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學鋒：散文有史，創建首推君 ——郭預衡先生訪談錄丨【京師學案】

文史 03-05

原標題：尚學鋒：散文有史，創建首推君 ——郭預衡先生訪談錄丨【京師學案】

散文有史，創建首推君

——郭預衡先生訪談錄

郭預衡尚學鋒

編者按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郭預衡先生，原籍河北玉田，1920年生。1945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後又師從著名學者余嘉錫、陳垣先生治目錄版本與史源考據之學，1947年研究生畢業。郭先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教學工作已超過半個世紀，於古代散文研究著力尤多，成果斐然。本刊特委託尚學鋒教授就做人與做學問以及有關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規律的幾個問題請教於郭先生，寫成此篇訪談錄，以饗讀者。

郭預衡先生

尚學鋒教授

近代以來，研究散文史的專著，始於陳柱的《中國散文史》。不過此書雖有開創之功，卻較為簡略，只是大致勾勒了古代散文發展的輪廓。此後出現的一些散文史，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這些著作或為斷代，或為集體編寫，很難做到一以貫之地對中國散文史作通盤的深入考察，寫出個人的獨到見解。而由個人獨立編寫大型的散文通史，談何容易！光是歷代浩如煙海的文集就足以令人望而卻步。您幾乎是積畢生精力研治中國散文史，又用了十九年的時間，終於寫成這部一百六十萬言的皇皇巨著。作為散文史，此書雖不是第一部，但從書的規模和個人獨立編寫的角度來說，它又是史無前例的。您在文學史研究中，特彆強調「史識」的重要。我覺得，《中國散文史》不僅規模宏大，功力甚深，而且視野開闊，目光深邃，往往表達獨到而精闢的見解。

郭預衡教授

不能說功力之深，也不能說有什麼獨到見解，只能說有些探索。

尚學鋒教授

做學問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注重「史識」，就要先學做人。記得您有一篇題為《做人和做學問》的文章，寫得極為中肯，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很耐人尋味：「就做人而言，有生以來，雖然經歷了幾個年齡階段，但此時回想，卻有些茫然。只覺得少年時期，有十幾年太幼稚；青年時期，有十幾年太驕傲；中年以後，直到如今，又有幾十年太糊塗。為人如此而談做人，恰如缺德而講德育，腐敗而講清廉，臉皮雖厚，也難乎為言。」這固然是先生的自謙之辭，不過，青年時期的確是人生的重要階段，您是否能就「太驕傲」三字，講一下您的治學經歷？

郭預衡教授

這篇短文講我青年時期既驕且蠢，沒有學問，讀者看後，頗有議論。有人認為，不吹牛皮，而講缺點，很不簡單。但只談愚蠢，未免過分，事實恐不如此簡單，也希望我再多談談。我思考做人和做學問的問題，大概是從上中學時開始的。記得我在天津上初中時，老師出過一個作文題目：《到校後稟父母書》。我不喜歡這個作文題，便寫了如下幾句：

我想遠方求學，還不如回到孩子的往昔去，學點真學問，即使將來轉教他人的時候，說些真話，也不算辜負了人生的第一義吧？

看了我這幾句，老師大發脾氣，認為我是和他過不去。我當時正讀魯迅所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和《出了象牙之塔》，所謂「人生的第一義」，就是廚川白村的話。我順手引用，其實並不真懂。這正如當今報刊上某些新潮文章，難讀難懂，其實作者也未必真懂。

不過，事後想來，我當時講「人生的第一義」，講「學點真學問」，雖不該惹老師生氣，卻似乎開始接觸了做人和做學問的問題。

但此後一年，爆發了「七·七事變」，我從天津逃到了鄉間。這時不能上學了，卻還想讀書。在鄉下沒有新書可讀，卻借到一批文史古籍，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不曾再想「人生的第一義」的問題，一頭埋在古書里，幾乎成了「老夫子」。所幸者，這時不僅讀了《四書》、《左傳》和《文選》，也讀了《御批通鑒輯覽》。這是一部簡明的通史，魯迅主張讀史，是曾提到此書的，我當時有所不知，只是對於古人古事，頗感興趣。例如看到古人「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也曾心嚮往之。因此後來到北京讀高中時，在作文里，便發過「使吾而得志，則必盡除社會之蜂蠍，人群之妖孽，然後使天下之人返其樂」的豪言壯語，其中就有「澄清天下」的意思。

