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老子和他的《道德經》：大時代下產生的「萬經之王」

原標題：（25）老子和他的《道德經》：大時代下產生的「萬經之王」

公元前500年前後，是中華文明初現曙光的所謂「獲麟」時代。

而這第一縷曙光，就是本文要介紹的老子和他的巨著《道德經》。老子和他的《道德經》和稍後產生孔子和他的《論語》一樣，至今仍然對中華的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著深刻影響。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是世界上除《聖經》之外發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關於《道德經》的作者老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里有這麼一段記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會跑的可以織網捕獲它，會游的可製成絲線去釣它，會飛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此段文字簡要介紹了老子的出身。據說孔子曾經向本是周朝國家圖書檔案館館長的老子問「禮」——一向強調「吾從周」的孔子大概想從老子那裡找到儒家禮教觀念的「理論基石」——讓他失望的是，他被老子當頭澆了一頭冷水：

「你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和骨頭都已經腐爛了，只有他的言論還在。況且君子時運來了就駕著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我聽說，善於經商的人把貨物隱藏起來，好像什麼東西也沒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謙虛得像愚鈍的人。拋棄您的驕氣和過多的慾望，拋棄您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志向，這些對於您自身都是沒有好處的。我能告訴您的，就這些罷了。」

令人不解的是，對孔子如此不客氣的老子，反而得到了孔子至高無尚的評價。史稱孔子回去見到他的弟子後把老子形容為「高深莫測」的「乘風雲而上天」的「龍」——使我們今天在評價某個厲害角色時，常常說他是「風雲」人物——可見老子留給孔子的深刻印象和在學問上的博大精深。

另據古文獻記載，老子自幼靜思好學。他的老師商容在教授他的過程中，發現他總是尋根問底，求知若渴。為了解開自己的疑惑，老子經常仰頭觀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為何物，以至於經常睡不著覺。後來，商容因「實乃老夫之學有盡」，遂推薦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獻記載：「老子入周，拜見博士，入太學，天文、地理、人倫，無所不學，《詩》、《書》、《易》、《禮》、《樂》無所不覽，文物、典章、史書無所不習，學業大有長進。博士又薦其入守藏室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書，汗牛充棟，無所不有」。正是在任職「周朝國家圖書館」時期，老子積累了豐富的學識，從而為《道德經》的產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在《道德經》論述體系里，「道」與「德」是兩個互為支持和補充的不可分割部分：「道」不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個體修行之道；「德」不是通常以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應必備的特殊世界觀、方法論以及為人處世方法。《道德經》中道的本意，是要教給人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礎，道是德的升華。沒有德的基礎，為人處世、治家、治國，很可能都失敗，就沒有能力去「修道」。所以修「德」是為修道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修道者更需要擁有寧靜的心境、超脫的人生，缺「德」而不可。

具體來說，《道德經》的核心思想則體現為人類需要「道法」的四層規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一，道法天地——時空律。天地宇宙，成於自然。浩瀚宇宙，無限時空，其中有何規律是人類千百年來孜孜以求的探索目標。然而，即便當今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家也不能完全揭示其中如此玄妙的和諧與平衡。而唯有《道德經》完整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維持宇宙萬物達到和諧與平衡的能量源，那就是周而復始、永不停息、無處不在的「道」。這個道就是自然生成的宇宙規律。《道德經》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宇宙的原始狀態，也就是宇宙生成以前，是混沌之氣。天為陽氣，地為陰氣，陰陽之氣互相衝和，星系得以形成，萬物得以誕生，人類得以進化。在宇宙中所有的生存關係都是由於有道法自然的規律，如陰陽、水火、日月、熱冷、有無、正負、虛實、盈虧、漲落、剛柔、禍福、宏觀與微觀、精神與物質。人在地球上生活就要遵循地球運行的規律，地球在天空中運行就要遵循天體運行的規律，天體的運行就要遵循「道」的規律，而「道」的規律就是「自然」。

其二，道法萬物——自然律。老子告訴我們：世界萬物，是由「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道」是自然運行的規律，「德」是外在的一種環境因素和條件，也包括人的外界影響。道生成萬事萬物，德養育萬事萬物。萬事萬物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形態，就是由於道生長萬物而不加以干涉，德畜養萬物而不加以主宰。老子深悟萬物之「道」，並告誡我們，若是脫離了「道」的規律而任其妄為，那麼所表現出來的事物屬性就不能稱其為「有德」，而只能稱之為「失德」、「缺德」或「無德」。「失德」者必然「失道」，而「失道」者必將走向孤立和滅亡。

