是因金梁投給三家報刊的時間不同造成的。《知新報》出版於澳門，金梁寄給該報的時間自然會早於地處上海的《中外日報》與《中外大事報》，「七月二十二日呈剛欽差轉奏」之語，有可能是金梁遞給《知新報》之後才加入的。同理，《知新報》版本與後二報在內容上的另三處差異，可能也是因此造成的。
其二，《知新報》與《中外日報》《中外大事報》對榮祿與作者稱謂的不同處理，反映出此時的「康黨」、新黨對待清廷的不同態度。如前所說，《知新報》是「康黨」在澳門開辦的機關報，而《中外日報》《中外大事報》則是新黨成員主辦的報刊。就「康黨」而言，其與清廷早已決裂，且不以臣事慈禧太后，故無所避忌，直書「那拉後」「賊祿」，並將作者文中的自稱由「臣」改為「某」，對康有為也直書「康氏」。《清議報》在轉載時，雖採用了《中外日報》的版本，但對該上書的標題做了變動，即將「上皇太后書」改為「上西太后書」；且於文後附按語：「按『賊某』二字，原文系直指榮祿，今特附記於此。」這與《知新報》的立場是一致的。而《中外日報》《中外大事報》不僅尊稱慈禧為「皇太后」，而且隱去了時相榮祿之名，對作者自稱之「臣」字亦未加改動，涉及康有為處則書為「某氏」。這說明，新黨報刊並不否認與清廷的臣屬關係。畢竟與《知新報》遠在澳門不同，地處上海的《中外日報》與《中外大事報》從安全的角度考慮，也不敢像「康黨」那樣造次。
之後，諸多新黨報刊競相轉載該上書。八月十五日，上海《新聞報》從《中外日報》轉載該文；八月二十日，《國聞報》轉登此文；八月二十一日，《清議報》也轉發此上書。一時間，《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以下簡稱《上皇太后書》）成為熱點新聞，引起時人的熱切關注。之所以如此受人關注，是因為該文彈劾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當時手握重權的大學士、軍機大臣榮祿。三家報刊同時刊出該文，並且得到多家新黨報刊的轉載，這絕非一個單純的偶發事件，而是戊戌政變以來「康黨」、新黨輿論對抗清廷復舊、株連之政持續發酵的結果，顯示出己亥年「康黨」、新黨輿論的某種聯合。
在該上書中，作者分析了政變以來的時局演變，認為：「中國今日危迫極矣，內憂孔亟，外患交逼，而其禍實發於戊戌八月滿漢新舊之變。夫權臣造殃，奸黨之助虐，太后明聖，此時可以窺其際矣。」為扭轉危局，他提出的自存、自強、自保之道「曰和而已矣。和兩宮以圖自存，和兩黨以策自強，和四彝以求自保，而其功則必自殺賊祿始（其始非殺賊某不為功）。」這裡，榮祿成為罪魁禍首，殺榮祿成為扭轉乾坤的必由之路。隨後，作者一一列舉了榮祿的十大罪狀：「其一迫皇上而幽之，是辱君也；其二挾太后之復出，是奪政也；其三污康氏（某氏）為大逆，是逐賢也；其四譚嗣同等六人以無罪殺，是戮忠也；其五窮捕志士，是禍黨也；其六推翻新政，是亂法也；其七節制南北水路各軍，甚者練親軍一萬，是盜兵也；其八恃虎俄而媚事之，是鬻國也；其九啟列強之要挾，是召亂也；其十植私黨而同惡濟之，是任奸也。十欺既見，萬罪自明，天下人民可昭然於皇上太后之間矣。太后儼然天下父母也，豈以賊祿之污而有增損其間乎哉？」具體到如何「和兩宮」，作者指出：「必以複位歸政為第一義。」而與和兩宮並行不悖的是「和兩黨」。如何和兩黨？「死者已死，則褒封立廟以旌忠。生者長生，則復詔求賢以保國。其禍國殃民之輩，則亟置重典以謝內外，然後復新政，改新制，行新法，參酌至善，無過不及，或以戊戌為戒，或以戊戌為法，先事可師，前車足鑒(百廢俱舉，一意維新)，庶幾天下有中興之望，人人報再生之心（人人蒙更生之福）。」而行新政又是「和四彝」的重要條件。「以上三端，皆本原大計，大局糜爛，非此不足以挽回，而其功則必自殺賊祿（賊某）始。不殺則皇上維新，而賊祿挾太后以守舊，兩宮必不和矣；不殺則天下維新，而賊祿（賊某）率諸臣守舊，兩黨必不和矣……夫賊祿（賊某）之死不足惜，賊祿（賊某）之生實為害，太后其自思能殺則殺之，不能則天下固人人思得而殺之。失此不圖，後悔奚及？」殺榮祿——和兩宮——複位歸政——行新政，這是該文的主旨所在，而複位歸政、殺榮祿又是重中之重，即書末所言「以復闢為主，以殺賊為用。」