其實，我發這樣的豪言壯語，亦如古人，只是說說而已。高中畢業，並未「得志」，卻考上了北京輔仁大學的國文系。當時大學的國文系，也有叫國學系的，我上國文系，並非抱有治國學的目的，只是和我讀過一些古書有些關係。

輔仁大學

當我大學畢業之時，正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日。這時我被留校，做了系主任余嘉錫先生的助教。這機會是很難得的，有人是很稱羨的。有位老師對我也甚鼓勵，希望我成「大器」。

我當時既做了余先生的助教，又做了陳垣先生的研究生。我本來不想「考研」，我那時還沒有今人所追求的學位觀念。一位留過洋的老師讓我考，我就考了。考時也不甚在意，四題只答了兩題。其後上課，陳先生問我：「為什麼只答兩題？」我說：「只會答兩題。」陳先生說：「兩題最多只能給你五十分，但我給你七十分。文章好，可以中舉！」我作史學研究生，就是這樣破格錄取的。

今天看來，我在余老和陳老的門下學習，如果專心努力，是有可能成個「大器」的。當時替余老翻類書，校《世說新語》；從陳老查史源，作考據。這在今天看來，是多麼難得的機遇。但我很無知，卻以為如此作下去，沒有多大出息。

這時又值解放戰爭時期，生活環境是不很平靜的。有的同窗之友開悟較早，潛往解放區革命去了。我的覺悟甚低，每天埋頭在故紙堆里，徘徊而不能去。但也自疑：如此下去，做什麼人呢？做什麼學問呢？

恰在這時，事出偶然，一位女同學和我初次相見，便傾心而談。第二天，給我一封簡訊，勸我「勉為達人」。我也回她一封簡訊，其中有云：

此心已同秋葉，始丹即殞，情苦無地，夫復何言。惟有敬遵指教，強做其所不能做之達人。

強作達人，也就不免苦悶。有時獨立樓窗之前，默誦古人詩篇，聊且排遣，還寫過一首《鷓鴣天》：

一度臨窗一度愁，春來新恨滿層樓。碧樓雲外無窮路，何處天涯是渡頭。書咄咄，幾春秋，也曾談笑罵王侯。浮生心事誰堪說，說到無聊也便休。

古人說：「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但我不能飲酒，排遣之術，只有讀書。這時余先生正在修改、補充《四庫提要辨證》的子部和集部，我也按照他的路數，涉獵子部、集部諸書。我的工作室位於圖書館書庫的旁邊，借書還書都很方便。在一個時期里，學校的圖書館，幾乎成了我個人的圖書館。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就是這時完成的，另有幾篇文章如《釋縱橫》、《漢代崇儒的真相》、《論趙蕤之〈長短經〉》等，也是這時發表於報刊的。余先生本來是看不起在「報屁股上」寫文章的，但他對我似乎破格，看了這樣的文章，沒說什麼。沒說什麼，就是認可。在師友之間，當時也有一種輿論，好像能寫文章，就有學問。於是不知不覺之間，我也成了「有學問」的人。

這時已是北京解放前夕，如果是有革命覺悟的人，是不會像我這樣讀書、寫文章、做學問的。正在這時，有的地下黨員看到我這個書獃子，似乎還可再教育，便吸收我參加了革命理論學習。1949年北京解放，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北京輔大與北京師大合併。我這時又做了北京師大的教師。

我本是研讀中國古代文史的，在教學改革中，開始學習新的理論和知識。又因「工作需要」，準備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初步計劃，就從研讀「五四」時期的幾大作家的著作開始。但問題在於：在這幾年裡，學校經常處在「運動」之中，讀書、備課，都沒有時間保證。正在這時，傳來派我出國講學的消息。當時出國講學，機會是極少的，可去的只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人選也甚嚴格。在派我之前，出國講學的葉丁易先生死於蘇聯，我是北京師大派出的第二人。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一種榮譽，但我對於出國去講漢語，表態並不積極。有一位老同志覺察到這一點，和我閑談，扯到屈原。突然問我：「《九歌》里有一句『蹇誰留兮中洲』，那上一句是什麼？」我脫口而答：「君不行兮夷猶。」對答之頃，我立即清醒：他這一問，似是對我的批評。我於是二話不說，準備出國。出國之前，不曾料到我又將有幾年來求之不得的讀書的時間。

