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芝龍與東印度公司丨《晚明大變局》

天下 03-05

原標題：鄭芝龍與東印度公司丨《晚明大變局》

樊樹志教授的《晚明大變局》第八次印刷開啟之際，是書的香港繁體版開始上市。雙喜臨門，實在是太開心的事情。上面是小編今天特別與讀者朋友們分享樊樹志老師在央視《讀書》欄目對這本書所做的介紹，請大家一起來聽聽樊老師自己怎麼說。

《晚明大變局》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晚明時期的中國被捲入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中國和世界開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下文選取一段書摘，讓我們從東印度公司、晚明和鄭芝龍的關係來走入那段歷史。

看到這樣的標題，各位可能會有一點奇怪，「尼古拉·一官」何許人也？其實他就是明末清初聲名顯赫的鄭芝龍——閩粵沿海和台灣海上貿易集團的首領。由於他會講葡萄牙語，充當外商的代理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Nicolas Iquan這個名字有一半是「洋」的，即尼古拉，是教名；另一半則是「土」的，即他的小名一官的譯音（當地人習慣把排行第一的兒子叫做一官），因此西方史籍稱呼鄭芝龍為「尼古拉·一官」。英國歷史學家博克瑟寫的《尼古拉·一官興衰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明朝末年，葡萄牙人的澳門貿易陷入了重重危機之中。葡萄牙擺脫了西班牙，恢復獨立地位，澳門不再對西班牙國王效忠，因而失去了利益攸關的馬尼拉貿易。與此同時，荷蘭人不斷騷擾澳門的海上貿易，使得澳門陷入混亂。澳門只能另闢蹊徑，開發同東帝汶、望加錫、印度支那、暹羅的貿易，作為彌補。聲名遠揚的鄭芝龍巧妙地利用這一形勢，穿梭于海盜與官軍之間，操縱對日本的貿易。

提起鄭芝龍，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輩李旦。

1. 泉州海商李旦

李旦是泉州海商，是繼林鳳之後又一個前往呂宋（菲律賓）進行貿易的巨頭，曾經一度成為中國人在馬尼拉的首領。李旦的發財致富，引起當地的西班牙人的覬覦，尋找借口把他關入囚犯船中。神通廣大的李旦從囚犯船中逃脫，前往日本，投奔他的兄弟華宇——即西人所說的「甲必丹華」（Captain Whow）。幾年之後，李旦建立起一個往返福建、澎湖與日本（平戶、長崎）的海上貿易集團。

據中國台灣學者張增信研究，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平戶商館代理人科克斯（Richard Cooks）1618年2月15日在一封信中說：「最近兩三年中，中國人開始與某一個被他們稱為高砂，而在我們海圖上稱作福爾摩薩（Formosa）的中國近海島嶼進行貿易。當地僅容小船經由澎湖島進入，而且只與中國人進行交易。該島距離中國大陸約三十『里格』，以至於每次季風來臨時，中國人利用小船從事二到三次航行。安得瑞·狄提士（Andrea Dittis）與他的弟弟甲必丹華（Captain Whow）無疑是在當地進行走私貿易的最大冒險投機者。」

據日本學者岩生成一考證，所謂Andrea Dittis就是泉州海商李旦，而Captain Whow就是李旦的兄弟華宇。李旦的大弟華宇以長崎為據點，他的二弟二官以平戶（今長崎縣平戶市）為據點，三弟則在老家泉州策應，形成一個海上貿易網。

天啟年間的福建巡撫南居益對於這種情況頗為關注，他指出：福建和浙江的商人，前往日本定居的有數千人之多，在那裡和日本人結婚成家，形成聚落，稱為「唐市」，他們裝載中國貨物運往日本交易的商船稱為「唐船」，聲勢很大，這種貿易很難取締。僑寓日本的著名人物就是李旦。他是由於江戶幕府初期對中國商人的優待政策，而在平戶定居的。

在李旦去世前兩年，福建巡撫南居益向朝廷建議，利用李旦的特殊勢力，驅逐霸佔中國台灣的荷蘭人。1624年，李旦的部下海澄人顏思齊、南安人鄭芝龍，堂而皇之率領部眾前往台灣。天啟五年（1625）顏思齊在台灣病死，鄭芝龍被推為首領。就在這一年八月，李旦死於日本平戶，鄭芝龍巧妙地接收了李旦龐大的資產和船隊，成為天啟、崇禎年間東南沿海的海上霸主。他憑藉自己的制海權，向航行於中國東南沿海的商船發放「通行證」，確保他們的航行安全，由此獲得可觀的收益。

2. 尼古拉·一官——鄭芝龍

萬曆三十二年（1604），鄭芝龍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安平鎮。泉州南部的安海港，是宋代泉州兩大港口之一，海商雲集，生意興隆，政府在此設置石井鎮，負責治安與稅收。明代此地有石井巡檢司，所以史書說，鄭芝龍是「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這個沿海港口歷來海上貿易興旺發達，為了謀生，很多人一生漂泊海上，鄭芝龍也不例外。他的父親鄭紹祖是泉州知府衙門的庫吏，舅舅黃程是海商，從事澳門與日本、澳門與馬尼拉的遠程貿易。天啟元年（1621年），他前往澳門投奔黃程，開始了漫長的海商生涯。天啟三年（1623），黃程有一批銷往日本的貨物，搭載在同鄉李旦的商船上，派鄭芝龍負責押運。由此，鄭芝龍開始與海商李旦結緣。鄭氏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一，所以小名叫做一官，弟弟芝虎、芝豹就是二官、三官。當時的澳門已經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擁有三個教會，一所貧民醫院和一個仁慈堂，大約有五千多基督徒。在這樣的氛圍下，鄭芝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取教名尼古拉（Nicolas）。以後他隨母舅黃程前往日本，受雇於早已發財致富的中國商人李旦。

