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佩雷克的遺作，一部未能完成的長篇小說

喬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1982），法國當代著名的先鋒小說家，代表作有《53天》《物》《W或童年回憶》《字母表》《生活使用說明》。他的小說以交叉錯結的情節和獨特的敘事風格見長，1978年出版的《人生拼圖版》是法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傑作之一，被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譽為「超越性小說」的代表作。喬治?佩雷克也是「潛在文學工場」（oulipo）的重要成員，這個實驗文學團體1960年成立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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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天》是法國先鋒派小說家喬治·佩雷克所著的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是其寫作至其1982年3月3日去世為止的遺作。故事講述了一名法國殖民地教師受託追查某著名偵探小說家的神秘失蹤事件，從其失蹤前所作的一本驚險小說和手稿中搜索蛛絲馬跡，探尋隱藏在法國抵抗組織抗擊納粹的時代大背景中的複雜真相。本書收錄了佩雷克關於這部小說已完成的全部內容，第一部分包括佩雷克已經完成28章中的11章，第二部分包括作者留下的豐富的筆記和草稿，第三部分包括小說最後17章的構想，以滿足讀者對整個故事的窺探欲。在此推送一篇節選試讀，以饗讀者。

精彩試讀

5月15日

譯 | 湯城

城市仍然置於軍隊和警察的管控之下。

十天前，為了慶祝獨立20周年，古拉羅的礦工在終身總統大道舉行集會。八人死亡，包括一名婦女和一名兒童。緊急狀態宣布後，凌辱和暴行接踵而至：逮捕煽動嫌疑犯，禁止一切集會，搜查車輛，晚上6點開始燈火管制。同其他教育機構一樣，法國學校也停課了。

平日正午至5點之間，格里昂塔市是一座死城，被酷熱和寂靜壓得窒息，而現在，整天都是如此。往常傍晚這個時候，人們仍熙來攘往於和平廣場的拱廊之下，而現在，咖啡露台幾乎空了，著實讓人感到異樣。服務生一動不動，站在長滿杜鵑花的馬路牙後面，臂下夾著大圓托盤，裝作沒看見芬達廣告牌前落座的幾名軍人。一周前，「巴黎」啤酒館的侍者因為撒了一點蛋黃醬到共和國衛隊少尉身上，就被狠狠地揍了一頓。格里昂塔的服務生一點不含糊，自那以後，跟軍官暗地裡較上了勁：表面上熱情備至，卻想著法子磨蹭至少25分鐘才端上一杯檸檬汁或水果冰激凌。

我幾乎十天沒有出門。只在每晚五點一刻到五點三刻之間，在市中心溜達一小圈，就為了聽聽鳥鳴。這時候，鳥成千地聚集在桉樹林里，往常人太多，幾乎是聽不見的。上樓回家前，我順便採購些食品。吉諾寧可早點打烊，也不願意忍受警察每日三番兩次的光顧。由於燈火管制，大部分老主顧和我一樣，都寧願待在家裡。日子久了，就感到無趣。法語報紙停刊了，電視上，除了笑露金齒的終身總統和他珠光寶氣、臉頰鬆弛的大塊頭夫人，再沒有別的可看。在一小時的晚間新聞里，光這倆人就出現了四十分鐘，要麼是他接見賓客，發表演講，她為幼兒園揭幕，要麼是他們一起參加招待會。剩下二十分鐘，根據重要性遞減，依次分配給內政部長（他被視為「正往上爬的人」）、安全部門的公報、農業改革委員會的會議、足球（國民運動）、文藝花邊（孟非林少女之家的孤兒們為終身總統的訪問或手工藝和旅遊部組織的民間舞蹈國際大賽決賽準備花環），最後是天氣預報——終年壓抑的熱帶天氣。