我是被派往匈牙利的。一到布達佩斯，就像到了世外桃源。並非山水風景給我美感，而是這裡的大學，除了上課，似乎沒有什麼活動，講課之餘，有了用不完的時間。只可惜這裡沒有輔仁大學那樣的圖書館。

但又是事出偶然，有一天，我在中國駐匈大使館裡，發現一個奇蹟：館中有一間圖書室，書並不多，架上卻擺著一套二十卷本的《魯迅全集》，這是我在國內想讀而尚未讀的。據管理員說，這書只是擺設，還沒有誰讀過，並很高興地借給我。

魯迅全集

記得魯迅曾說：沒有閱歷的青年，讀他的文章是不易讀懂的。我還要補充的是：沒有歷史知識的人，魯迅的著作也是不易讀懂的。我當時三十多歲，已是成人，但閱歷不深，讀魯迅的著作，也不免費勁。所幸者。我小時早已讀過歷史，上國文系，作研究生，又兼學文史。這時讀魯迅著作，總算有些根基。

我本來是將魯迅看作「五四」時期的一位作家才讀他的著作的。有些研究魯迅的文章，也是從作家的角度立論的。通讀了《魯迅全集》，我發現魯迅不僅是作家，也是學人，而且是我從未見過的學人。同我見過的學人相比，他似是學人之中的異端、學林之外的學人。對我來說，又是前所未遇的指路人。

出國講學的第二年，碰上了匈牙利事變。蘇聯出兵鎮壓了「反革命事件」，我國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這段時間裡，我經常到我國駐匈大使館學習，這時我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想多學一點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道理。馬克思主義的幾部主要著作我都讀了，這是和在國內學習政治理論只聽報告、討論而不讀經典文本有所不同的。我讀這些書時，也和讀《魯迅全集》一樣，都作了引得和筆記。

講學兩年回國，我帶回的東西不多。其中最有用者，是讀《魯迅全集》以及馬列著作的筆記和引得。

尚學鋒教授

兩年的時間能夠獲得這樣一筆豐厚的財富，的確令人羨慕。

郭預衡教授

回到北京師大，正值1957年的「反右」期間，我好像從世外桃源又回到了世間。一天到晚，又是開會、討論、批判。最初一個時期，我是跟不上形勢的。作為一個「舊知識分子新黨員」，我曾是準備接受批評的。卻沒有料到，在很多前輩先生被錯劃為「右派」之時，我竟被錯認為「又紅又專」。如此一來，我在某些先生眼裡，也就不免討厭。直到最近十幾年間，在人家心裡，對於我這「又紅又專」，也未必釋然。

因為「又紅又專」，也就「一帆風順」。儘管「文革」初期，我和某些先生曾有共同的命運，也曾當過「牛鬼蛇神」；但到「文革」後期，我又謬被推舉，處於是非之地。如此一來，做人固不容易，做學問也難隨心所欲。

但出乎意外的是，這時雖然難於做學問，卻似乎增長了學問。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學問。」我於「世事」，雖未「洞明」，對於自己，卻有所發現。記得王充曾說：「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又說：「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論衡·謝短》）我這時發現，多年以來，考古證今，妄發議論，其實既未知古，又未知今，如此做人做學問，比青年時期還要愚蠢。還有，平生為學，服膺魯迅，但此時發現，魯迅入世太深，不是達人。平生寫字，向慕羲之，羲之憂心太甚，亦非達人。不是達人，也都難免愚蠢。認識自己愚蠢，對我來說，是最難得的學問。

尚學鋒教授

能夠如此深刻地解剖自己，足見魯迅精神對您的影響，看來要做好學問，就要先學做人。只有學會做人，才能具備洞穿歷史的「史識」，而這無疑又是撰寫《中國散文史》的基礎。下面就請您談談《中國散文史》的有關問題吧。您是什麼時候開始這部大著的寫作的？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

郭預衡教授

大約從60年代初期，我開始思考中國散文的傳統問題。在我的一本《古代文學探討集》里收了幾篇「關於散文的藝術傳統」的文字，諸如《千古文章重白描》、《略談我國的散文傳統》等，都寫於1961年。這時有出版社的同志看到我寫的這類文字，曾約我寫一本《中國散文簡史》。但到「文化革命」期間，我不能動筆，這類文章也沒有再寫下去。直到上世紀70年代之末，80年代之初，我才重新動筆，又寫了幾篇探索散文傳統的文字。其中主要的一篇，寫於我已認識自己愚蠢的1979年，題目是《精神解放和文章的變遷》，其中已有構思《中國散文史》的基本觀點。