李旦以日本平戶、長崎為基地，從事日本與中國福建及台灣的貿易。荷蘭人進入台灣後，李旦又把台灣作為與日本、澳門、馬尼拉、巴達維亞貿易的中轉港。李旦很欣賞鄭芝龍精明狡詐的經商本領，把他收為養子，又把幾艘商船和巨額資金交給他掌握，從事與越南、柬埔寨等地的貿易，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得到李旦加倍的信任。李旦在日本去世後，鄭芝龍名正言順地繼承了李旦的事業，一躍成為可以和外國商人抗衡的中國海商集團的首領。

大約在1621年（天啟元年）或1622年抵達平戶不久，鄭芝龍和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結婚，生下了兒子鄭森，也就是日後鼎鼎大名的鄭成功。1625年，鄭芝龍接收了李旦的船隊和財產後，活躍於閩粵沿海，被明朝當局視為海盜頭目。崇禎元年（1628）福建巡撫熊文燦無力對付這個海上霸主，便用「招撫」的手段加以籠絡，封給他一個「福建游擊」的官銜，讓他把總部設在廈門，專門對付海商與海盜一身而二任的劉香。當時劉香的勢力非同小可，擁有一百多艘船和幾千部下，1635年敗於鄭芝龍之手。此後鄭芝龍勢力如日中天，根本不聽熊文燦的節制，我行我素，地方政府奈何他不得。因此博克瑟說：「他實際上成了福建及其鄰近海域的主人。」

鄭芝龍在澳門的一段生活令他終生難忘，因而對澳門有特別的偏愛。當時日本發布禁令，禁止澳門的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貿易，鄭芝龍出面協助澳門的葡萄牙人。他派船來到澳門，裝載葡萄牙人的貨物，運往日本，只收取運費，利潤全歸葡萄牙人。

荷蘭人也企圖利用鄭芝龍。1640年荷蘭人和他達成協議，他本人不直接和日本通商，由他向荷蘭東印度公司提供合適的中國生絲和其他商品，每年賒銷100萬弗羅林，月息2.5％，為期三個月。作為交換，荷蘭人在他們的船上給他裝運5萬元貨物和5萬元金塊，記在公司的賬上，他分得最終利潤的四成。這種協議不過是一紙空文，1640年以後，鄭芝龍的船隊依舊不斷地前往日本貿易。當時出入日本長崎港的外商船隻的狀況如下：

1641年，荷蘭船9艘，中國船89艘；

1642年，荷蘭船5艘，中國船34艘；

1643年，荷蘭船5艘，中國船34艘；

1644年，荷蘭船8艘，中國船54艘；

1645年，荷蘭船7艘，中國船76艘；

1646年，荷蘭船5艘，中國船54艘。

中國船的相當大一部分是鄭芝龍的，他的海商霸主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本文摘選自《晚明大變局》（中華書局，2015.8），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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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晚明歷史的人，大都會慨嘆晚明社會文化的絢爛和思想的自由，也大都會為這種絢爛和自由因明清易代戛然而止頓足扼腕。那麼，晚明社會的絢爛是因何促就、又如何綻放的呢？最先關注這個問題的，是研究明代江南經濟史的學者，因為晚明文化繁榮的地域亦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樊樹志先生是改革開放後最早研究江南經濟史的學者之一，也是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學者之一。樊先生以學者深厚的素養和敏銳的視角，注意到了晚明社會發生的巨變，於十多年前就已提出了「晚明大變局」的概念。但當時的研究氛圍和研究成果尚難支撐樊先生的這一見解，所以自提出之後，此說並沒有得到學界和社會的關注。

最近十幾年，隨著國家對外開放的深化，國內學界與海外學界的接觸愈加密切，海外的卓越研究成果陸續湧入，更加開闊、豐富了國內學人的視野和思路。樊樹志先生面對漂洋過海而來，對國內學術界衝擊巨大的各種新思想，以研究者的冷靜態度辨偽存真，去華取實，在嚴謹考證史料基礎上勇於接受新方法，不斷拓展自己的研究，陸續出版了《晚明史》《國史十六講》等包涵學界最前沿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晚明大變局》，則是先生最近十幾年潛心研究、廣取博納的代表著作。用樊先生自己的話說，「提出晚明的大變局，並不是故意聳人聽聞，而是希望人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回過頭去看一看16世紀至17世紀的中國曾經發生的巨變，不僅對於重新評估晚明史，而且對於看清近代史以及當代史，都有莫大的好處」。

樊樹志先生雖然已年過八十，但身體康健、思維靈敏，欲將五十餘年的研究積累一展為快，創作激情相當高漲。樊先生素來珍惜時間，淡泊名利，與研究無關的事務向來不多參與。晚年更是惜時如金，每天都有五六個小時坐在電腦前寫作。先生這種沉潛的韌性，在日益為名利而浮躁的社會中，尤為可貴，也是我們年輕人應當用心學習磨練的。

花絮

最近，香港中華書局推出的繁體版《晚明大變局》上市了，小編非常高興，樊樹志先生春節期間還去了趟香港，看到了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書店裡都在醒目處擺放著《晚明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