其三，道法生命——本體律。道家認為，天體是一個大宇宙，而人的生命是一個小宇宙。老子認為對於生命本體，要遵從「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又補充：「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慈」心就是天地之心，包括感恩之心、責任之心、回饋之心、仁愛之心和敬畏之心等。老子指出，狂躁的東西不能長久，只有淡泊慾望，才能有益於身心。老子提倡「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心態，提醒人們，雖然身處豪華的樓觀台榭之中，仍然可以保有一份寧靜從容、超然物外的心態。對於生命本體，老子提倡要是「早服道」 ，「重積德」，就像大樹一樣把根深深地、牢固地扎進「道德」的土壤里，這樣就可以「頤養天年」。老子說：「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指出過分愛惜名譽或身體都會付很大的代價；過多的斂積財富必然遭受更大損失。

其四，道法無為——為治律。《道德經》指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這個道理可以延伸到社會上和企業上：政府不大興土木，沒有繁重稅收，人民會富足，國家會安定。對於社會上不公正、不公平的現象，老子的主張是「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對人要一視同仁，「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要像「天之道」那樣「損有餘而補不足」，要「有餘以奉天下」；要保持國家法規的穩定性，「治大國，若烹小鮮」，不要折騰百姓。老子諄諄告誡我們，治國之道要合民心、順民意，不要為了一己私利去大展宏願、另有作為；順其自然、合乎民意，才能真正有作為。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民主意識，也是我們今天講的「為人民服務」，「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只有全心全意、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才能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為我自然」。

博按：老子《道德經》的誕生，首先是那個大時代的產物。春秋中期，周朝統治日漸式微，諸侯為了爭奪霸主地位，戰爭不斷。面對嚴酷的動亂與巨大的社會變遷現實，周朝的天才知識分子老子，對當時的政治社會、自然現象和道德人生進行了深刻而廣泛的思想觀照。他發現了宇宙時空、自然生命和國家治理之間的聯繫和規律：天地運行，時空有序；萬物生長，有其聯繫；生命發展，有始有終；國家治理，當守無為之道。他呼籲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政府治理人民和發展生產，必須適應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強調政府必須以民眾為中心，在組織生產時政府只起輔助作用和無為性治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積極創造條件讓民眾實現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以司馬談（司馬遷之父）曾對黃老道家思想進行過一次深刻總結。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語出《史記·太史公自序》）。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一生研究中國，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其認為，中國文化就像一棵參天大樹，而這棵參天大樹的根在道家。李約瑟在深入研究老子、道家的過程中，晚年乾脆自稱是「名譽道家」、「十宿道人」。李約瑟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最大貢獻是他發現了道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從而為上個世紀後半葉世界範圍內的「老子熱」做出了歷史性獻。在德、法、英、美、日等國家，《老子》一書被一版再版。20世紀80年代，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譯成外國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是《聖經》，其次就是《道德經》。關於《道德經》在世界範圍內的「大熱」，除了李約瑟博士的大力推廣之外，還有一些歷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對其做出了極高的評價，今且錄之以聞：威爾·杜蘭曾說：「每個德國家庭買一本中國的《道德經》，以幫助解決人們思想上的困惑。」施羅德認為：「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諧的奧秘、尋找社會的公正與和平、追求心靈的自由和道德完滿三個層面上，對我們這個時代都有新啟蒙思想的意義。道家在兩千多年前發現的問題，隨著歷史的發展，愈來愈清楚地展現在人類的面前」。普利高津則認為：「《道德經》內容涵蓋哲學、倫理學、政治學、軍事學等諸多學科，被後人尊奉為治國、齊家、修身、為學的寶典。它對中國的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體現了古代中國人的一種世界觀和人生觀。先秦諸子、中國人的文化思想等沒有不受老子影響的。它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學、宗教等等方面」。西方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海德格爾，在其晚年轉向了對東方思維特別是對《道德經》的研究，以期打破傳統西方思維的模式和局限，力圖從東方生存智慧中追問「存在」的真理問題，在「無」的澄明狀態中，尋求人生和思維的根基。據傳，晚年海德格爾特意找人用漢字抄錄《道德經》中的兩句話：「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並製成對聯，掛在牆上，時時默誦、細細咀嚼，回味其深厚真諦。有學者認為，西方近代以來之所以如此重視《道德經》精神的吸納運用，正是見於經濟物質大繁榮背後的物慾橫流和環境破壞所做的自我調適（西方致力於改善環境與《道德經》的大熱時期比較吻合）。今天國人出國所見國外環境之變化、文明之提升，其中亦有借鑒於遠古中華文明成果的因素。而今日之中國，經濟的巨大繁榮與環境的過度破壞，導致大面積國土上經常為霧霾所籠罩，都是國人過於重視「積極、進取」的儒家精神而忽視了「自然和諧」的道家精神的惡果之一。重溫世界各國賢哲對於老子和《道德經》的倍加推崇，反思於懷寶不珍、暴殄天物的我們，寧不愧疚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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