尚學鋒教授

我記得您曾多次引用劉勰「文變染乎世情」的話。在論及先秦散文發展時，您主要論述的還是「王綱解紐」和文章的變遷。講到秦漢以後的散文發展，也體現了這一思想。

郭預衡教授

劉勰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兩句話我是經常引用的。歷代文章的發展變化，都是可以這樣看的。從晚周到戰國，從王綱解紐到百家爭鳴，先秦文章已經發展到極盛的程度。但是，物極必反，文盛之極，也復歸於質。到了秦皇一統天下，文章變化很大，劉勰曾有「秦世不文」的看法。

所謂「秦世不文」，從文章自身的發展看，像是質文互變；但從歷史發展看，又有社會原因，首先，秦始皇初並天下，隨即推行了「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專制政策。當這樣的決策付諸實施之後，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面就結束了，百家爭鳴的文章也就絕響了。在此後秦王朝的統治時期，除了李斯的幾篇刻石頌功的文字，幾乎沒有產生什麼文章。這是地主階級早期專制在文化政策上的一個特徵。這對文章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但秦二世而亡，天下又歸大亂。當楚漢之際，百家之學再興，遊學之風復起。雖然沒有出現先秦那種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已打破了文化專制的桎梏。這對於此後文章的發展也是很有影響的。

劉邦統一天下之後，並沒有立即實行文化專制政策。這是因為，一方面漢初面臨著許多困難問題，首先是經濟問題。當經濟處於困難境地的時候，就不得不放寬政策，不能隨心所欲。漢朝初定天下，並沒有實行秦始皇那樣的專制政策、包括文化專制政策，並非是因為劉邦比秦始皇為人仁恕，其所以「約法省禁，輕田租」者，乃是不得已的。在這樣的經濟困難的時期，不但顧不上實行文化專制，而且也顧不上考慮文化問題。

再一方面，劉邦初作皇帝，曾自以為天下乃「自馬上而得之」，可以不「事詩書」；下至惠帝、高後之時，蕭、曹為政，也都不講文事。但這樣一來，文化反而得到了發展，百家之學都很活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是黃老之學。漢代初年，從中央到地方，都曾推行無為之治。在這樣的政治情勢下，在文化上也就相應地有所放任，無所限制。於是在一個時期里，學術思想相當活躍，百家之學都無禁忌。當時尤為世人所重的，還有縱橫之學。直到武帝明令嚴助「具以《春秋》對、勿以蘇秦縱橫」以及丞相衛綰上疏請罷賢良文學之言縱橫者之前，縱橫之學曾是盛極一時的。由於縱橫之學曾經極盛，所以漢初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縱橫馳騁，尚有戰國之風。即使不是縱橫之士，也曾受過此風影響，例如賈誼雖傳儒學，晁錯雖習管商，而文章則「疏直激切」，無所拘忌，仍有先秦文章的風格。

還有，漢初縱橫之風盛行，也因為諸侯藩國的存在。當時吳楚諸國的文士如鄒陽、枚乘之流，大抵都有縱橫之風，其文章特點也都來自戰國。

但到武帝之世，此風開始變化。因為時國家的形勢變了，首先是經濟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武帝時國家已非常富足，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統治者的思想也就與漢代初年不同了，政策也就改變了。武帝是個能文能武的人物，他生當漢興幾十年之後，取得了較多的統治經驗，既有鑒於秦朝滅亡的教訓，也有懲於七國叛亂的教訓，於是既不重複秦朝的政策，也不再用黃老無為之治，而思改弦更張，另有作為。這時終於找到儒學作為新的統治思想。於是按照董仲舒的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

這樣一來，文章就開始了新的變化。首先體現這種變化的文章，是董仲舒的幾篇對策文字。其特點是：變縱橫馳騁為典雅醇正，變劍拔弩張為坐而論道。文章寫得含蓄委婉，儼然儒者之風，像鄒陽、枚乘那樣的辯士風度蕩然無存了。

