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這部電影，每個中國觀眾都會想起江歌的母親
作者：廖偉棠（騰訊·大家專欄作家，影評人）
不出意料，已經在金球獎大獲豐收的《三塊廣告牌》在奧斯卡遭遇阻擊，以為是囊中之物的最佳原創劇本掄空，最佳女主角弗朗西斯·麥克道曼(Frances McDormand)以及最佳男配角山姆·洛克威爾(Sam Rockwell)力保不失，最佳影片卻敗給了《水形物語》。如此看來，奧斯卡也許還是不能接受電影里過於絕望的現實。但不妨礙，這是我心目中的去年最佳英語影片。
這種極端的小鎮離奇兇殺案背景電影，是美國電影一種另類的主流，但漸漸千篇一律，除了大衛·林奇的《雙峰鎮》系列，別的都叫人印象不深，而《三塊廣告牌》成功地拓展了這種類型電影的倫理廣度和深度，某種意義上也重啟了我們對善惡的思考。
這種大片的中文片名的翻譯，常常能看出不同地區對電影之主題的態度。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內地忠實地翻譯成《三塊廣告牌》只略微損失了原著那種對地域文化的強調；香港譯成《廣告牌殺人事件》是一種影評式翻譯，表示譯者贊同廣告牌間接殺死了好心的警長威洛比，但這樣一來就先入為主引導了觀眾的思考了。台灣譯名最莫名其妙：《意外》，這部電影里有什麼意外呢？姦殺焚屍、死於絕症、縱火傷人，這皆有因果，稱為「意外」太輕易了吧。
但後兩種態度也是片中小鎮的其他人對執著尋找殺女真兇的海耶斯的態度：「你的女兒不過死於意外，不要再向身患絕症的好警長施壓了，你難道要逼死他嗎？」針對的是海耶斯堅持要在女兒慘死現場的三塊廣告牌上刊登的三句責問：Raped While Dying／And Still No Arrests? ／How Come, Chief Willoughby?——「姦殺，兇手未落法網，威洛比警長何為？」
是的，廣告牌，除了賣廣告，還有尋人的功能——這三句話說是追問真兇，但也是在尋問執法者責任。但令人感到諷刺的是，《三塊廣告牌》里的女主角海耶斯找到廣告牌公司老闆的時候，後者正在看一本Flannery O"Connor的小說：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好人難尋》）。電影的前半段似乎在證實這句說話，但後半段卻在一片灰暗中嘗試反對這句話。
這不只是《三塊廣告牌》唯一的連環套，諸多故事細節與角色設定草蛇灰線，極其精巧的埋伏與角色們的極端性格構成了巨大的張力，而連環套閉合的一刻則讓觀眾心悅神服，這樣的匠心，是取得奧斯卡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
像這個被責問的警長威洛比，就是所有連環套里最關鍵的一環。現實中他沒有失蹤，僅僅對於偏執的尋凶者海耶斯他是未到位的，但在後者的持續責問中，也在他自己因為面對死亡的惶惑中，他漸漸歸位，不但以三封遺書改變了整個故事，甚至以清醒的自殺面對了漸漸來臨的死亡，成為一個勇者。
警長從海耶斯的痛苦中看見一個母親的悔恨，覺悟到自己的死亡過程也會令妻子自責痛苦，覺悟到釣魚遊戲可以稍稍作弊。他留下的三封遺書，除了給妻子的，其它兩封使他成為父親缺席的迪克森的父親，同時還成為丈夫缺席的海耶斯的丈夫。
威洛比警長
其中給狂躁下屬迪克森的一封最重要，喚醒了不願意麵對自己（恐同深櫃，指責別人是Gay其實自己也是Gay）和母親的迪克森，可惜陰差陽錯，這封信在迪克森失控傷人被革職之後才被他讀到，而閱讀的同時他也被海耶斯縱火誤傷——於是他面臨一個巨大的抉擇：聽從威洛克的遺囑以愛行事，還是被怨恨左右加劇與海耶斯為敵呢？他選擇了前者，即使他已經失去警權。
沒有了警察的權力反而讓他變成強者，迪克森首先反抗了不負責任的母親，這個教唆他種族歧視和威脅海耶斯好友的母親，實際上是之前那個惡劣警察迪克森的毛病根源。而在思考母親的時候，迪克森代入成為海耶斯的女兒，他理解死者繼而理解了死者的母親。其後他極力追兇，實際上是對精神父親和精神母親的雙重履諾。
比迪克森更棘手的，是海耶斯。我想每一個中國觀眾都會想到海耶斯和江歌的母親江秋蓮的異同之處，她們的悲劇和她們令人不安的言行。相同的當然是為女復仇的執念，海耶斯的困境比江秋蓮更甚，後者的殺女兇手已經被捕被判，前者卻連一丁點蛛絲馬跡都沒有。在一籌莫展中，她只能把怒火燒向說不上失職的警長。
於是我們也被拉進了威洛比警長和其它小鎮居民面臨的困境里去了。如果為了一個抽象（海耶斯並不這麼認為）的正義理念需要置具體的人於死地，任何一個事不關己的人，都會選擇反對。這種以正義之名把復仇擴大化，中國網民刻薄地稱之為「你慘你有理？」很多人從同情江秋蓮轉為厭惡甚至仇視她，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威洛比警長的境界比同情他的人高，在於他最終覺得海耶斯真的有理，他還以具體行動支持了後者：幫她墊付了一個月廣告費，讓廣告牌在他死後繼續屹立。
民眾卻不這樣想，不知道誰看不下去給廣告牌放了一把火——著火的廣告牌更讓海耶斯想起自己燒死的女兒，把她的執念推到極致，讓她決定去警察局放火報復。但誰也沒想到迪克森恰巧在警局裡，而且因為搶救海耶斯女兒的卷宗而被燒重傷——迪克森的被燒讓她從執念中首次驚醒。這一連串火的意象操演得如貫珠，編劇老到如此。
不過，這不是一個破案故事，而是一個心靈寓言。這也是《三塊廣告牌》的高明之處，電影的最後一個高潮／反高潮就是迪克森冒死取到了嫌兇的DNA，卻被證實和海耶斯女兒之死無關，這是另一個強姦犯。編劇的能力在此得到極高考驗，他想出來這個反高潮已經非常了不起，但是這樣的話故事怎樣編下去呢？或者說，角色們和我們傷痕纍纍的心怎樣進行最後的救贖呢？
「雖然他不是強姦你女兒的人，但他一定是個強姦犯！」迪克森這句話，給予了海耶斯扭轉自己行為的一線生機：是時候把私義轉化為公義了。給予她力量的，也許還有在她一籌莫展地坐在廣告牌前種花的時候，出現的那一隻麋鹿——這象徵著回報，她付出暴力得不到的回報，她付出鮮花、得到麋鹿，那恍如女兒轉世之魂的安慰。
雖然結局開放，我們不知道海耶斯和迪克森將會如何「替天行道」，也不知道海耶斯最終能否找到殺女兇手。但我們知道三塊廣告牌並非無效，它們先找回了威洛比，接著更找回了迪克森，讓前者對死、後者對生有了新的認識，最後這兩個人也多少改變了海耶斯，我們看到，她緊繃的臉孔漸漸露出了一點笑意。好人能尋，好人就在冰封乍融的心底。
（本文原標題：《好人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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