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風雲人物（十二）：「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

原標題：北洋風雲人物（十二）：「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

要說起「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就必須與一次著名的國際性會議聯繫在一起，在這次會議上的一次演講讓顧維鈞「一戰成名」，那就是1919年由美英法三國主導召開的關於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各類問題以及戰爭結束後世界格局構建的會議——巴黎和會。中國作為「一戰」的戰勝國之一也由北洋政府派出了代表團參加此次和會，分別是任此次代表團團長的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南方革命黨代表王正廷、中國駐美國公使顧維鈞、駐英國公使施肇基以及駐比利時公使魏宸祖。而在會議過程中，顧維鈞以他的專業性和職業性被公認為中國代表團的核心。

在當時的北洋政府朝野，沒有誰比顧維鈞更適合代表中國前去參會。顧維鈞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在校期間他就是學生領袖和校辯論隊成員，精通法理與外交。顧維鈞還曾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中國駐法國、駐墨西哥、駐古巴和駐英國公使等職，在當時的中國無人能出其右。而且時任駐美公使的顧維鈞與美國總統威爾遜私交甚好，這也為之後的會議辯論打下了基礎。

早在1915年顧維鈞擔任駐美公使後便開始為中國的權益努力積極不斷的爭取，同時還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一個有針對性的聯美策略，為了保證中國的利益，中國必須靠攏美國並得到美國的支持，因為在「一戰」期間，英法意俄等國均與日本簽訂了合作分贓密約，而此次和會中國所需要解決的正是日本人全力爭奪的中國山東權益問題。因此，在英法美意中只有美國是有可能唯一支持中國的西方大國。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席捲全球，時任駐美公使顧維鈞的夫人唐梅（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之女）也不幸感染了瘟疫，之後不治去世。妻子去世後不久，顧維鈞便接到國內北洋政府的來電，任命他為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顧不上悲傷的他星夜兼程，還來不及難過，就要背負責任面對這樣大的壓力與挑戰。

奔赴巴黎參加會議之前，顧維鈞專門去白宮拜會了美國總統威爾遜，顧維鈞也得到了威爾遜會在和會上支持和幫助中國的許諾。顧維鈞還成立專門研究戰後山東問題的工作小組，來準備應對會中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可是，到達巴黎後顧維鈞才得知，組織者將參加和會的戰勝國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的國家可以派出五名代表參加，第二等是三名、第三等是兩名，而中國只是被列為第三等級的國家並僅被允許有兩名代表出席。經商榷，由代表團團長陸徵祥和南方革命黨代表王正廷出席，陸徵祥是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這樣一南一北的配額也看似合理。但到了巴黎後，陸徵祥因為身體原因住進了醫院，這才由顧維鈞頂替他作為代表參會。

和會上，討論到中國山東問題時日本首先發難，他們向大會提出由日本直接接管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而中國代表團里顧維鈞自告奮勇提出要在大會發言表達中方立場。1919年1月28日上午，顧維鈞身著外交禮服出席會議，議題核心就是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如何處理。他先回顧了歷史上山東是怎樣被德國侵佔的，再說到山東是如何被日本人侵佔的，還講到在「一戰」期間日本人不顧國際慣例出兵山東，後來闡述了中國在「一戰」期間對世界作出的貢獻，北洋政府派出了十多萬名勞工前往歐洲支援前線，而這些勞工中就有相當數量的山東人。顧維鈞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說明了中國不會放棄山東的權益，也讓世界了解到日本為搶佔山東使用了哪些無恥陰謀。顧維鈞泰然自若、振振有辭，整個演講慷慨激昂、催人淚下。他依據法理進行辯論，發言內容環環相扣、有理有據、擲地有聲，演講完成後，會場一片轟動，英美首腦起立鼓掌並與顧維鈞握手，顧維鈞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國代表的一致讚揚，同時也使得各國在情感上、法理上和道義上同情中國，而一旁的日本的代表則尷尬的坐在那裡。這次演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也讓西方大國進一步了解到中國政府與人民的立場，更讓大家認識熟悉了顧維鈞。

受到稱讚和鼓勵是一回事，實際問題能否如願解決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甘示弱的日本代表向英法美等國抗議退出「國聯」（聯合國的前身）加以威脅，各大國均有所顧忌，因為「國聯」剛剛成立，如果像日本這樣一個有代表性東方強國退出，就失去了「國聯」的意義，而且日方代表表明之前與他們簽下密約的國家不能失信於他們的堅決立場。

4月22日，中國代表團接到美國的通知，由日本接收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然後再由日本歸還給中國，歸還後日本享有部分在山東的權益。即使威爾遜與顧維鈞的關係密切，但面對來自日本和其他各國的強大壓力，也只好選擇妥協。顧維鈞開始動用自己的各種關係反覆與美國交涉，他提出在簽字之時能不能加上一個補充協議或者在條約上增加一個備忘錄，說明中國時在什麼情況下籤訂的，但被美國拒絕，最後顧維鈞提出在簽字前做一個口頭說明也被美國拒絕。再如此困局之下，中國代表團顯得很無助，中國政府也在無奈下傾向於接受這個決定。消息傳回國內，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爆發，舉國上下義憤填膺，國內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團結一致要求抵制在和會協定上簽字。而在法國，中國留學生們包圍了陸徵祥養病的醫院，並責問陸徵祥的秘書，正好顧維鈞來探望陸徵祥，於是他與陸徵祥一同面見了學生代表，並表明自己不會輕易簽字的決心以及一定會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立場。在巴黎和會閉幕前五天，會方向中國代表團索要陸徵祥和顧維鈞的個人印章，二人向國內再次表達了拒簽的立場後，沒有給大會提供印章並拒絕簽字。

在顧維鈞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當天的心情：「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暗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存留在中國的歷史上。」

最終，中國代表團用拒絕到場簽字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抗議。巴黎和會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將中國山東問題擱置，並在之後的1921年11月至1922年6月舉行的華盛頓會議時得以解決，裁定日本歸中國政府其在山東的權益。

顧維鈞作為外交人員盡職盡責，努力以其所學為中國爭取話語權，通過外交途徑為中國政府贏得了尊嚴，為維護中華民族的主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此後，顧維鈞在北洋政府內先後擔任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以及代理國務總理。「九·一八」之後，顧維鈞奔波於國際社會旨為控訴日本侵略者的在華罪行，並在「國聯」與後來的「聯合國」工作。1949年隨國民政府退居台灣，後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與國際法院副院長等職，1972年退休後定居美國紐約，1985年11月14日在紐約逝世，享年九十八歲。

熟悉歐美法系，深明中國應以夷制夷的顧維鈞先生，在那個「弱國無外交」的動蕩年代，處在歷史的夾縫之中，用自己所學畢生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不愧為近代中國第一職業外交家。

201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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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往事：北伐戰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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