但事物的發展是曲折的，不平衡的。武帝之尊儒術，開始在中央即遇到竇太后的阻撓，在地方也有淮南王劉安等仍以黃老相對抗。加以武帝本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語），其獨尊儒術，並不徹底。所以這時的統治思想雖然發生了變化，而實際上各種思想也還是並存的。特別是黃老思想仍佔有重要的位置。班彪、班固父子後來批評司馬遷，說他「先黃老而後六經」，其實，「先黃老而後六經」者在武帝之時，曾大有人在，不過司馬氏父子影響較大而已。

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這時的文風雖有變化，卻不是統一的。董仲舒的文章只是文風變化的一個開端。產生於這個時期的重要著作《史記》，仍是繼承了先秦的文風的，《淮南子》也是繼承了諸子的文風的。

尚學鋒教授

關於漢武帝獨尊儒術，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學產生的影響，我在這裡還想作些補充。即拿司馬遷來說，他一方面繼承了先秦的文風，但同時也自覺地效法孔子作《春秋》而寫《史記》，並且提出「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另一個作者司馬相如，在漢文帝時不願作朝廷的郎官，跑到梁孝王那裡去作門客，和遊說之徒鄒陽、枚乘等人一起為梁王作賦。可是到了漢武帝時期，他又回到朝廷。這時他的創作傾向，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在梁孝王門下作的《子虛賦》，就像您所說的，只是「誇耀齊楚苑囿之大、遊獵之盛」，「像這樣的寫法，也同遊說之辭相似」。而為漢武帝所作的《上林賦》，就有了明顯的不同。賦的內容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極力描寫天子的苑囿之大、遊戲之樂，使之壓倒諸侯，表達了貶諸侯，揚天子，維護大一統的傾向；二是寫天子主動解酒罷獵，不僅「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孤寡，存孤獨」，而且「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這是西漢儒家一再提出的改制的要求；三是進一步提出「游於六藝之圃，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登明堂，坐清廟；次群臣，奏得失」，最終做到「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明確要求以儒家思想來治理國家。賦中這些主張完全迎合了當時尊崇儒術的呼聲，有些意見是從賈誼到董仲舒等人都說過的。從相如這兩篇賦不難看出獨尊儒術所引起的文章的變化。

獨尊儒術之後，漢代的經學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特點。西漢經學重視干預時政，有較強的批判性。受其影響，不僅儒者的奏疏大膽指摘時弊，文人的辭賦也注重諷諫。司馬遷認為司馬相如的賦「與《詩》之諷諫何異」，揚雄晚年悔賦，認為賦欲諷反勸，都反映了論者對諷諫的重視。東漢的經學則帶有較強的學術性，同時也更提倡忠君保皇和道德名節。在這種情況下，班固在《兩都賦序》中就把賦與雅頌並稱，不僅強調「抒下情而通諷諭」，而且更重視「宣上德而盡忠孝」。他的《兩都賦》已不再諷諫，而是直接替朝廷說教，「折以今之法度」。他的《答客難》也表現自己「專篤志於儒學」的人生追求，而不再發牢騷。這是經學影響文章變化的例子。

儒學與文章變化的關係，在明代也很突出。您在論及晚明散文時就曾指出：「通觀明代之文，主要成就，首推萬曆諸子，尤其是公安一派倡導的『獨抒性靈』之作，其中有些小品，最具時代特色。但因突破了儒學傳統，致遭儒者譏評。而當儒學統治加強之世，這樣的文章也就難乎為繼。儒學之影響文章，亦可概見於此。」儒學影響文章的變化，這也是「文變染乎世情」的表現吧！

郭預衡教授

「文變染乎世情」，其表現是多方面的，大都與儒學有關。漢代以來，歷代帝王利用儒學對文事的干預，是影響文章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明清兩代在這方面尤為突出。這里且看明太祖朱元璋的文字禁忌：

朱元璋

朱元璋以僧人、游丐而為天子，文化水平本來不高，但他開國前後，頗重儒學。早在至正十九年（1359），便「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經師」（《太祖實錄》卷六）。於至正二十年（1360），「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世子受經學」（《太祖實錄》卷八）。又於至正二十三年（1363），「置禮賢館」，當時「陶安、夏煜、劉基、章鎰、宋濂、蘇伯衡等皆在館中」（《太祖實錄》卷十二）。《明史·儒林一》也說：「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擾攘之際，所至征如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又「設制科取士」，「亦一以經義為先」。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來看，其崇尚儒學，至為明顯。