眾所周知，戊戌政變後，榮祿是慈禧太后最為信任的滿族重臣之一。政變後不久，榮祿權勢迅速加增，八月十三日，上諭即命其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所有北洋各軍仍歸榮祿節制；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懿旨又特簡榮祿為欽差大臣，所有提督宋慶所部毅軍，提督董福祥所部甘軍，提督聶士成所部武毅軍，候補侍郎袁世凱所部新建陸軍以及北洋各軍悉歸榮祿節制，以一事權。一時間，榮祿重權在握。而對如此位高權重之人，是誰竟敢公然彈劾？對此，學界有兩種說法，一為「康黨」說，一為金梁說。之所以會生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其背後的原因耐人尋味。
二、 「康黨」所作說
近來，有學者提出《上皇太后書》為「康黨」所作，但並沒有對此展開深入的史實考辨。其實，「康黨」說並非始於今人的研究，早在該上書刊出之日即有人懷疑是「康黨」所作。
八月十五日，上海《新聞報》在轉載該文時，後附「本館附志」，曾對該文的作者提出質疑，稱：「按是書錄自《中外日報》，措辭命意，幾令閱者炫目心驚。然本館則謂有未可盡信者……因照錄之，以質諸天下明眼人，知此書果否出自瓜爾佳氏，且該報註明七月二十日請剛中堂代奏，不識剛中堂敢為上達九重否也？」這裡，《新聞報》極其敏感地提出質疑：署名「杭州駐防瓜爾佳氏」的上書，真的是出自瓜爾佳氏之手嗎？不過，該報並未明言是「康黨」所作。
夏曾佑讀過該文後，則直言疑為「康黨」所作，他致函汪康年，說：「尊報又有某《滿婦上太后書》一篇，此非古文否？然當考其為何人所作，何其大似對山黨中人口吻耶？」 「尊報」即指汪康年經營的《中外日報》；所謂《滿婦上太后書》即指《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夏曾佑將「瓜爾佳氏」理解為「滿婦」，當為誤讀；「對山」指康有為。這裡，夏曾佑即懷疑該上書為「康黨」所作。
如果說《新聞報》和夏曾佑尚是懷疑「康黨」所作的話，那麼，嚴復在讀過該文之後，則認定此乃「康黨」所為。八月二十日，嚴復從《國聞報》上看到了《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讀後感慨良多，隨即給張元濟寫了一封長信，對該上書及「康黨」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與質疑，他說：
本日《國聞報》論說刊者乃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太后書，注云七月廿二日呈剛欽差代奏，其中詞語最足驚人，兄如未見，亟取觀之。「中外時事，非殺賊某不可」。此所謂某者，不知所指何人。然觀後文所列十款，似是當今首相；蓋非首相，他人無節制南北水陸各軍事也。書言其人強悍無識，敢無(為)不道，包藏禍心，乘間思逞；維新不可不殺，守舊更不可不殺。言語激烈，可謂至矣、盡矣。然試平心覆觀，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則真未敢輕下斷語也。以弟所聞，則不過此人與對山同日召見，在上前說過對山之不可用。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何足深恨。至後來八月十二日入樞府以後之事，則禍機已熟，所有殺逐之事，豈可遂謂皆此人所為乎？……《國聞報》將此種文字刊列，實屬造孽，可怕，可怕!