起初，我對這種無所事事——我是說，沒什麼特別的事——的狀態倒也滿意。過去每年到這個時候，日常生活的節奏就會被打亂——備課、改作業、開家長會，都是些折磨人的活兒，簡直讓人無法忍受。這下就好比把翹首盼望的假期提前了七周，被迫放了假。我有不少閱讀計劃，比如羅森施蒂爾關於迷宮的論述、幾本偵探小說、一冊剛從巴黎寄來的填詞遊戲。可是，我對今天接到的特殊任務不僅不反感，甚至很喜歡。這對我來說是新鮮事，令我興奮不已。

早上，我接到領事的電話，他想儘快見我，邀我到希爾頓飯店（這是公認最奢華的地方之一）的酒吧共進午餐。

12點差五分，我到了希爾頓飯店。約會定在12點（我對於提前或遲到太多有近乎焦灼的恐懼）。我穿了我那件淺灰色羊駝呢西服和領帶，引來考古學院前巡邏守衛的大聲訕笑。我不怪他們。確實，只有瘋子才會在上午11點半穿著正裝、打著領帶走在格里昂塔市。我猶豫了很長時間才挑好著裝，自認為最適合這個場合，儘管它和天氣並不相稱。

希爾頓飯店前停了兩台裝甲車作為崗哨。一名身穿迷彩服、胖得出奇的士官拍遍了我衣服的縫合處，確認我沒有攜帶武器。在旋轉門的另一側，大飯店前廳通常擺放帶架書桌、供客人寫信的地方，另一名軍官坐在書桌後，要走我的護照逐頁翻檢，慢得叫人生氣，然後扔在他的墊板上，用屈尊的神氣告訴我，出來的時候歸還。

酒吧里，無論客人還是吧台前後的侍者，一個人也沒有。空調和暗影令人明顯感到涼意。營造氛圍的音樂甜膩到乏味（如果沒記錯，是根據一張老唱片改編的弦樂隊作品，名為《雨落在科莫湖上》或類似風格的曲子），因足夠低柔，並不覺得打擾。

我順勢跌坐在血紅色、包漿完美的俱樂部沙發里，開始等待。這裡不是市井小酒館，我不敢拍手喚服務生。我環視周身，試圖回憶曾幾何時來過此地：和貝阿特麗克絲？和蕾卡兒？和費德一家？似乎不經常來，而且只在我剛到此地不久的那些日子，因為依照我的品位我很快愛上了5月5日廣場上擺著長椅的露台，或法蘭西大道上義大利冷飲店的搖搖欲傾的紫藤架。然而，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裝飾藝術家懷著對流行經典範式的尊崇，成功糅合了模式化的國際都市風格、必不可少的精英氣派以及不可或缺的地方色彩：幾幅虛構的羅盤地圖複製品，表面泛著光，有些過分渲染「未知的非洲」和鬃毛怪獸，令人聯想到大膽的探險家做過的古老幻夢。槌頭雙髻鯊標本以及羚羊角、犀牛頭、象牙、巨龜的甲殼，給為壓力所迫的商人帶來盛大圍獵和批量捕魚的狂熱氣息。真品人造革沙發，烏木吧台，觸目皆是的銅製品，雕刻的玻璃，蒂凡尼的吊燈，純正蘇格蘭風情的地毯，向消費者保證西方偉大的生活藝術傳統在此得到完整保留和嚴格遵守，他們在這裡將得到「重要貴賓」的待遇，想不「重要」都難。至於原生態藝術，陳設就相對簡樸，卻具有代表性，四個赭紅色雙耳罐、幾張面具、土耳其彎刀和原始部落的標槍，綉著阿拉伯風格幾何圖樣的窄長條針茅吊毯懸掛在酒吧與大廳之間，充當了一面輕巧的牆。

快到12點10分的時候，一個身著黑斜紋布褲和紅色繡花短上衣的服務生出現了。我點了一杯啤酒，他轉身就給我端來，還送了橄欖和鹽漬小吃的拼盤。領事始終沒來。難道遲到是他的一貫風格？