但朱元璋之崇儒，不同於唐宗、宋祖。唐太宗優容大臣，宋太祖不殺言事之人。故唐初之文，頗多直言極諫；宋初之文，亦多言事論政。而朱元璋則不僅「雄猜好殺」（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胡藍之獄》），「以文字疑誤殺人」（同上卷《明初文字之禍》），而且對於文章寫作，特多干預。這對明初之文的發展變化，影響甚大。

朱元璋干預文章的事例甚多，其著者如開國之初，曾擬起建閱江樓，旋因恐遭天譴，又停工不建。但樓雖不建，卻令群臣為樓作記。宋濂那篇《閱江樓記》就是此時奉命寫的。朱元璋看了宋濂等人所撰之文，都很不滿，於是自作一篇，以為示範。其序云：「今年欲役囚者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興，朝無人諫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即日惶懼，乃罷其工。試令諸職事試為《閱江樓記》以試其人。及至以《記》來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無超者。朕特假為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成章，故為序雲。」在中國歷史上，君臣唱和，應制寫作的事例是不少的，但像朱元璋這樣命題作文，鄙視群臣者，則是史無前例的。

朱元璋不僅鄙視時人之文，有時還挑剔古人之文。他對於韓愈、柳宗元的文章都有評論。他有一次視察學校，看到學生有讀柳宗元的《邕州馬退山茅亭記》者，不以為然，便寫了一篇《諭幼儒敕》作為「指示」。其中有云：「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之文無益也。」朱元璋對於韓愈之文也有批評，他在《駁韓愈頌伯夷文》中有云：「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壯字奧且有音節者甚不寡，文全不誣妄理道者鮮矣。吁，難哉！朕聞儒者多祖韓文，試取觀之，及至檢間，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有疵焉。疵者何？過天地，小日月是也。」又在《辯韓愈訟風伯文》中有云：「吾觀韓愈《訟風伯》之文，知其為人也，似乎欠博觀達道理。格物致知尤未審其精。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尊，當卑者卑，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為文，永無疵矣。」從這一系列的言論來看，朱元璋大概是要以其帝王之尊來指示「今之儒者」即當代文人怎樣寫作的。在這樣的指示之下，文人學者「著筆之際」，就不得不以「至精之言以為文」，以免皇帝從中求「疵」了。

作為開國之君，日理萬機，而干預文章寫作竟如此具體，這是前史少見的。在朱元璋這樣的干預之下，明代便較早地產生了館閣之文和台閣之文。

尚學鋒教授

在文學史上，有過駢散之爭。古文家和駢文家各把古文和駢文視為文章正宗。您從漢語文章的特點去看待駢散關係，比單純地強調某一方面，更符合實際情況。

除了從漢語文章的實際出發，您還提出要從史的發展論述中國散文的特徵。這一點給人的印象也很深。寫散文史和寫一般的作品評論不同，它要求把作家和作品放到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去，加以深入考察。您在《中國散文史》中論及作家，總是指出他們的與眾不同之處，指出其作品在散文史發展中的新特點。例如論及明前期作家程敏政時，除了列舉他的論說文「議論馳騁」的特點，又收錄他的《游黃山卷引》，並結合其中表達歸隱意向的話，指出：「這樣的話從宋濂到李東陽的紀游之文中都不曾有過。由此看來，敏政之文，與歷來的台閣諸作，已有不同者。」表達歸隱願望的話，在歷代散文中並不少見，但放到明前期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就是散文史發展的一種新跡象。揭示這種新跡象，是寫散文史的一個重要任務。為此，作者不僅要全面地掌握材料，而且要具有敏銳深湛的歷史目光。《中國散文史》論及歷代散文的發展時，尤其能體現出這種史家的目光。例如關於唐代散文的發展和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書中就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見解。

程敏政

郭預衡教授

關於唐代散文的發展變化，我講的過於煩瑣，文章寫的不夠乾淨利落。如果我當年考研究生，行文如此啰唆，陳垣先生大概不會錄取我。但你今天不嫌我啰唆，又提起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我就再說一說。蘇軾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乃一時興到之言。其實，八代之文，未可稱「衰」。而且，首倡古文者，也不始於韓愈，古文運動也是有個曲折的過程的。這一點有的學人曾經講到過，我也有些探索。我認為，唐代雖亦崇儒，卻未進行文化專制。而且開科取士，選拔了大批的布衣之士；這與文章的發展變化很有關係，很值得注意。但人們論及唐文之變，往往舍此不談，而專講文章復古的經過。例如歐陽修在《蘇氏文集序》中就曾說過：「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割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這個看法在宋代是有代表性的。宋人共同的觀點是：唐文之變，始於韓愈。

