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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比鑽石更具炫耀意義

選自 《人間詞話》背景談

無用之學

這是一個「日蹙國百里」的悲傷時代,大清帝國里那些滿懷愛國主義激情的有志青年總是以實務類的學科為第一選擇。但是哲學,研究西方哲學,真不知道對這個風雨飄搖的老大帝國會有什麼好處?

洋務派元老張之洞還在孜孜不倦地鼓吹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意識形態最高綱領,似乎中國落後的只是技術而已,而意識形態依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是,走出國門的學子越多,世界的面貌被國人看到的越多,張之洞的市場也就越小。

張之洞的反對者們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技術的落後,根源在於意識形態的落後,大清帝國只要率先在意識形態上做出根本性的變革,那麼技術也好,經濟也罷,不待改善而自然可以改善。所以青年學子若留學國外,政治學、法律學才應該是首選的學科。

這兩種論調無論孰是孰非,至少都是容易被人們理解的,唯獨王國維的選擇過於極端了些。為什麼一定是哲學呢?哪怕是文學也好,至少可以像魯迅一樣以筆墨為刀槍,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橫掃千軍如卷席。

哲學分明是一門距離現實生活最遙遠的學科,研究任何一個哲學命題都不會比天文學家研究一百億光年之外的某顆星球對我們的衣食住行影響更大。除非王國維是一個完全漠然於時務的人,僅僅出於興趣而躲在象牙塔的塔尖里自成一統。

和平時代的確會出產這樣的學者,但在那個動蕩的時代,幾乎沒有人可以置身局外,王國維當然也不在例外之數。

他有自己一套特殊的想法:

意識形態實為經濟、技術之根基,以落後的意識形態追求先進的經濟、技術註定事倍功半,然而意識形態也有自己的根基,那就是號稱無用之學的哲學;

中國之所以在技術層面上落後於西方,正是中國缺乏哲學傳統,凡事皆太重實用所致;

若想對這樣的國民性做根本之改良,就必須以哲學來糾偏補弊。

這樣的論調是會徹底激怒民族主義者的,他們既無法從感情上容忍,也無法從理性上接受:

憑什麼講中國缺乏哲學傳統呢?

我們有儒家、道家、法家,有孔子、莊子、韓非子,有《十三經註疏》《性理大全》《近思錄》《傳 習錄》,一個人究竟要數典忘祖、喪心病狂到何等地步,才可以對凡此種種的思想成就一概視而不見呢?

張之洞就曾以不以為然的態度講過:西方有哲學,我們有經學。

無用之用

黑格爾提出過「中國無哲學」的觀點。倘若他對中國有足夠了解的話,想來也不會改變這個觀點,至多只會做一些細節上的修正而已。

誠然,以西方哲學的標準來看,中國思想史上能夠稱之為哲學的內容實屬鳳毛麟角。中國人是極重實用的,自先秦諸子以來,種種貌似哲學的學說實則不過是給世道人心開藥方罷了,無論怎樣深究天人之際,最後總要太快地落到功用上來。

即便在科技領域,也往往只在意技術進步而無心於基礎科學。若以嚴格的標準因名責實,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不妨更名為《中國思想簡史》,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亦不妨更名為《中國技術史》。

而西方意義上的哲學,開宗明義便是一門無用之學,衣食無憂的貴族階層藉此來彰顯自己的高貴。換言之,哲學原只是有錢有閑者的一種炫耀性消費而已。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曾為水與鑽石的悖論困惑不已:「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用水購買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反之,鑽石雖幾乎無使用價值可言,但須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

這個悖論其實易解:價值與實用性根本無關,人類天生喜歡炫耀性消費,而越是稀缺性強、實用性差的東西越有炫耀意義,鑽石恰恰二者兼備。至於哲學,完全是和鑽石一樣的東西。

哲學比鑽石更具炫耀意義,畢竟鑽石可以被任何一名暴發戶隨便買到,然而哲學沒有任何捷徑可走,需要在不事生產的悠遊歲月里慢慢打磨。

古希臘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們,正是以這樣的閑適姿態來探索哲學世界的。

耗時耗力越多而實用性越小的事物總是更有炫耀價值的,倘若你稍稍問及實用性,那麼你無疑是在羞辱這些髙貴而敏感的人。

在古希臘的哲學世界裡,就連幾何學也刻意標榜自身的非實用性。羅素在《西方哲學史》里講過這樣一則故事:「歐幾里德幾何學是鄙視實用價值的,這一點早就被柏拉圖所諄諄教誨過。據說有一個學生聽了一段證明之後便問,學幾何學能夠有什麼好處,於是歐幾里德就叫進來一個奴隸說:『去拿三分錢給這個青年,因為他一定要從他所學的東西里得到好處。』」

羅素為這則故事所做的評論可以使我們十足窺到王國維的思路:

然而鄙視實用卻實用主義地被證明了是有道理的。

在希臘時代,沒有一個人會想像到圓錐曲線是有任何用處的。

最後到了17世紀伽利略才發現拋射體是沿著拋物 線而運動的,而開普勒則發現行星是以橢圓而運動的。

於是,希臘人由於純粹愛好理論所做的工作,就一下子變成了解決戰術學與天文學的一把鑰匙了。

哲學的無用之用亦出於同樣的道理。

哲學一詞在希臘語的原意是「愛智之學」,表示這門學問僅僅是為了滿足高雅的智力趣味而存在的,別無任何實用性的意義。而這樣的學術傳統在西方世界一以貫之,直到近現代才稍稍有了一點改變。

所以哲學史上有一種非常顯見的現象,即哲學家們往往只是在理論上相信自己的理論,卻不願或不能在生活中踐行之。

例如休謨,這位以無懈可擊的論證動搖了因果律的可靠性,擊破了18世紀的理性精神,並將康德從舊信念的迷霧中喚醒的偉大哲人,在現實生活中卻也只如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一般訴諸理性,依據因果。

倘若我們以知行合一為標準來質疑他的理論,他一定會給出那個他早已經準備好的回答:研究哲學對某種氣質的人說來是個愜意的消磨時間的方法,除此之外沒有研究它的理由。

叔本華的哲學與人生表現出更強烈的反差,這個宣揚悲觀主義與禁慾哲學的人一直過著某種講究得略嫌奢華的生活。甚至直到晚年,他的功利心和競爭欲也絲毫不遜於今日職場中的鑽營之輩。

王國維若以源自孟子的知人論世之道來理解叔本華,很可能就不會有這部《人間詞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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