我對他並不了解。和其他格里昂塔法國僑民一樣，我每年兩次收到領事館的邀請，參加純粹禮節性的園會。然而，我只在前年7月14日去過一次，我們不過寒暄了兩三句。隨後在1月份我又見了他三次，每次時間都比較長，他請我負責格里昂塔展銷會上的法國圖書展台（鑒於祖國文化在此地的深遠影響，這項工作既煩人又近乎無用，但好歹讓我有機會公費去巴黎出了趟差）。我對他的了解並不比別人多。他來格里昂塔前曾在義大利一個小城履職，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他是人們常說的樂天隨和的人，講究吃喝，資深的葡萄酒專家。網球打得好，橋牌卻很爛（這點與我正相反）。收藏礦石，偶爾進沙漠做幾次短途探險，帶回些好看的樣品。他和我差不多年紀，四十歲，正當盛年，出生在魯昂，祖先卻不是諾曼底人，沒能參加海軍，提起來還感到惋惜。他的感情生活是人們的談資，因為他妻子，一個高大金髮、略帶愁容的女人，一年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波爾多，帶著兩個還在上學的孩子。然而，在格里昂塔（不得不說，在此地，流言蜚語、中傷誹謗和道聽途說構成殖民地社交生活的主要內容），不只一位長舌婦能拿出傳言中他荒唐胡鬧的證據。普遍認為他在高爾夫俱樂部（該市最富裕的街區，聚集了部長們的別墅）那邊的一座宅邸包養了情婦，但如果這是真的，卻也夠低調的，從沒有透露半點。至於他的政治主張，並不明晰，比外交辭令還要含糊其辭：私底下，他持自由主義觀點，激烈反對終身總統的政治手段，同情躍躍欲試有所作為的工會運動者和學生；但在工作中，他言行謹慎，近乎怯懦。在我來此地前一年，一名大學兼課老師給學生念《赤報》文章，當局還沒來得及介入，領事就堅決要求把此人召回法國。他事後解釋稱，此人本來要受酷刑關監獄，並被驅逐出境的，多虧他才躲過一劫。

當地人習慣喝冰透了的啤酒，而我始終無法接受。我小口呷著啤酒，在此期間來了幾名服務生，開始為「高級點心」擺台，這是連行色匆匆的顧客也不會錯過的，接著端上了誘人的冷盤和甜點拼盤。我感到飢餓，失去耐心。

領事12點35分到的。他聽說我等了他四十分鐘顯得很驚訝，斷然肯定他跟我約在12點半。他對我喝進口啤酒感到不快，說：「您難道不知道為了不讓它變質，他們摻了什麼東西進去嗎？」自作主張要了兩杯「白羽」。我平時喝不了威士忌，但這杯摻了大量汽水，已經被稀釋了，十分清爽解渴。我們天南海北侃了幾分鐘。我注意到他特意沒有談及政局，審慎避開任何有關話題。一名領班來問我們要點什麼菜。我讓領事為我點了一份羊腿魚配木瓜，和領事點的小牛肉肋排配菠菜比起來，我點的菜少了異域風味。他帶著短促紊亂的鼻息，對著酒單看了好久，才選了一瓶冰鎮義大利氣泡紅酒。我對這個不太愛國的選擇感到驚訝。

他回答道：「我們法國的好酒到了這裡就不是那個味兒了。很少能經受長途運輸的，酒窖要靠該死的製冷才不致溫度過高。我們大可點一瓶『艾米塔日』，但很有可能口味滯重，不得不提前打開，甚至要潷一潷。」