《國聞報》刊出該上書時，採用的是《中外日報》的版本，沒有出現榮祿的名字，但嚴復已經準確判斷出其所指即是榮祿。對該文抨擊榮祿之語，嚴復認為太過刻薄，並對《國聞報》刊出此文表示不滿。在嚴復看來，該文顯為「康黨」所為，因此對「康黨」大加抨擊，稱：「每次見《清議報》，令人意惡。梁卓如於已破之甑，尚復嘵嘵，真成無益。平心而論，中國時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對山等之罪過也。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輩雖喙三尺，末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語；況雜以營私攬權之意，則其罪愈上通於天矣。聞近在東洋又與王小航輩不睦；前者穰卿，後者小航，如此人尚可與共事耶？……自戊戌八月政變以後，所不欲多論者，以近於打落水雞耳。」的確，政變後，嚴復對「康黨」很少評論，而今正是「康黨」對榮祿的詆毀激怒了嚴復，才將其對「康黨」的各種不滿發泄出來。嚴復多年在天津做官、辦報，與曾任直隸總督的榮祿交往較多，對榮也頗有好感。看到自己親手創辦的《國聞報》竟刊文對榮祿如此不敬，嚴復的心情自然不快。
時人與今人之所以認為該文為「康黨」所作，絕非無根之談，而是因為該文的內容與己亥年「康黨」的宣傳若合符節。戊戌政變後，「康黨」流亡海外，為了證明自己流亡活動的合法性，一面大肆詆毀慈禧太后，揭秘宮廷矛盾，強調慈禧太后是政變的罪魁禍首，必將廢黜光緒；另一方面則將自己塑造成輔佐光緒變法的領袖，公布「密詔」，試圖尋求列強幹涉光緒復政。但在中外勢力的干涉下，慈禧太后遲遲沒有廢黜光緒，面對此一事實，己亥年「康黨」的宣傳悄然轉向，由戊戌年的詆毀慈禧轉變為詆毀榮祿，榮祿替代慈禧成為政變的罪魁禍首，他們公然呼籲殺掉榮祿。這些宣傳在「康黨」的機關報《清議報》《知新報》上大量出現，時人耳熟能詳。這裡無須一一列舉「康黨」這諸多宣傳的內容，只要看一看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知新報》刊出的《論今日變法必自調和兩宮始》一文，便可明了《上皇太后書》與「康黨」宣傳的內容是何等一致！
該文中，「康黨」分析了政變後的時局，指出：「政變以來，新黨放逐，舊臣擢用，外交內訌，紛焉並起，於時憂國之士，為今日定政策，罔不曰變法其宜哉。……夫處今日而談變法，固熟計而無疑，百慮而莫易者也。」變法的路徑如何選擇？在「康黨」看來，勤王、革命都有弊端，因此他們開出的藥方則是「調和兩宮」：「竊以為定今日之政策，措天下於泰山，變法自強，當以調和兩宮為第一義。」而兩宮不和，緣於賊臣的離間：「兩宮不和烏乎起？曰起於賊臣讒間之口，而成於賊臣篡奪之謀……蓋皇上固無謀圍頤和園之心，而西後亦無禁錮瀛台之意也。實榮祿一人言之，而一人為之矣。」因此，要和兩宮，必須先殺榮祿，「誅賊臣以謝天下，下明詔以復新政，起新黨以圖大業，而勤王之論不作，可以自保其身。革命之說不行，可以長享其國……一舉而數義備。」與此同時，「和兩宮」還須慈禧歸政，頤養於頤和園，光緒親政，「兩宮盡歡，各立許可權，頤和園之外，皇上主之。頤和園之內，西後主之，並授專權，互有限制。」據此可見，誅榮祿——太后歸政——皇上親政——和兩宮——復新政，這些見諸於杭州瓜爾佳氏上書中的內容，無一不是己亥年「康黨」宣傳中反覆出現的內容，無怪乎時人和今人都懷疑此書乃「康黨」所作。
但懷疑歸懷疑，迄今為止，尚無直接史料證明該書出自「康黨」之手。而且，己亥年間，與「康黨」持論相同者也確有其人，沈鵬即是一例。這說明，該上書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與「康黨」持論相同者之手，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三、金梁所作說