但唐人的看法，似有不同。梁肅在《補闕李君前集序》中曾說：「唐有天下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這是說，在韓愈之前，二百年間，唐世之文，已經三變。《新唐書·文藝傳序》沿用三變之說，但與梁肅所說並不相同，梁肅講「三變」，是指韓愈以前的二百年間，《新唐書》講三變，貫穿了整個唐代。「三變」之說，對於後代頗有影響。現在看來，唐文之變，似可劃分更多的階段。就文風而言，變化之始，可以上溯到貞觀年間。在這以後，武周、開元，都有不同的文風。而安史之亂前後，朝政改革期間，黃巢起義前後，從唐末到五代，文章都有變化。

貞觀年間的文章變化，是同廣開才路、廣開言路分不開的。太宗在破格用人和求言納諫方面，都可以說史無前例，甚至是空前絕後。正是因此，貞觀年間，便出現了不少布衣、孤貧之士，寫了不少直言極諫之文。魏徵是其中最主要的作者。他本來不是太宗之臣，甚至曾是太宗之敵，但太宗不念舊嫌，反以為鑒。能夠愛其「疏慢」，「導之使言」（《舊唐書·魏徵傳》）。這就極大地鼓舞了魏徵以及其他諫者的積極性，寫出了許多直言極諫的文章。與魏徵同時，直諫之文的作者還有不少。貞觀年間的直諫之文，可以說是當日最有時代特徵的文章。其作者之眾，作品之多，影響之大，都是其他歷史時期所未有的。

當然，貞觀年間，也有王績那樣感嘆「才高位下」、牢騷怨憤的作者。王績的為人和為文，也是有代表性的，代表著文人失意者的情趣。貞觀年間，在唐朝乃是「治世」，生逢「治世」而抱怨「才高位下」，這是王績自視太高之故。其自我評價不全符合實際。和魏徵等人相比，王績更富於文人的氣質。他的文章也更有文學氣味。正當太宗需要政治上幫忙的時期，這樣的文人是不中用的。「才高位下」，懷才不遇，是理所當然的。

在王績以後，到了高宗時期，王勃等「四傑」出世，是更典型的文人，政治上更不中用。裴行儉曾經對他們有過評價。認為他們「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有「才名」而無「爵祿」，也就是說，政治上沒有多大用處。裴行儉的話，代表了當權在位者對於這類文人的看法。

初唐四傑

總起來看，所謂「唐初四傑」。都是懷才不遇的作者。他們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牢騷憤世的。這是一個很有時代特徵的文學現象。這和唐初以來的政治很有關係。由於破格用人，科舉取士，文人從政的機會多了，做官的慾望也大了。慾望不得滿足，就產生了懷才不遇的牢騷之文。這樣的文章，形式雖似六朝，實則不同於六朝。思想情感都是新的。這樣的文章，與直言極諫之文雖不同調，卻同屬唐初治世的文學現象。因為這些作者雖發牢騷，卻是出自從政的熱衷。這種牢騷，乃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魯迅語）。

到了武周時期，文章又有變化。武則天「革命」，建立大周，是個新的王朝。從統治思想到政權機構，都有很大的變化。武則天為人，既有權術，又懂文學；既任用酷吏，排除異己，又選拔新人，鞏固新政。而且豢養了一批御用文人，寫了一些效忠獻媚的文章。這類文章和前代相比，變化很大。