我們起身挑選一樣甜點和幾份冷盤就座品嘗。這時領事談到我們這次會面的主題：

「塞瓦爾來看過您嗎？」

我目光離開盤子，抬頭驚訝地看著領事。

「塞瓦爾？羅貝·塞瓦爾？」

「對，就是他。」

定居格里昂塔的法國人都對羅貝·塞瓦爾有所耳聞，我也不例外。在這裡，他可以說是我們的民族驕傲。在法國他寫的偵探小說印數還經常能達到三十萬。他來這定居已經有幾年了，住在埃爾加扎勒飯店頂層的套間（要125皮阿斯特一晚！）。人們幾乎從沒在城裡見過他。那些極少數有機會接近他的人把他描述成一個非同一般的厭世者。克洛澤讀過他的兩三本書，認為寫得不壞，但不注重細節。至於我，儘管我是偵探小說愛好者——說真的，我尤其是英國作家的擁躉——我卻從沒有買他的書的衝動或想法。

「為什麼他會來看我？我都不認識他。」

「顯然，他認識您。你們上過同一所學校。」

我大吃一驚。

「塞瓦爾！我從沒有過叫塞瓦爾的同學！」

「當然有！這只是他的筆名。您不知道？他叫雷阿爾，斯特凡·雷阿爾。」

我仍然茫然地搖頭。

「這個名字，完全沒有印象。」

領事顯得驚訝，幾乎生氣。

「您會想起來的。不管怎樣，他的記性可是好得很。你們50年代初的時候一起在埃當普上過中學，初中三、四年級，整整兩個學年。你們似乎還在一個叫勒瑪吉的老師的課上做過同桌，據他說，勒瑪吉是個十足的混蛋。」

「我50年代確實在埃當普念過初三年級，那個笨蛋勒瑪吉我也記得很清楚。但雷阿爾？斯特凡·雷阿爾……」

領事瞅了眼他的表。

「聽著，我時間不多。我乘7點的航班飛巴黎，走之前還有很多事要處理。但是我還是必須把情況給您交代清楚。」

他暫停一會兒，讓服務生撤走杯盤。

「塞瓦爾上星期三失蹤了。當時他在房間里和三個人打撲克。賭博是他極少的愛好之一，您知道么？貌似他有幾次輸了個精光。」

「但是賭博在格里昂塔是被禁止的。」我提醒道。

「這正是他來此地定居的原因之一。他被歐洲大部分的賭場禁足，但是他的賭癮太強了。在這裡，他只能玩撲克，在他的房間里，輸贏很少超過一二百萬舊法郎。」

「簡而言之，有人電話找他的時候他正在打牌。他去卧室接電話。據其他三個人說，通話時長還不到三十秒。他回來後，讓牌友們繼續玩，不用等他或者邊等邊休息。他明確說要不了十分鐘就回。他去了車庫，讓守夜人把他的車開出來，他則去找飯店值班的客服經理交涉。我們後來知道他拿到了一個半小時的通行證去了法國大使館。

「其他三個牌友中，有一個是飯店總經理，查理埃。一小時後，他打電話給門房，確認塞瓦爾的確開車離開了埃爾加扎勒飯店。查理埃又接通了客服經理，不久，他們聯繫了法國使館，對方確認當晚沒有人電話聯繫過塞瓦爾，更別說召見。

「當然，我也是兩天後才被告知的。期間，塞瓦爾的紅色捷豹在阿爾茲爾街的停車場被找到。警察和使館分別展開調查。我檢查了他們找到的線索，什麼也沒發現。塞瓦爾既沒有坐飛機，也沒有乘輪船或火車。自從集會事件發生以來，所有移動的物體都受到嚴密監控，我們可以肯定這是真的。此外，沒有聽說公布任何綁架消息。官方調查仍在繼續。不過是在幾口井裡探探，在環礁湖上撈撈，每隔兩天司法警察署的小職員和使館人員象徵性地碰個頭。事實上，他們根本無心去找，能找到什麼才怪呢！

「說實話，這件事給我帶來很大麻煩，其中原因您也許難以理解。塞瓦爾意識到他受到威脅，執意要告訴我。差不多三周前，他第一次請我到埃爾加扎勒飯店共進午餐。我對此十分詫異，因為他到這兒四年，給人留下刻意迴避同胞的印象。