如果說「康黨」所作說只是一種懷疑與推論的話，那麼，金梁所作說則有更為直接的史料可資佐證。
譚獻八月二十九日日記記曰：「六橋來，詢悉駐防上書者瓜爾佳氏金梁字息侯，諸生，年未三十。昨舉孔子生日會者即其人。」可見，譚獻在看到《上皇太后書》後，對其作者頗為留意。「六橋」即三多，與金梁同為杭州駐防旗人，時任杭州三等駐軍都尉，當與金梁熟識。六橋的回答讓譚獻聯想起了「昨舉孔子生日會」一事。
光緒二十五年年底，唐才常致函康有為，也曾談及金樑上書太后之事，說：「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且敢明目張胆上書那拉，以膺權貴之鋒。其人名金梁，滿洲生員，年二十餘，慷慨有大節，昨嘗親至杭州，徑造其廬與談半日，聞渠日礪一劍，為殺榮、剛之用。又孔子生日親率滿人設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難六君子配之，見者愕然。」這裡所說的「孔子生日親率滿人設主大祭」與譚獻上述所言吻合。因為「徑造其廬與談半日」，所以唐才常對金梁有了更多的了解。
更為詳細的敘述來自湯壽潛的《戊戌上書記書後》，他說：
戊戌政變，黨錮案興，邏騎四齣，禁會封報，道路以目，至不敢偶語，舉世奄奄無生氣矣。乃忽有人焉，冒死發言，大聲疾呼，使人心為之一震，豈非豪傑之士哉！金君梁滿洲瓜爾佳氏，伏闕上萬言書，言詞激烈，指斥宮闈，且直詆時相，請殺之以謝天下。萬口喧傳，中外名人爭以一見顏色為榮幸。而當道取媚時相，欲羅織下獄，屈辱備至，適時相亦瓜爾佳氏，與君為同族。君兄方入覲，謁時相，時相竟嘆息謂之曰：吾族有此才而不見用，此亦宰相之責也，願先約一面。語傳事始解，然君終不往見。其後遂有常熟沈某請殺三凶之書。世之論者，往往並舉二人之名，謂吾道不孤。然君純乎忠愛士也，以視世之病狂中熱、姑發危論以是為標榜之具者，而君超然遠矣。
這裡，湯壽潛所說的「沈某請殺三凶之書」，是指翰林院編修沈鵬所上的《應詔直言折》。該折中，沈鵬公然懇請慈禧太后歸政於光緒帝，指出如果太后不歸政，將來皇上之安危，天下「不能不以為皇太后之責任」。原因在於「三凶在朝，憑權藉勢，上托聖慈之依畀，隱與君上為仇讎」。而「三凶者」即指榮祿、剛毅與李蓮英。他奏請「殺三凶」，因為「不殺三凶，以厲其餘，則將來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沈鵬該折並沒有奏上，但在各大報刊的宣傳下，沈鵬的奏摺不脛而走，轟動一時。沈鵬也因此獲罪清廷，被逮下獄。
與譚獻、唐才常相比，湯壽潛的這篇「書後」寫成較晚，可能有誤記之處，如「戊戌上書」當為「己亥上書」。但其中透露出的一些細節卻為譚、唐二人所不知。我也一直在想，為什麼同為彈劾滿族權貴，金梁得以免遭刑獄而沈鵬卻未能倖免？湯壽潛的記載給出了答案，原來是榮祿本人為金梁解了圍。而榮祿之所以這樣做，很可能是因為其與金梁同為瓜爾佳氏，於是便少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猜忌，多了份對其忠愛情切的理解。而沈鵬則不同，他非但不是瓜爾佳氏，連滿族都不是，他所奏請的也不只是殺榮祿，還有剛毅、李蓮英。而其常熟人的身份又使得剛毅聯想到他與翁同龢的關係，因此，他被下獄的結局可想而知。對此，時人記載說：「近者沈太史鵬奏參榮、剛及李蓮英，直聲震天下，雖格於堂官不得上，而海內外傳誦，譯稿通於外洋，幾乎洛陽紙貴……沈太史為常熟人，剛毅見此稿大怒，曰：『此必翁同龢主使，吾必先殺翁同龢，再殺此人。』自有此折，翁師傅之性命蓋危於累卵矣。」