這時最典型的御用文人是李嶠、崔融、宋之問、閻朝隱等。他們的為人特點是：不同於貞觀年間的魏徵等人，不復直言極諫；也不同於貞觀以後的王勃諸子，不再牢騷憤世；而是依違新朝，媚附權幸。他們的文章特點，張說評為「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大唐新語·文章》）。實際上是近於南朝詞臣的文字。這些人的文章，是當時最合時宜的作品，符合武周王朝的政治需要。但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些作者，如陳子昂、劉知幾、朱敬則、盧藏用等，寫了另一類文章。其中最有影響的作者是陳子昂。子昂雖然也曾干謁武則天，官拜麟台正字，但他不是御用文人，而頗似縱橫之士；為文也不似詞臣之筆，而頗有縱橫之氣。子昂對武則天，似曾有過幻想。但他不曾懂得，直言極諫，可行於貞觀年間，那是當時的政治需要；至於武后之「納諫知人」則別有動機。子昂「馳俠使氣」，不免書生意氣，政治上並不成熟；而喜談「王霸大略」，也不符合武則天的政治需要。但子昂這類文章，卻不失為一代才人的直言讜論，代表著一部分布衣之士干預政治的思想傾向。對於子昂這樣的文章，當時和後代，都曾有人評論。盧藏用為子昂的文集作序，說「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這是把子昂看作唐代轉變文風的第一個作者。梁肅為李翰的文集作序，亦謂「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盧氏之所謂「道」，即指「風雅」。子昂自己也說過「文章道弊」、「風雅不作」的話（見《修竹篇序》）。其所謂「道」，和後來古文家之所謂「古文」、「古道」，有所不同。他的思想和文風同後來的古文家並非一路。世或把子昂看作韓愈之前「古文運動」的先行者，恐不其然。《陳氏別傳》說子昂「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指意，在王霸大略而已」，這一點就是同一些古文家很不相同的。

陳子昂

與陳子昂同時，和他氣類相似的作者是劉知幾和朱敬則；行文既不同於子昂，也不同於御用文人的作者，還有員半千和張鷟。

總的看來，武周一朝，為時雖短，而文章變化，卻不止一端。李嶠、崔融等的「良金美玉」之文，陳子昂的「以風雅革浮侈」之文，富嘉謨、吳少微的「以經典為本之文」，固然都可稱為文體之變，而劉知幾的駢體散行之文，變化亦不算小。張鷟的《龍筋鳳髓判》，四六之體，在當時也是獨具一格的。

開元之末，唐朝由盛轉衰。崔群《論開元天寶諷上皇甫疏》云：「人皆以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崔群這個看法是有根據的。爾後的安史之亂、藩鎮之禍、宦官之禍，都萌於此時。但國家轉入衰世，文章卻開始了盛世。從此以後，作者輩出，產生了許多憂時念亂的文章。早期的作者有李華、蕭穎士、賈至和柳識，後期的作者有元結、顧況、獨孤及和梁肅。身曆數朝、年壽較高的作者還有顏真卿。

從李華、蕭穎士以來，包括早期的元德秀、蘇源明，到後來的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其思想傾向，雖不盡同，但有共同之點，都是認為「世道陵夷」，人心不古，為文應該「救時」、「救世」。這些作者，大半都是布衣窮愁之士。心存救世，其路無由，故徒託空言，形諸文字。當然，與此同時，布衣之士裡面也有比較得志的作者，例如陸贄，身居宰輔，寫了許多「王言」。此人如果仕於開元盛時，也許成為一代「大手筆」；但是，仕當德宗之朝，周旋於昏君奸相之間，奔走於兵荒馬亂之際，所為王言奏議，也都是輔世濟時的救世之文。雖然駢四儷六，卻與歷來時文大異其趣。因此，總的看來，救時救世之文，是這個歷史階段的主要作品。

安史亂後，經過肅宗、代宗、德宗三代，一代不如一代。雖有李泌、陸贄等人補失救弊，朝政終於不可收拾。一些文人學者，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不僅為文憂世、憤世，而且頗思從政作官以救世濟時。在永貞和會昌兩次朝政改革期間，很多文人都是參與者，都有行道用世之志，興利除弊之心。這時湧現了一大批作者。前一階段有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沈亞之、劉禹錫、呂溫等，後一階段有李德裕、李商隱、孫樵、杜牧等。

我是將「古文運動」和「朝政改革」連在一起的，我看唐代「古文運動」不僅是文體的改革而已。宋之古文運動，也不僅是文體的改革而已，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尚學鋒教授

您的這些看法，突破了前人的結論，也符合唐代散文發展的實際情況。實際上，韓愈、柳宗元等人是把文章當成了宣揚革新主張的工具，這也就是所謂「文以明道」。最後還想了解一下，《中國散文史》三冊出齊之後，您又在從事哪方面的研究？

郭預衡教授

對於《中國散文史》，還打算作些補充；有些失誤，也要改正。因此非常希望聽到朋友們的指正和批評。與此同時，也在開始別一領域的探索，剛剛起步，還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