「餐桌上，他向我提到您。他說他在《挺進報》一篇關於我們展台亮相的文章里看到您的名字和照片，認出了您，問我您是專程從法國來辦展覽的，還是住在這裡。他得知您在法國學校教書似乎很高興，表示一定儘快與您取得聯繫。然後他說——

「『我請您來不是為了請您幫我尋訪一位老同學。我要對您說的也許在您聽來荒唐幼稚，但我覺得自己確實身處險境。

「他說完，有些不自在，我當時應該是一臉驚愕的表情。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最後我問他一個愚蠢的問題，是否收到過恐嚇信。

「『沒有，和這無關。您聽我說，我還不能跟您講發生過的事，也許這不過是我毫無根據的猜測或純粹巧合。我希望幾天後能給您確切的說法，但如果真像我所擔心的那樣，我需要您立即前來幫助，我約您是想提前知會您。

「這是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從他那裡了解的情況，直到午餐結束，我們再沒有提及這個模糊的威脅。

「接下來幾天，我等塞瓦爾聯繫我，後來等得不耐煩，我打電話到他住的飯店，但從沒聯繫上。最終是他聯繫我。5月4日，夜已過半，他給我打電話（我把我的私人電話給了他），問他能否過來找我。

「十分鐘後，他按我家的門鈴。一開門，我首先以為他喝醉了或嗑了葯，但是很快我發現是恐懼令他臉色蒼白，眼神惶恐。他跌坐進沙發，一口喝光我遞給他的杜松子酒。

「他手臂下夾著一個大牛皮紙信封。他遞給我。

「『我懇請您保存這個。拜託您，不要讓任何人看。把它鎖進您的保險柜。我知道，我確信是因為這個受到威脅。如果萬一我發生了什麼事，可以從這裡面翻檢到線索。

「我試著安慰他，建議派一個我們的人護送他，但這讓他顯得更加恐懼，他讓我保證，不管發生什麼，我都不會對任何人透露半個字。我問他有什麼計劃。

「『我不知道。我會試著回歐洲。但我擔心我的敵人不給我時間。

「我建議將我本來一直定在今天的法國之行提前幾天，跟他一起走。我的行期臨近似乎引起他高度警覺。他突然起身，向我解釋他必須馬上回去。在門口，他壓低聲音對我說：

「『但願這一切會在15號之前解決。否則，就壞了……

「他走以後，我把信封放進保險柜，回去睡覺。但半小時後，他給我打電話。電話里他的聲音有些奇怪，好像他正在解讀一條他不明白的信息。他用一種近乎病態的固執，對我解釋說，如果我出發當天——也就是今天——他沒有找我討回信封，從此就交付給您一個人保管。他會和您保持聯繫，給您必要的指示。接到他最後這通電話後，直到他四天後失蹤，他都沒有來取。」

「然而，」我指出，「他仍有時間玩撲克，好像沒事人一樣。」

「這也許是我們要解開的謎團之一。」

「信封里裝了什麼？」

領事聳聳肩。

「表面看來，就只有他最後一部書的手稿。我剛花時間瀏覽一遍，沒發現真正有用的東西。但您一定比我能讀懂字裡行間的含義。」

「您到底想讓我做什麼？我可不是偵探。」

領事遞給我一張綠票，編號為No.15597。

「您出去的時候，把這張票遞給衣帽間的女孩兒。她會給您一個黑皮公文包。您會在裡面找到塞瓦爾給我的手稿、警察和使館的初步報告以及我自己就此事做的筆記。千萬不要參與官方調查。沒有人知道您與聞此事。我將離開三周，您有充足的時間深入剖析這部小說。這是我對您的全部要求，我知道您是解謎愛好者。如果塞瓦爾可以信賴的話，這就是一個謎，線索可能就藏在書里。現在由您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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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天》

喬治·佩雷克 著

湯城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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