上述三則史料，時間雖有不同，但一致認為《上皇太后書》為金梁所作，譚獻從六橋口中獲悉杭州瓜爾佳氏即為金梁，而唐才常則與金梁交往密切，不僅悉知金上書之事，而且對金梁的思想比較了解，證之以金梁「日礪一劍，為殺榮、剛之用」，《上皇太后書》出自金梁也是合情合理。而從湯壽潛所說的「萬口喧傳，中外名人爭以一見顏色為榮幸」一語可見，《上皇太后書》為金梁所作在當時似乎並非秘密。
事實也的確如此，金梁曾因此一上書名滿天下。對此，金梁並不諱言，在談及房師李稷勛時，他說：「余卷實由師力薦……回京後，復逢人說項，到處揄揚，故余初至都，知名者已多，又以戊、己間曾上萬言書，皆欲先得一見。如肅邸及當軸諸公，多屬人致意，余皆答以試畢再謁，不敢冒昧也。」不僅如此，《光宣小記》中，金梁曾多處提及此次上書。如在《陸文瑞公》中，他說：「陸文瑞公（潤庠）為副總裁。謙和下士，告余以待人接物之道，並笑謂：『曩見君萬言書，以和兩宮、和二黨、和四國為主，而卒請殺某某以謝天下。既言和而復言殺，毋乃不切乎？以忠直沽名，非盛世事。直道而行，難乎免於今之世。』凡訓示反覆數十言，皆切中余病，不知公何以知之之深也。余聞而悚然。」儘管金梁的自述均是多年後的回憶，不免有誇大的成分，但證之以時人的記載，該上書為金梁所上，當為無疑。而且，這在當時並非秘密，因此今人的研究也多有持此說者。
世為杭州駐防八旗的金梁，何以要上書太后彈劾「時相」榮祿，而且非要殺之不可呢？這與戊戌政變後金梁的思想主張密切相關。
金梁（1878—1962年），滿族瓜爾佳氏，字息侯，排行老三，正白旗滿洲人。自清初其先人奉調駐浙江杭州，世為杭州駐防旗人。金梁思想趨於維新，曾參與倡辦東文學社、泗水蒙學校、藏書會等。戊戌政變後，為了躲避黨禍，各地新黨聚集於東南中國，金梁與諸君交遊頗盛，且得到了眾人的認可。孫寶瑄日記曾記曰：「枚叔輩戲以《石頭》人名比擬當世人物，謂那拉，賈母；在田，寶玉；康有為，林黛玉；梁啟超，紫鵑；榮祿、張之洞，王鳳姐……沈鵬、金梁、章炳麟，焦大。」能與章太炎齊名並列，可見金梁與新黨關係之親近。而他與章太炎的交往尤為傳奇。據金梁所言，「章太炎少以排滿名，而與餘一見如故交，往來無忤……嘗偕訪宋燕生恕，宋素謹密，見而駭曰：『二君何可同游耶。』亟託詞引余出，品茗市樓，切勸至夜午不止，垂涕而道，蓋慮二人爭意見，終恐不免一傷也。余笑謝之。未幾日太炎開會演說，主排滿，當首誅金某，謂但願滿人多桀紂，不願見堯舜，滿洲果有聖人，革命難矣。於是眾皆戲稱余為滿洲聖人，而二人交往如常。」金梁確為滿人中的聖人，他之所以能與這些主張勤王與革命的新黨諸君交往，是因為戊戌政變後，清廷的誅戮六君子、株連新黨、廢除新政等做法，令他大失所望，因此轉而附和新黨，主張勤王。也正因此，他對章太炎的排滿革命雖不支持卻能理解。據記載，當章太炎《訄書》刊行之時，「漢人雖讀之感痛快，但畏禍，不敢多為傳布；而杭州駐防金梁，乃購數十部分贈滿人之識字者，說『漢人已如此，我們還可不振作嗎？』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金梁並不認同章太炎的排滿，曾與章為之發生爭執，但滿人的腐敗無能使得金梁開始離心清廷。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七日，《中外日報》刊出「節錄杭州駐防金君來函」，從中亦可見金梁的政治主張。函中，金梁對百日維新中《中外日報》的倡導變法給以肯定，「戊戌之春，大報特出，議論精宏，敘述詳明，凡我識時諸君子，均以先睹為快，大以江南，幾於家置一編，人手一紙矣。」但當政變發生，「公理不明，公道其亡」，同人對《中外日報》寄予厚望，「嘗竊竊然議曰今日恃以存一線者，其唯《中外日報》之公論乎」時，該報卻畏首畏尾，不敢秉筆直書。金梁因此批評該報「有始無終，不特大異於新政方行之際，亦且迥殊新政未舉之前，與俗浮沉，隨人俯仰。嗚呼！中國正氣果已亡且盡耶？以吾黨所推重、天下所共信之大報而乃如是，不其哀歟！不其恥歟！」最後，「素性狂直，好為盡言」的金梁表達了其對《中外日報》的期望，希望該報「大聲疾呼，細心推究，此則同人所日夕以期之者也」。據此亦可見，政變後的金梁對清廷持激烈批判的立場，是滿洲貴族中頗為激進的改革者。
唐才質也曾記述金梁戊戌己亥年間與新黨的交往，說：
戊戌己亥期間，與唐才常在滬相識，意氣尚洽。戊戌政變後秋祀孔子，約同人會祭於杭州。是日先到者為唐才常、沈藎，自滬來會，密議結合會黨，起義救國。息侯為介紹青幫首領張嘯林，是為聯絡青紅幫哥老會之始。初以孫中山先生力持排滿，不能明合。及容閎博士自美國回滬籌商，主張團結力量，綢繆國是，而孫、唐合作之議始定，蓋合君憲、革命及哥老會青紅幫而為一也。……以余所知，滿人有意勤王，亦不反對革命，除息侯外，實不多見。息侯亦誠滿人中之人傑矣。
唐才質多年後的回憶在某些細節上未必準確，但他所說的戊戌己亥期間，金梁的思想主張為「有意勤王，亦不反對革命」，則比較符合事實，可見此時金梁思想之激進。不過，戊戌己亥間，革命尚不成氣候，金梁「有意勤王」倒是實情。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幽囚，六君子被殺，新政被廢，這極大刺激了金梁，金梁遂生勤王之意。而且，綜觀金梁此期的思想，不僅《上皇太后書》中的主張，如和兩宮、光緒親政、和滿漢、殺榮祿等，與「康黨」如出一轍，而且在尊孔問題上，金梁的主張也與「康黨」並無二致。這可以從金梁「秋祀孔子」時所作的《勸祀啟》中見及。唐才質所說的「秋祀孔子」，即前述譚獻與唐才常談及的「孔子生日會」，時在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在這次聚會上，金梁作《勸祀啟》，稱：
嗚呼，中國今日幾何不為無教化之野蠻哉！君辱政奪，忠戮賢逐，法滅國裂，昏亂慘酷，至於此極。天下人心，其果死且盡矣。夫中國文明之域也，華種文明之族也，而孔子文明之大教主也，溥溥皇道，巍巍素王，雖億萬祀，寖熾寖昌，胡當斯厄，乃造奇殃，陵彝澌滅，以至淪亡，不其哀耶，不其恥耶。以觀泰西，統君統師，耶穌天主，神甫牧司，新約舊約，念茲在茲，國勢以一，人心以齊，富強之本，興也何疑。而顧我中國，道大莫容，有政無教，有君無宗，有國無統，有目無瞳，甚而強學紀年，且在禁例，是豈有惡於教之名耶？抑亦疾夫國勢之隆，人心之充，而民智之聰也。然而國統不一，師運無窮，天下存亡，匹夫有責，斯文興起，捨我其誰。八月二十七日為聖誕期，擬集同人，敬謹崇祀，以光聖教，以伸公憤。
如果我們僅從該文的內容判斷，肯定以為是「康黨」所作。即使署名為「杭州駐防某君」，如果我們不知道孔子生日會是金梁召集的話，也會懷疑這不過是《知新報》有意作偽，因為「康黨」善於作偽的觀念已經深入研究者的骨髓。但這裡，「康黨」的確沒有作偽，該文確為金梁所作。該文曾在八月二十日刊於《中外日報》，題為「孔子生日勸祀啟」，前有「杭州駐防某君擬於孔子生日糾集同志，就西湖錢王祠內舉行祝壽之禮，先期啟告同人」之語。透過該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金梁的思想、政見與「康黨」之契合，從尊孔子為教主、強學紀年再到對中、西尊教與強國關係的論述，都深深打上了「康黨」的思想印記。
縱觀金梁的一生，他與政治的關係時而密切，時而疏離，在考中進士、入京為官之後，其性格也變得平和，但在戊戌己亥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金梁確乎「素性狂直，好為盡言」，不僅「有勤王意，亦不反對革命」，與新黨諸君密切往還，其思想也與此期的很多新黨特別是「康黨」頗為相似。既如此，金梁寫出一篇內容酷似「康黨」宣傳的「忤逆」上書，便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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